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宋太祖“以孙为子”考辨——兼析王继恩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传言｜202501-106（总第29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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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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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以孙为子”考辨

——兼析王继恩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传言

文 / 顾宏义

惟吉生甫弥月，太祖命辇至内廷，择二女媪养视之，或中夜号啼，必自起抚抱。……太祖崩，惟吉裁六岁，昼夜哀号，孝章皇后慰谕再三，始进[]粥。太宗即位，犹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兴国八年，始出居东宫，授左监门卫将军，封平阳郡侯，加左骁卫大将军，进封安定郡公。淳化四年，迁左羽林军大将军。至道二年，授阆州观察使。凡邸第供亿，车服赐与，皆与诸王埒，自余王子不得偕也。……惟吉好学，善属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抚养备至，亲为栉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画像、服玩、器用赐惟吉，岁时奠享，哀慕甚至。每诵《诗》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贤孝。

由“太祖崩，惟吉裁六岁”，太祖崩于开宝九年（976年），故推知惟吉出生于开宝四年（971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月戊戌，太宗将其长子德崇改名元佐、次子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严改名元隽、第五子德和改名元杰，同时将“皇侄孙德雍改名惟吉。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爱之，视如己子，故与诸叔联名。上即位，犹居禁中，于是出閤，始改名焉”。魏懿王即德昭。《宋会要辑稿·帝系》亦载惟吉“幼养宫中，太祖视之如子，与诸叔联名德雍。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授右监门卫将军。端拱元年二月，改今名，进左骁卫大将军。至道二年二月，进阆州观察使”。则德昭之子出生方满月，即为太祖接入宫中养育，“视如己子”，并赐名曰德雍。因太祖开国称帝以后，不欲其弟赵光义、赵廷美诸子与己子有异，遂一视同仁，故其名皆以“德”字排行。“太祖即位后有旨，诸房子并称皇子、皇女。有言恐无差别，上曰：‘犹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别，朕不欲为也。’”故廷美“长子德恭初除贵州防御使，称皇第四子，与德昭、德芳同，而其长女亦封云阳公主，女婿韩崇业除右卫将军、驸马都尉，循故事也”。至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廷美“得罪，下诏削其子女封爵，并云德恭、德隆宜称皇侄”。史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二月，“以皇子德恭为贵州防御使，齐王廷美之长子也”。所授之官同于德昭、德芳。即德昭、德芳分别于乾德二年（964年）六月、开宝九年三月授贵州防御使。由此可知，德昭之子为太祖所养育，“视如己子”，并赐名德雍，“与诸叔联名”者，其实乃指太祖实以其孙为己子也。

据《宋太宗皇帝实录》载，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太宗诏改德崇等五子之名的同时，并诏“皇侄孙文雍改名惟吉，文治改名惟正，文起改名惟忠，文扆改名惟贞”。检《宋史·宗室传》称德昭有五子，惟正、惟吉、惟和三人皆未云其曾经改名，然又称惟固“本名元扆，太平兴国八年，改赐名，授左千牛卫将军”；惟忠“初名文起，太平兴国八年赐今名，授右千牛卫将军”。又《宋太宗皇帝实录》载端拱元年（988年）二月，“以皇侄孙惟吉为左骁卫大将军，惟正为右骁卫大将军”。至道二年（996年）二月庚辰，“以皇侄孙左羽林大将军惟吉领阆州观察使，故魏王德昭之长子也”。

