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韩刚：张彦远仕履与《历代名画记》成书考述

韩刚《张彦远仕履与〈历代名画记〉成书考述》（原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24年02期，第29-35，原文有所删减，公众号推出全文）

论文提要： 迄今，罕见对张彦远仕履与《历代名画记》（下文简称《画记》）成书之间关系的专门探讨，本文将《画记》成书纳入一般熟知的彦远左补缺、祠部员外郎、主客员外郎、舒州刺史、兵部员外郎、大理卿等职任中考察，以揭橥其仕履与《画记》成书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

关键词： 张彦远  仕履  《历代名画记》

阅读导引：

一、任左补缺（从七品上）

二、任祠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三、任主客员外郎（从六品上）

四、撰《续唐历》

五、任舒州刺史（正四品上）

六、任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七、任大理卿（从三品）

结语

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被誉为“画史之祖，亦为画史中最良之书”。同时，它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美学经典，宗白华《张彦远与》一文对其美学成就推崇备至，认为可媲美Pater（沃尔特•佩特，1834-1894）、Ruskin（罗斯金，1819-1900）、Winckelmann（温克尔曼，1717-1768），亘古不朽，[3]极为重要。学界对其成书的论述虽多，但鲜有对张彦远仕履与《画记》成书之间关系的专门研究。

张彦远生平研究学界已多，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4]、李裕民《张彦远年表》[5]、毕斐《论稿》[6]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法书要录》综合相关资料，作了较详细考察：

“合而观之，其（彦远）一生仕履可得而言，盖自宣宗大中之初（847），由左补阙(从七品上)为主客员外郎(从六品上)，寻转祠部，五年（851）奉诏修《续唐历》，疑其以本官兼史馆修撰也；懿宗咸通初（860）出为舒州刺史（正四品上），久之复入为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僖宗乾符二年（875）累迁至大理卿（从三品）。《纪》于四年（877）书以殷僧辨为大理卿，彦远此时或已卒矣。《名画记》卷一云：‘长庆初（821）大父出镇幽州，遇朱克融之乱，彦远时未龀岁。’《说文》云：‘龀，毁牙也。男生八岁而龀’，则彦远当生于元和十年（815）前后，至乾符四年（877），六十余岁矣。”[7]

大意为，彦远生于815年前后，自大中初（847）由左补阙（从七品上）为主客员外郎始，至乾符二年（875）任大理卿近30年间宦历。然有失误与未尽处，失误处如任主客、祠部员外郎先后等；未尽处如彦远大中元年之前任左补阙，之后任主客、祠部员外郎、舒州刺史、兵部员外郎、大理卿等具体方式、任期、职责及其与《画记》成书之关系等，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旧唐书》张文规传末附记：“文规子彦远，大中初由左补阙为尚书祠部员外郎。”[8]是知张彦远唐宣宗大中初（847）以前职任为“左补阙”。《旧唐书·职官二》：

“左补阙二员（从七品上）。左拾遗二员（从八品上。古无此官名。天后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敕：‘……补阙拾遣，未弘于注选。瞻言共理，必藉众才，寄以登贤，期之进善。宜置左右补阙各二员，从七品上……）补阙、拾遣之职，掌供奉讷谏，扈从乘舆。”[9]

引文“补阙、拾遣，未弘于注选”中“注选”为应试获选后注授官职之义。唐代科举制度中，凡科举考试获选者，谓之“登科”，之后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才能选授官职。而在武则天时代的最初制度设计中，补缺这一官职是用以“寄以登贤，期之进善”，授予那些“未弘于注选”者的。左补阙为从七品上，属门下省，官品虽不高，但“掌供奉讷谏，扈从乘舆”，活动于皇帝身边，甚清要。唐杜佑《通典·选举三》：

“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10]

开元四年（716）以后，补阙等供奉类官职直接由皇帝敕授，不经吏部（选司），有利于进一步解释上则资料中“未弘于注选”之意。

从这些分析可知，一是张彦远左补阙官职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二是彦远（或其家族）与当时皇帝（武宗）甚为亲近。

那么，彦远左补阙一职是如何得来的？前贤未见探讨。

颇疑其为彦远起家官，乃“用荫”而来。《旧唐书·职官一》：“有唐已来……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11]迄今未见张彦远“亲勋翊卫”职任，阙疑待考。《唐会要·用荫》：

“开元四年十二月敕：‘诸用荫出身者，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正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荫一等。”[12]

