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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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部就班做两手准备:1937年上半年的蒋介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内争逐步平息,而日本帝国主义却积极推行武力侵华方针,中日民族矛盾愈演愈烈,以致于发生了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所谓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面抗战就此开始。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个人威望空前提高,领袖的地位已经无可撼动。1937年的上半年,蒋介石集中处理的事情并不是中日交涉,而是西安事变之后的西北善后问题。东北军的掌门人——张学良于1937年1月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蒋介石以个人名义请求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于是张学良最后落得个“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结果,此后等待他的则是长达几十年的幽禁生活。蒋介石对于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的处理策略则是想方设法调东北军离开西北,使其驻扎到距离南京更近的安徽、河南一带。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等人也看清了形势,归顺了中央。西安事变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杨虎城,在1937年初仍然与中央保持对抗的态势,强烈要求中央释放张学良,使其回到西安。几经交涉之后,杨虎城也束手就擒,并主动辞职,离开西安,出国考察。随后顾祝同进驻西安,中央军随之开进,陕甘军政问题由此基本解决。于此同时,1937年上半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也在进行,随着张学良、杨虎城问题的解决,国民政府在西北掌握了主动权之后,两党的和谈也越来越顺利。蒋介石在1937年4月的反省录中写道:“东北军由陕甘移防豫皖完毕,此自西安变乱以来为第一之要政,亦整个政策之重心,此而尚能实现,则其他内政只要略假时间,当能渐入正轨也。”在蒋介石1937年5月的日记中,已经很少能看到关于陕甘军政问题的记载。1937年5月的反省录中记载,“东北军移防完毕,整理办法商妥,与杨虎城离陕到沪遵命出洋,国家一大进步,半年来陕事已告段落矣。”此处可见蒋介石的自我成就感。
1937年6月的蒋介石,注重国内各项事业的建设,如他制作的这年6月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的20项大事,其中有18项都是对内,对外则注重对日、对俄交涉。此时中国国内的民族向心力空前加强,各项建设事业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蒋介石一心一意谋发展,并预计六年和平时间,可能成功。“三年计划甚难着手,至少须假我六年和平时间,方能有成也。”(1937年6月19日,本周反省录)蒋本人对于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是信心满满,充满了热情。“本月对于财政、经济、外交之方案研究颇有进步,心身亦较康复,对于暑期谈话计划之决定,共党问题方针之确定,四川方案之提出,英国交换参谋与谍报等,皆有长足之进步也。”(1937年6月反省录)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按部就班的处理国内事务,自认为皆有进步,自我认同感较强,内心亦怡然自得。
乐观淡定却误判形势:七七事变到淞沪会战期间的蒋介石
蒋介石是在1937年7月8日得知卢沟桥事变一事的,此时的蒋介石对于日本的战略企图并无明确了解,他做了几点猜测。“彼(日本)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主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和日方进行谈判,国民政府也谋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武装纠纷,但是与此同时,军事上的应战准备也在紧密进行当中。7月27日,日军向北平发动全面进攻,第29军仓促应战,很快北平和天津就陷入敌手,至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企图已经充分暴露。此时的蒋介石不慌不忙,对于平津的沦陷不以为然。“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无人接话,乃至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9日)蒋对于战事的突然爆发,充满了遗憾感,他甚至认为上天再给他两年时间,就能恢复当年之现状(华北事变前的华北局面),如果再有十年时间,就能收复东北全境,台湾朝鲜也将恢复甲午战争前的局面,他还设想到那个时候,他讲一手成就扶持朝鲜独立的大业。尽管现实充满意外,但是凡事皆事出有因。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华北大动兵戈,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蒋介石在这一时期是比较骄傲的,对日本有蔑视之感,并没有觉得日本多么强大、残暴,也未能预测到战事会发展到后来那般惨烈持久之地步,,蒋甚至还有些盲目的乐观,兹举证如下。“倭寇内多矛盾,外成孤立,暴行态势毕露无疑。”(《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4日),“倭寇驻汉海军与租借撤退,此其畏我长江有备,不敢挑战之表示乎”(《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7日本周反省录)“倭寇政略与战略自占领平津之后,已陷入极度不能自拔之境,余菲至此不能战争也,今已至其时,胜算已操于我矣。”(《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9日)淞沪会战开始之后,蒋的盲目乐观和自信表现的更加明显,有时甚至还祈求神灵保佑。8月14日记载,“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够急胜也。”8月15日记载,“昨日空战杭州胜利,击落敌机三架,本日京杭空战皆获大胜。二日来共击落敌机已发现者十七架之多,而我军仅损失三架,倭寇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淞沪会战进行到8月底,蒋对日军之蔑视,对中国军队之自信已经达到顶峰,认为日军不难制胜。“平津沦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对倭抗战,以倭寇内部之虚弱及其对华之横暴,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反省录)