太祖养育德昭幼子于宫中，并又以孙为子，似当与太祖皇后宋氏有关。

据《宋史·后妃传》，太祖于开宝元年（968年）二月“纳（宋氏）入宫为皇后，年十七”。检诸史籍皆未载宋皇后尝生育子嗣，故疑太祖乃因宋皇后无子之故，遂将皇室幼儿接入宫中交宋皇后抚育。据《宋史·宗室传》，太祖、宋皇后于将惟吉“幼养宫中”之稍前，约开宝初，廷美子德彝，被“太祖召鞠于宫中”。因德彝“大中祥符八年卒，年四十九”，则其当生于乾德五年（967年）。又《宋史·真宗本纪》载开封尹赵光义第三子（即真宗）开宝元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幼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太祖爱之，育于宫中。尝登万岁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据《宋史·宗室传》，真宗因次子祐“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故“以绿车旄节迎（其弟元份子允让）养于禁中。仁宗生，用箫韶部乐送还邸”。而后“仁宗在位久无子，乃以王（允让）第十三子宗实为皇子”。而《宋史·英宗本纪》云宗实“四岁，仁宗养于内。宝元二年，豫王（仁宗子）生，乃归濮邸”。故太祖迎皇室幼儿使宋皇后养育，其意当也是欲于宋皇后生皇子以后将迎养诸儿送归。只是惟吉“幼养宫中，太祖视之如子，与诸叔联名德雍”，即养孙作子，并赐名德雍，而与其他幼儿不同。至太平兴国七年中，廷美“得罪”遭贬斥，太宗为示己子与太祖、廷美之子的区别，遂于太平兴国八年将自己儿子之名的“德”字改作“元”；并因德雍出閤，享用“凡邸第供亿，车服赐与，皆与诸王埒，自余王子不得偕也”之待遇，即其待遇仍同于诸叔，而高于其兄弟辈，直至端拱元年方改名惟吉，从而取消其为太祖之子的资格，恢复其为德昭之子的身份，即变“皇子”为“皇侄孙”。因此，《宋太宗皇帝实录》云太平兴国八年遂诏“皇侄孙文雍改名惟吉”，似是修《实录》史臣有意将端拱元年改名之事移至此时。《长编》称德雍改名惟吉在太平兴国八年中，当是承袭《宋太宗皇帝实录》之说，《宋史·宗室传》则有意回避惟吉曾名德雍而“与诸叔联名”一节。

此外，《宋史·宗室传》又载太宗长孙、元佐长子允升“初免乳，养明德太后宫，太后亲抚视之。元佐有疾，允升始出第。真宗赐名元中，授右监门卫将军，更赐今名”。《宋会要辑稿·帝系》载允升“魏王元佐子。幼养宫中，明德皇后抚视之，及魏王疾，方出外第。至道三年四月，赐名允中，授右监门卫将军。咸平三年十一月，改今名”。明德太后即太宗明德李皇后，太平兴国初入宫，“雍熙元年十二月，诏立为皇后。……尝生皇子，不育”。真宗继位，“至道三年四月，尊后为皇太后”。而所谓“元佐有疾”，乃指秦王廷美贬斥“迁涪陵，元佐独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发狂”。至雍熙二年（985年）重阳日“内宴”，因未被邀，元佐“遂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故被“废为庶人”。因元佐有允升、允言、允成三子，至道三年（997年）四月，允言、允成皆授右千牛卫将军，而未记载其尝有赐名、改名之事。而且太宗之孙以“允”字为名，则允升也不当至此时方赐名“允中”。故疑真宗所赐名当以“元中”为是，且由此也与其叔父“联名”，如此则被明德李皇后“亲抚视之”之允升，似亦是以孙为子，同于惟吉，故真宗有赐名“元中”之举。而“初免乳”的允升被养育于宫中，当与李皇后“尝生皇子，不育”，即未尝有子嗣相关，大略与太祖宋皇后的情况类同。

因唐五代社会风气颇受“胡风”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以孙为子、养弟为儿、收养假子等现象。在宋初，皇室内“紊乱昭穆”之事，除以孙为子以外，尚有皇子娶妇、公主出嫁之际皇子妃、驸马升行等现象。如柴宗庆之祖柴禹锡，拜镇宁军节度使，父宗亮，官太子中舍。“宗庆尚太宗女鲁国长公主，升其行为禹锡子，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李遵勖为李崇矩孙、李继昌子，“大中祥符间，召对便殿，尚万寿长公主。初名勖，帝益‘遵’字，升其行为崇矩子。授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即“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不但大臣之子娶公主将升其辈分与其父等，而且大臣之女嫁皇子也往往存在升行现象。如《宋史·后妃传》载真宗章怀潘皇后为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第八女。真宗在韩邸，太宗为聘之，封莒国夫人”。然《宋史·潘美传》却称潘美子惟熙“娶秦王女”，而“惟熙女，即章怀皇后也”。又如太祖子德芳娶知河南府焦继勋女。然据《焦守吉墓志铭》《宋故宜春县主赵氏墓志铭》，“联姻帝室”者似为焦继勋之孙女，为平衡“赵匡胤与焦继勋君臣之间的行辈”，遂将焦继勋之孙女升行，以嫁太祖子德芳。诸如此类驸马、皇子妇升行现象，当与调整其姻亲之行辈差等有关。虽然同属“紊乱昭穆”，但作为皇子，其身份显然不同于公主、驸马及皇子妇，尤其是宋初皇位授受因存在“金匮之盟”“斧声烛影”等疑案，使此类以孙为子之举更具政治敏感性。