彦远祖父为张弘靖，《旧唐书·敬宗纪》：“癸卯，太保张弘靖卒”[13]；“张弘靖碑”亦有“故赠太保张公神道碑”云云[14]，“太保”属“三师”之一，为一品，但由于是卒后赠官，用荫时“赠官降正官荫一等”，只能用二品；加之“孙降子一等”，彦远所得官品应为“从七品上”，与“左补阙”相符，故彦远此官当由祖荫而来。值得提及的是，彦远用荫当不会依父荫，因史载其父张文规最高官职为湖州刺史（从三品，会昌元年［841］至三年［843］任）[15]、右散骑常侍（从三品）[16]，而“从三品子从七品下”，即张彦远若用父荫，起家官品只能是从七品下，与实际所得“从七品上”不符。一说张文规曾任尚书（依据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序》有“先君尚书少耽墨妙”[17]云云），而尚书在唐代为六部最高长官，每部一人，正三品，彦远如依此用荫，则是“从七品上”，但一是此为孤证；二是即便文规得过此官，也应在做过从三品（如湖州刺史等）之后的极晚年（约在大中七、八年［853、854］）[18]，而彦远得“左补阙”应在大中元年（847）以前，在时间上不合。

张弘靖卒于长庆四年（824）六月癸卯，故知彦远起家官“左补阙”当在该年六月弘靖卒之后，大中元年（847）之前。进一步地，张彦远始任左补阙时间可由当时官员任期推算。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五年（737）规定自六品以下四年一任，若无代者则五年而罢；唐代宗李豫广德（763—764）以后改为三年一任，无代者则四年而罢。[19]彦远于大中元年（847）由左补阙为祠部员外郎，向前推三年，即会昌五年（845）始由祖荫官左补阙（从七品上）明矣。李裕民《张彦远年表》认为张彦远“任左补缺以二年记，当在会昌五、六年间。”[20]未知何据，实则，当以当时官员任期为三年记。

如上文，左补阙为供奉类官职，由皇帝直接敕授，不经吏部，即选任谁由当朝皇帝决定，表明任职者与皇帝关系非同一般。而张彦远左补阙这一清要官职的获得应主要得力于当时宰相李德裕（787—850，字文饶，于唐文宗时官至宰相、武宗即位时［开成五年，839］再度为相，为武宗灭佛政策的推动与执行者）向唐武宗引荐。可从以下三方面看：一是《新唐书·百官一》：“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宰相事无不统。”[21]表明举荐人才乃宰相重要职责之一。二是元和十二年（817），河东节度使张弘靖（彦远祖父）辟李德裕入幕，掌书记；十四年（819），“从弘靖入朝，真拜监察御史”[22]，足见在李德裕官宦生涯中，张氏有擢拔、荐举之恩。《新唐书》张次宗本传：“李德裕再当国，引为考功员外郎，知制诰。”[23]是为李德裕引荐张次宗（彦远叔父），当有知恩图报之意，时在开成五年（839）。 约五年以后（即会昌五年，845）再引荐张彦远由祖荫官左补阙（从七品上）乃顺理成章之事。三是在《画记》中，张彦远多次提到李德裕，字里行间不难见出张李两个家族关系亲近。

而据彦远《画记》初稿写作始于会昌元年（841），成于大中元年（847）不难见出，此时段内彦远大约26—32岁。正值青壮年，思想较为成熟，精力充沛，任左补阙（844—847）时职责为“供奉讷谏，扈从乘舆”，常活动于皇帝身边，当有机会观览内府珍藏法书名画与其他相关史料，满足彦远“常恨不得窃观御府之名迹，以资书画之广博”[24]夙愿，正是《画记》编撰黄金时期，而《画记》著录名画（如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等）中很多乃内廷所见，可为显证。

《旧唐书》张文规传附记张彦远“大中初由左补阙为尚书祠部员外郎”，意为张彦远大中初（847）离任左补缺后，即转任祠部员外郎。《旧唐书·职官二》记载祠部员外郎主管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等事宜，[25]与本文论述主旨直接相关者是其中的天下寺院、僧尼之事，任期亦应为三年（847—850）。明显地，这一职务有助于佛教美术作品的调查与记录，如《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等资料收集与记录与工作应完成于任此职期间。[26]

清劳格等撰《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载彦远曾任主客员外郎，[27]但未记职任时间。前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法书要录》谓张彦远“盖自宣宗大中之初（847），由左补阙为主客员外郎，寻转祠部。”意即彦远先任主客员外郎，不久转祠部员外郎。既未出证据，又与上引《旧唐书》“大中初由左补阙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不合，盖误；李裕民《张彦远年表·宣宗大中元年》：“此职（主客员外郎）与祠部员外郎均为从六品上，同为吏部官员，故断其在今年前后。”[28]谓任“主客员外郎”在大中元年（847）“前后”，则是不确定的说法。实际上，由《旧唐书》“大中初由左补阙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祠部、主客员外郎均为从六品上，可知任主客员外郎应在祠部员外郎之后。《旧唐书·职官二》：

