读蒋勋先生的《欲爱书》时，特别留心每篇文章之后的写作时间，第一篇写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一日，最后一篇写于十二月二十日，算起来，写下给Ly’s M的这十二封情书时，蒋勋先生大约五十二岁。
这是这本书的不平凡之处：本应用冲淡、平静定义的年纪，却还是有这样浓烈的感情，浓烈得如同少年：“我要从你的离去中领悟圆满”，“我决定在道德与法律之外爱你”，这爱也并非想象中的精神之爱，而和皮肤、骨骼、肌肉运动时在衣衫下的起伏、微酣时酡红的容颜紧紧牵系，有浓浓的肉味。
这爱无迹可寻，但却无处不在，不论是山川河流、广场城镇、繁星长空，还是废墟或者葡萄园，都成为思念的理由，而对Ly’s M的思念，却也只是发射塔、着陆点，从那些灿烂景象中汲取到的，经过这个发射塔的酝酿转折，又返回更深广的世界，如 E·佛洛姆的名句：“
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则我爱所有的人，我爱全世界，我爱生命。如果我能够对一个人说‘我爱你’，则我必能够说‘在你之中我爱一切人，通过你，我爱全世界，在你生命中我也爱我自己
’”。
这种爱之深广，爱之夸张，爱之荒凉，爱之上天入地，爱之披头散发，我只在极有限的别处见到过——在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改编的电影里，在周润发和林青霞主演的《梦中人》中，都有这种荒人之爱，血腥的、凶残的，前生不够后世来续，带着大甜蜜和大恐惧，在人群中打个转，照不见对方，就担心永失我爱。
被爱者经不经得起这种爱尚在其次，爱人者终于有借口，在时间荒野里建立起自己的呼啸山庄才是重点，这不是爱，是信仰，是用爱包装的泛神论。原始的，少年的，没经提炼的，因此也带着一切杂质，包括身体欲望落实之后，反而更为强烈的神秘感，和拥抱开始之时，更加无边的恐惧。
而激发这种述说的，与这种述说相伴的，是一次漫长的欧洲之旅。当Ly’s M离开后，当他在捷运站的入口处消失，思念开始了。脱离生活的庸常之境，当Ly’s M只是一个虚化的形象，述说来得毫无顾忌，像没有花树的漫天花雨。
这是少年之爱的标准方式，不要树，只要芬芳，没有树，也可以有芬芳，没有树比起有树，芬芳甚至更甚。
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内地学者正在接连发文指出蒋勋文章的硬伤，但我常常想起第一次读到蒋勋文字时的感受，大约是二十年前，在席慕容的某篇文章中，她引用蒋勋的话：“我希望看见一个人，在面貌上陌生，在精神上熟悉”。年代久远，记忆或有出入，而我翻遍席慕容的书，也找不到原文来核对，简直是太虚幻境中遇见，但那一刻的惊悸，至今仍然新鲜。
浓烈的少年时代，心中想望的，大概就是这种千人合一的爱人，面目陌生，精神熟悉，或者反过来，精神上陌生，面目上熟悉。我们的时代，没有人这样写，带着浓烈的肉味，带着永恒的饥饿感，带着少年才能够体悟的暗号这样写，甚至现在也没有。他至今仍在发生作用，使我心有所感。
一切都可以用象征、隐喻进行——台湾文艺是建筑在水上，有根，但却有限，像一个被放逐者，丧失了参与和议论家国大事的权力，于是一路向着爱和美去了，白日纵酒，青春佯狂，拥有了“停留在浪漫年龄的权利”（1945年1月的《纽约时代杂志》“青少年权利法案”提出的“十诫”之一），可以长大，但却拒绝成长，滞留在一个漫长的青春期。
内地文艺却是建在废墟上，有些格外坚实，有些格外残缺，没被摧毁的部分，有深植的基础，重新建筑起来的部分，却又扭曲得不忍细究，成长得无比凶猛，但精神结构却还是七零八落。因此，台湾的“爱”和“美”格外有扩张的余地，因为少年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