开宝九年十月，太祖崩，太宗赵光义自晋王、开封尹继位。十一月初，太宗下“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与太宗在太祖朝所享之待遇相同。但随着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辽国燕京惨败而归，致使“金匮之盟”后遗症渐次爆发。史载“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或有谋立王（德昭）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及班师归京，太宗因“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遂自刎而死。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德芳“卒，年二十三”。因德昭为“金匮之盟”中人，而德芳于太祖驾崩时，“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德芳入宫，但王继恩却“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遂得以抢先入宫继位。鉴于“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于是太宗旧僚心腹柴禹锡等“告廷美阴谋”，太宗随即起用元老重臣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再拜宰相，“于是廷美遂得罪”，太平兴国七年三月罢去廷美开封尹，改授西京留守。廷美与宰相卢多逊交往密切，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尝议论道：“金匮”约盟传位，“杜后之命非正也，卢多逊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于太祖之世，继之欲全秦王（廷美）于太宗之世”，故赵普遂“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太宗即重贬卢多逊，“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并“诏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于是廷美子“贵州防御使德恭等仍为皇侄，女韩氏妇去云阳公主之号”，女婿韩崇业去驸马都尉之号，“并发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不久又以“廷美不悔过怨望”的罪名，降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仅过了一年半，廷美即于雍熙元年（984年）初“忧悸成疾”而卒于贬所房州。

廷美遭贬之后，太宗着意培植自己诸子，如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封皇长子德崇（元佐）为卫王，第二子德明（元佑）为广平郡王”，并同平章事，“分日”赴“中书视事”。至次年十月，太宗进封诸子官爵，“元佐进封楚王、元佑进封陈王、元休封韩王、元隽封冀王、元杰封益王”，并加同平章事；十一月，“楚王元佐等五王同日赴中书视事”。太宗为己子改名，乃使诸子之名的排行字与太祖、廷美之子有所区别，“以别大统”，但太祖之女仍被视作皇女，称公主。

在太宗封其五子为王爵之前数日，太宗诏命其诸子名之“德”字改为“元”字，以与太祖、廷美之子相区别；并将“皇侄孙德雍改名惟吉”，因太宗继位后，德雍“犹居禁中，于是出閤，始改名焉”。据上文所引《宋会要辑稿·帝系》，德雍至“端拱元年二月，改今名”惟吉，《长编》云此时改名者不确。此外，惟吉此时出閤，也不合当时常例。据考宋初诸王出閤年龄，德昭于乾德二年六月出閤，德芳于开宝八年（975年）七月出閤，太宗子元佐、元佑皆“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出閤”，皆“时年十七”。又廷美长子德恭“太平兴国四年，以皇子出閤”，时年十八岁。而太平兴国八年惟吉出閤时，年仅十三岁，可见其出閤年龄并不合常例。可能为减弱其影响，太宗也命其子元俊（原名德严，此后又改名元份）、元杰（原名德和）皆于太平兴国八年出閤，“拜同平章事”，封王爵。此时元俊年十五岁、元杰仅十二岁。又太宗子元偓生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天禧二年（1018年）薨，年四十二，则其端拱元年出閤时年十二岁；元偁甚至“七岁授检校太保、泾国公”。