“主客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29]

表明张彦远任主客员外郎的职责是主管“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即主管周、隋两代皇室后裔与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前来中央进贡、朝见天子等外交事务，任期应为三年（850—853）。明显地，这一职务有利于对相关绘画题材的收集与记录，而《画记》又确实多有《职贡图》等著录，如《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职贡图》。（一，外国酋渠，诸番土俗本末，仍各图其来贡者之状，金楼子言之，梁元帝画。）”[30]；卷七《梁·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日，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梁书》具载。）又画《职贡图》并序。善画外国来献之事（序具本集。）”[31]；江僧宝条著录“《御像职贡图》”[32]；卷九《唐朝上·阎立本》：“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33]；等等，其中有些内容应是任主客员外郎时增补的。

《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篇末自注云：

“顾画维摩诘，初置甘露寺中，后为卢尚书简辞所取，宝于家以匣之。大中七年，今上因访宰臣此画，遂诏寿州刺史卢简辞求以进，赐之金帛，以画示百寮后，收入内。”[34]

李裕民《张彦远年表》谓引文“卢简辞求”中“‘辞’乃衍文”[35]，当是。卢简求为卢简辞之弟，曾任寿州刺史的是卢简求，而非卢简辞。《旧唐书》卢简求本传：“……数年，出为寿州刺史。九年，党项叛，以简求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州刺史……”[36]知卢简求约大中九年（855）以前任寿州刺史，与上引《画记》所言“大中七年，今上因访宰臣此画，遂诏寿州刺史卢简求以进”合。由引文“大中（847—859）七年（853）”知“今上”为唐宣宗李忱，彦远此条有关“顾画维摩诘”的内容当增补于大中七年以后，为现存《画记》所记最晚时间，当时彦远当还在主客员外郎任上。

《新唐书·艺文二》：“《续唐历》二十二卷（韦澳、蒋偕、李荀、张彦远、崔瑄撰，崔龟从监修。）”[37]；《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崔龟从，字玄告，清河人……龟从，元和十二年擢进士第……五年七月，撰成《续唐历》三十卷，上之。”[38]是知张彦远曾与崔龟从等修《续唐历》（现已不存），大中五年（851）成书。彦远修《续唐历》时任官未见记载，从成书时间（大中五年）上看，当在彦远任主客员外郎期间。而彦远之所以能参与《续唐历》修撰，应与《画记》初稿成于大中元年，而后任祠部、主客员外郎不断增补有关。大概由于《画记》表现出张彦远优良的史才、史学与史识等素养，而被宣宗与朝廷关注。明显地，与人合撰《续唐历》经历有助于《画记》增补修订。毕斐说：“这次编订国史的工作，便于张彦远接触内府档案资料。在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篇、卷三‘叙自古跋尾衙署’篇及卷九‘阎立本’条可以直接获取唐人履历封爵及诏命之类的第一手资料。”[39]应为知言。

张彦远《三祖大师碑阴记》：

“……会昌天子灭佛法，塔与碑皆毁。像虽毁而法不能灭，是法也不在乎塔，不在乎碑。大中初，塔复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月遂与沙门重议刊建，舒州刺史河东张彦远书于碑之阴。”[40]

是知张彦远懿宗咸通二年（861）八月前后出任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市）刺史。按唐代官制，上州刺史从三品，中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而唐代以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旧唐书·地理三》：“舒州下……乾元元年，复为舒州……天宝，户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口十八万六千三百九十八。”[41]故舒州当为中州，舒州刺史张彦远的官品为正四品上。碑文表明，在舒州刺史任上，彦远甚为关注与参与会昌灭佛后相关美术遗迹（塔、碑、像等）的调查研究与恢复重建，这些工作当然与其自髫龄始即痴迷书画等艺术，入仕以来编撰《画记》《法书要录》等密切相关，相关美术调研内容亦当有益于《画记》修订。[42]