淞沪会战期间,蒋仍能保持晚上阅读经书的习惯,在这期间的笔记中,经常能看到他晚上阅读《孙子》的记载,其淡定从容由此可见一斑。然而随着战事的进展,中国方面逐渐处于不利态势,10月底中国守军大部已经转移到苏州河南岸阵地。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从西南方向包围中国军队,至此日军对中国守军已经形成合围之势,战局成败已定,11月8日起中国军队开始全线撤退,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是一次打给外国人看的战役,蒋介石是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淞沪地区,不适合大兵团阵地战,但是因为上海地区,外国势力错综复杂,欧美诸国在此均有重大利益,蒋介石对于国联和九国公约会议均抱有极大的期望,乃至成为一种主观幻想,希望国际势力作为第三方干涉中日战争,从而到达和平之目的。“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反省录)然而蒋介石当时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和判断是错误的。欧洲的纳粹德国正迅速崛起,英法对之实行绥靖政策,无暇顾及远东局势。美国此时正陷于强大的中立主义思潮中不能自拔,无意插手中日战争。苏联开始了内部大清洗,是这个时期唯一的一个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抗战的国家。国际局势真正变得对中国有利,那已经是1940年之后的事情了。蒋介石这期间一直寄予希望的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最终狠狠抽了蒋一记耳光。国联第十八届常会通过《建议书》,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与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的会议,调解中日冲突。于是1937年11月3日至24日,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中、美、英、法、苏等19个国家参加了会议,日本和德国拒绝出席。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除发表泛泛的谴责之词外,谁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会前,控制会议的英、美两国都商定,凡有损于对日关系的任何提议,他们一慨不提,从而注定此次会议将一无效果。苏联代表支持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但不愿单独卷入冲突。经过3个星期的空谈,11月24日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强调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采取和平程序。会议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使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亚太地区进行侵略扩张活动。
11月8日中国军队开始撤离淞沪战场,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仍然自欺欺人的写道:“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命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耳。惟藉此战略关系,使敌知我非力尽而退,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而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必甚大也。”战事至此,任何的自我安慰的话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淞沪会战国军战略判断失误,防守政策不利,遭到日军侧面袭击,最终上海沦陷。
忧愤伤感但意志坚定:首都沦陷前后的蒋介石
淞沪会战的失利,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中日双方,百万大军鏖战三个月,最终日军技高一筹,这场战争的未来也变得扑朔迷离。11月12日蒋介石开始考虑迁都问题,他不得不承认,此时中国抗战形势已经十分恶劣,盲目的自信乐观实不可取。“苏州河南岸阵地放弃以后,与上海策源地完全隔离,战局大变,形势必更恶劣也。”(《蒋介石日记》11月13日本周反省录)此时的蒋介石日记中,很难看到之前的那种乐观自信的记载,所见更多是忧愤郁郁之记载。如蒋在11月16日写道:“上下昏愚,士人造谣,不利之时更争意见,反动分子乘机而起。前途茫茫,不知何所底止矣。”11月26日蒋前往中山陵祭奠孙中山,当天日记充满伤感之情,“上午谒陵与将士公墓,不知何日再得谒见矣。”字里行间,充满着无奈和悲情。蒋11月27日听闻陈诚在宣城遭敌机轰炸,心里不安。虽然属下屡屡劝说蒋介石尽快离开南京,但是蒋介石本人十分不愿意离开南京,能留一日是一日,他对南京充满了依依不舍之情。“对上对下、对生对死、对手造之首都。实不忍舍弃,依依之心,不知为怀矣。”(《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27日)
12月3日起,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攻至溧水地区,7日开始进攻南京外围阵地,南京保卫战打响。战局至此,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倭寇进行长久作战。“今日除在时间上做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于死命。”(《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反省录)12月1日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的日记却没有喜庆之意,“结婚已足十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个之十年,究不知如何变化?惟竭尽吾俩之心力,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期达吾人结婚之目的而已。”12月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到达庐山。9日南京激战正酣之际,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游览三峡涧外之风景。“在三峡涧上听泉,静思时局与前途,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9日)对于南京之沦陷,蒋介石似乎早有心理准备,12月12日的日记中,只有平凡从容的一句话,“本日南京唐孟潇(唐生智)处已无人接电话,敌已过江占领江浦,则南京恐已不守乎。”
从七七事变到首都沦陷,蒋介石的心路历程像是一个过山车,经历了大起大落。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国内局势空前光明,蒋介石的领袖威望达到一个顶峰。1937年的上半年,蒋按部就班,淡定从容的处理了张学良、杨虎城问题,稳定了西北局面,安置了东北军,恩威并施招来四川的刘湘的拥护。前一年两广事变之后,桂系也已经归顺中央,全国局面一派大好。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好景不长,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蒋在战争伊始,信心满满,乐观从容。淞沪会战期中,一面命令国军死守,一面抱幻想于国际干涉。殆至淞沪会战失败及布鲁塞尔会议的无果而终,蒋介石才冷静下来,重新思考中日战局的未来走向问题。他一手建造之首都南京,虽然很快落入低手,但是蒋并没有因此变得意志消沉。在伤感之余,更多的则是抗战到底的坚强和果敢。“持久抗战到底,我固危殆,而敌亦消减矣。”(《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8日)1937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文字,“去年今日犹在南京与益之(朱培德))、天翼(熊式辉)等密商大局也,未知明年今日将如何耶。”尽管此时的中日战争仍然前途未卜,茫然不知结果。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坚持到底,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英勇不屈的中华儿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