太宗通过改名以区别己子与太祖、廷美诸子，由此昭示其“传子”意图，此事似乎还与赵普有关。赵普于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复拜首相，乃是太宗欲倚重赵普以“勋旧”身份出面处置秦王廷美、宰相卢多逊，“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及涪陵事败，多逊南迁，皆普之力也。”至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太宗始将自己诸子之名由“德”字改为“元”字；十月己酉，于进封元佐等五子王爵，“并加同平章事”之同日，已完成使命的赵普被免去宰相，“罢为武胜节度使”。太宗宣告之理由是赵普“今齿发衰矣，不容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因诗什以导意”，而赵普因此“感激泣下”，甚至表示要将天子赐诗“刻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

虽然太宗至此传子之意已昭示天下，然其传子过程却颇为不顺，“初，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独申救之，上不听。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司马光日记》引宋敏求云“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由是失爱”，李焘以为“《日记》盖得其实也”。至雍熙元年九月，元佐因事“发愤”而“纵火焚宫”，太宗大怒，废元佐为庶人，幽居于南宫。于是太宗属意次子元僖（元佑），于雍熙三年（986年）十月授开封尹。为稳固元僖地位，太宗又于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因元僖之请，以“欲相吕蒙正，以其新进，借普旧德为之表率”为由，又拜赵普为宰相。同月，为“太祖甚爱之，视如己子”，“幼养宫中……与诸叔联名”的德昭之子德雍遂改名惟吉，正式宣示惟吉身份由原本一视同仁之“皇子”改为皇侄孙。

苏辙《龙川别志》尝载“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李焘对此辨曰：“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閤，时太祖之子无在者矣。元佐虽封卫王，盖未尝有建储之议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发狂，固不缘辞位，《别志》误矣。”确实，宋朝官史记载太祖生有四子，德昭、德芳之外二子夭折。但北宋前期士大夫间却又有“太祖八子”“太祖遗腹子”之类传言流布。

司马光《涑水记闻》引杨乐道云：“苏王元偓，太祖遗腹子，太宗子养之。”郑獬《郧溪集·南康郡王墓志铭》称“太祖皇帝有八子，讳德昭者为越懿王”。据《文献通考·帝系考》载太祖四子，贺皇后生留哥、魏王德昭、显哥三子，王皇后生德芳一子；太宗九子，“李皇后生楚王元佐及真宗。其昭成太子元僖、陈王元份、安王元杰、密王元偓、曹王元偁、镇王元俨、代国公元亿，史不详其母氏”。《宋史·后妃传》载太祖贺皇后生“秦国、晋国二公主，魏王德昭”，王皇后“生子女三人，皆夭”；《宋史·宗室传》载“太祖四子，长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徽宗时，追赐名及王封”。则留哥、显哥当为德秀、德林之乳名，因“早亡”，故《宋史·后妃传》未予记载。又《宋史·公主传》称“太祖六女”，其中三位公主“皆早亡”。因《宋史·后妃传》等文献所载皆称太祖三位皇后，而未见其他嫔妃，此并非太祖于三位皇后以外别无嫔妃，实属史籍失载而已。且据《宋史·宗室传》所载，镇王元偓于天禧二年“暴中风眩薨，年四十二”。故推知元偓实生于太平兴国二年，正在太祖猝死、太宗即位之次年。由此，时人遂有元偓乃“太祖遗腹子”之说。

至于“太祖八子”之说，似也不当简单视之为无稽之谈。如上文所引《宋史》等云，太祖生有四子六女，其中贺皇后生育三子二女，王皇后生育一子二女，另外二女未详其母为谁。而郑獬乃仁宗朝进士第一人及第，神宗初拜翰林学士。南康郡王世永为德昭曾孙，《南康郡王墓志铭》乃郑獬在翰林学士任上奉敕所撰，且也无证据云其“太祖皇帝有八子”数字存在手民之误。由此，或于太祖“遗腹子”“以孙为子”之外，可能尚有二子为其他嫔妃所生，因幼年夭折，而未为史籍所载录。但在惟吉尚未由“皇子”改为皇侄孙之时，李焘因德昭、德芳已卒，遂称“时太祖之子无在者矣”，似并不确。此乃因宋初皇位授受之际有“金匮之盟”“烛影斧声”诸疑案，故关涉其人、其事者如王皇后及德芳、德昭、惟吉诸人的事迹记载多有缺失舛误。因此，苏辙《龙川别志》载元佐至此“欲立太祖之子”，恐也不当简单视作无稽之谈。