《旧唐书·懿宗纪》载咸通六年（865）二月制以“兵部员外郎崔谨、张彦远等考宏词选人”[43]，是知唐懿宗咸通六年二月张彦远曾以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身份参与吏部“考宏词选人”选举工作，而以兵部员外郎参与吏部“考宏词选人”，应是懿宗朝惯例，如《旧唐书·懿宗纪》记咸通二年八月“以兵部员外郎杨知远、司勋员外郎穆仁裕试吏部宏词选人”[44]；咸通九年春正月“以兵部员外郎焦渎、司勋员外郎李岳考宏词选人”[45]；等等。《旧唐书·职官二》载从六品上的员外郎有二人，一人掌管贡举及杂请之事；一人掌判南曹，每年候选官员的解状、簿书、资历、考课等档案政绩，均由其核实后上报“三铨”，作为升迁依据。[46]《新唐书·选举志下》：“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47]可见，唐代吏部、兵部负责文武官吏选授考课，由二部尚书、侍郎分掌。尚书掌五品至七品选，称尚书铨；侍郎二人掌八品、九品选，分别称中铨（或西铨）、东铨，合称“三铨”。可见，张彦远所任兵部员外郎职责应为“掌判南曹”，即在武选中负责核实官吏档案与成绩，并上呈“三铨”，作为升迁依据。《画记》卷一《论画六法》：“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48]意为“自古善画者，莫非势族（五品以上官员）后嗣……而非寒门（六品以下官员）子弟方为正解。”[49]彦远这种进黜画家论点之提出，反映出其选择画家的经验与标准，与他任兵部员外郎时“掌判南曹”本职工作（官员铨选）在理路上是一致的。

《旧唐书·僖宗纪》记乾符二年秋七月，“以大理卿蔡行为丰州刺史、天德军都防御使，大理卿张彦远为大理卿。”[50]是知，张彦远乾符二年（875）秋七月连任大理卿（从三品），按当时官员任期为三年计，则彦远再任大理卿当至乾符五年（878），而《旧唐书·僖宗纪》记“（乾符）四年春正月癸酉朔，丁丑”，以“明州刺史殷僧辩为大理卿”，[51]可知彦远大理卿一职当终于乾符四年（877）正月，与《新唐书》张文规传末附记：“子彦远，博学有文辞，乾符（874—879）中至大理卿”[52]合。据《旧唐书·职官三》记载，可知彦远任大理卿时职掌为“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53]，可细分为二：

一是断狱审慎，《六典》曰：“以五听察其情……以三虑尽其理。”[54]“五听”之“气听”即观察其呼吸，理曲呼吸急促，理直则呼吸舒缓；“色听”即观察其颜色，理曲变化不定，理直色不变；“视听”即观察其眼光，理曲则胆怯，理直则坦然；“声听”即观察其声音，理曲则异常，理直则正常；“词听”即观察其说话是否得当，不当则理曲，当则理直。在审讯活动中，当事人的内心活动会通过气（呼吸）、色（颜色）、视（眼光）、声（声音）、词（说话）等表现出来，通过对这五方面异常变化的观察，由表及里，来探求内心实情。“三虑”之“明慎”为明察审慎，“哀矜”为哀怜体恤，“公平”为公平正直。明显地，“五听”“三虑”是微妙高超的审讯艺术要求，具有浓郁的现代心理学色彩，在理路上与法书名画铨定是高度一致的，不难通过细读《画记》卷二《论名画品第》《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诸篇见出，如《论名画品第》认为鉴藏法书名画的道理是一样的，都须要广见博论，不可匆匆一概而取，妄定品第，喜好与否，关键在人，而非价格。[55]而书画品第主要渊源于魏晋南北朝人才铨选（如选举制度中的九品中正制等）。

二是与刑部尚书、侍郎商议补任法官事宜。而铨选法官与上述张彦远任兵部员外郎掌判南曹、《画记》进黜画家等在理路上也是一致的。

行文至此，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是，张彦远咸通六年（865）二月始任兵部员外郎、乾符二年（875）七月再任大理卿，究竟是这两种职任影响《画记》画家选择、名画铨定内容的写作，还是《画记》成书有助于这两种职任？需要具体分析，如果《画记》定稿于大中年间，[56]则属后者，即《画记》之成有助于其兵部员外郎、大理卿职任；若大中元年《画记》初稿成后，增订持续到张彦远晚年，[57]则其兵部员外郎、大理卿职任会影响到《画记》写作。

彦远会昌四年至大中元年任左补缺（844—847），约大中元年至大中四年（847—850）任祠部员外郎，约大中四年至大中七年任主客员外郎（850—853），咸通二年（861）八月前后在舒州刺史任上，咸通六年（865）前后任兵部员外郎，乾符二年（975）秋七月至四年（877）正月任大理卿。而由《画记》初稿写作始于会昌元年（841），成于大中元年（847）不难见出，任左补阙（844—847）正是写作关键时期，有机会观览内府珍藏法书名画与其他相关资料。任祠部员外郎时（847—850）主管全国僧尼之事为本职工作，对调查、记录两京外州寺观画壁甚为有利，有助于增补《画记》相关内容。任主客员外郎（850—853）时不但应增补了顾恺之《维摩诘图》资料，也可能增补《职贡图》《外国图》等相关内容。任舒州刺史时热心佛教美术遗迹调研与重建工作，应有益于《画记》修订。任兵部员外郎、大理卿时本职工作与画家选择、名画铨定在理路上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应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