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入选美国HHMI国际青年科学家，摄于美国HHMI
记：
“最年轻的院士”这样一个光环，有没有给您带来压力？
邵：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觉得多了一些责任，就是在一些学术体制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
记：
在科研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您觉得是靠运气多一点，还是靠努力多一点？
邵：是这样的，如果你足够努力，运气总会来的；如果你不努力，不可能。
记：
您觉得在做科研的过程当中，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儿？
邵：科学探索的过程。我对一件事情原来是不明白的，全世界人都不明白，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是一种享受。
夜幕降临，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健身房里，邵峰挥舞着乒乓球拍，时而一个削球，时而一记扣杀，在防守和进攻之间自由切换。
而在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里，邵峰面对的则是另一场关于进攻与防守的较量。
我们主要是研究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跟病原之间的一个斗争。我们实验室主要是做细菌感染的，比如说像肺结核菌、霍乱、伤寒这些疾病，这些都是由细菌感染导致的。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当然他们想赢我们，我们也想赢他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去做研究，应该说是做到了世界最前沿。
眼前的邵峰，宽松T恤，运动鞋，脸上写满锐气，这与“最年轻”的院士这一标签显得极为相称。他试图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解释得更为通俗易懂，并坦言，外界更关心成果会在哪里“应用”，而这个问题对于“最前沿”的科研探索来说，似乎无解。
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探索，有时候你是不知道会走到哪儿的，它最终会对我们的健康、对人类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很多东西其实是无法在现在进行准确预测的。
要做“最前沿”，那就意味着“原创性”的探索——不知道哪条路能通向罗马，也许罗马根本就无法抵达或者不存在，一切都像是一场“冒险”。这对于邵峰而言，似乎已是司空见惯。当年他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国内做科研，又何尝不是一个“冒险”的选择。
2004年在哈佛大学博士后求学期间照片
现在可能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问题。到底能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从头开始，做出世界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当时大家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所谓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就是，别人没做出来，你做出来了；别人没发现，你发现了。这和别人造了原子弹，你也造一个，是有差别的。
和那些在海外功成名就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邵峰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32岁。2005年的夏天，已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的邵峰带着家人与整整两大箱的行李，飞回北京。
7月16日，我记得很清楚，下午三四点钟，到北京的机场。我当时没有直接去租的公寓，就直接到了实验室。我就在这个墙上挂了一个这个白板，开始跟他们讲我们要做的课题，当时实验室只有三个人，一个技术员，两个学生。
当年那个起步的实验室，现在依旧是邵峰团队坚守了多年的大本营。各种瓶瓶罐罐、实验仪器密布视线的所到之处，无不暗示着这里的科研实力；邵峰的办公室只有4平米大小，从不关门，欢迎学生进来随时讨论问题。
2007年4月，邵峰（右一）接待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左二）和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左三）参观实验室
我05年回来，07年2月份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研究内容，所有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没有从国外拿任何东西过来。想法也是在这里诞生的。所有的砖和土都是从这儿取的。
科研成果就是这样“宅”出来的。邵峰说，05年回的国，10年才第一次回母校北大。足不出户的埋头苦干，终于有了回报。除了43岁当选院士这样的荣耀时刻，邵峰还带领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期刊上，频频亮相，从07年发表第一篇开始，此后差不多每年一篇，几乎在病原菌入侵和人体防御机制的研究方面，领跑全球。
这三本杂志，如果拿体育赛事来比喻的话，那就是奥运会。就是说，这些杂志上面的文章，往往得是解决一个领域里面的一个主要科学问题，或者说这个科学发现能够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大大地往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