元僖任开封尹五年，“政事无失，上尤所钟爱”，不料却于淳化三年（992年）十一月，因饮食中毒而猝死。太宗于是只得转而培养第三子赵元侃，于淳化五年（994年）九月以“元侃为开封尹”；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制以开封尹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自唐天祐以来，中国多故。不遑立储贰，斯礼之废，将及百年，上始举而行之，中外胥悦。”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赵恒继位，是为真宗。太宗传子之计划终得实现，但其间史籍记载仍颇有缺失。

其一，《长编》载雍熙元年十二月，“立德妃李氏为皇后”。李焘注曰：“后以太平兴国二年七月入宫，至是立为皇后。诏词但云陇西李氏，则未始封德妃也。按本传及《会要》等亦不载德妃之号，不知《本纪》何故云尔。当考。”据《宋史·后妃传》，太宗诸皇后，其淑德尹皇后，“滁州刺史廷勋之女，兄崇珂保信军节度。太宗在周时娶焉，早薨。及帝即位，诏追册为皇后”。懿德符皇后，“魏王彦卿第六女也，周显德中归太宗”，于“开宝八年薨，年三十四。……帝即位，追册为皇后”。而明德李皇后，“淄州刺史处耘第二女，开宝中，太祖为太宗聘为妃，既纳币，会太祖崩，至太平兴国三年始入宫，年十九。雍熙元年十二月，诏立为皇后”。《长编》卷十七也载开宝九年十一月，“追册故尹氏为淑德皇后，越国夫人符氏为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上微时娶焉”。太宗于开宝九年十月即位，至雍熙元年末方册立李氏为皇后，如此则太宗虚位中宫竟然长达九年之久，史上少见，但其原因史文无载。或者是年改元雍熙、册立皇后，皆与年初廷美之死有关涉。

其二，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孝章皇后宋氏崩”。至八月壬辰，太宗即立第三子开封尹元侃为皇太子。按五代宋初惯例，亲王尹京便隐然为“皇储”之位。如南宋陆游所指出：“雍熙二年，始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盖是时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废，则陈王亦储君也。淳化三年薨。后二年，真宗皇帝自襄王为开封尹，至道元年正东宫。……自后唐以来，虽以尹京阴为储副之位，然皆藩王。”王铚也云：“太宗长子楚王元佐既病废，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许王，最所钟爱，尹开封府，择吕端、张去华、陈载一时名臣为之佐。礼数优隆，诸王莫比。将有青宫之立。”但同时太宗又不欲正式确立“皇储”，对上书请立皇太子的官员痛加贬斥：

于是左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閤上书，请立许王元僖为皇太子，词意狂率，上怒甚，将加窜殛，以惩躁妄。而沆又宰相吕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用，（淳化二年九月）己亥，制词责蒙正以援引亲昵，窃禄偷安，罢为吏部尚书。

屡有人言储贰事，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且近世浇薄，若建立太子，则宫僚皆须称臣。宫僚职次与上台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盖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属，悉择良善之士，至于台隶辈，朕亦自拣选，不令奸险巧佞在其左右。读书听书，咸有课程，待其长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谅此心耶？

但此时元僖年已二十六岁，故所谓“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云云，显属借口而已。其背后原因除“若建立太子，则宫僚皆须称臣。宫僚职次与上台等，人情之间，深所不安”，即担忧若建太子，将威胁其权位，如册立第三子元侃为皇太子之后，太宗尝有“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的牢骚之外，似还别有不可为外人言的隐衷在。

史载太宗因所钟爱并寄予厚望的长子、次子一废一死而深受打击，故臣下皆不敢再上言建立“嗣君”之事，直至淳化末方有“敢言外事”的王得一和以敢言任事闻名的寇准论及此事。河南人王得一“以方技进”，授崇仪副使，淳化五年九月解官。“得一尝入对禁中，或至夜分，颇敢言外事，又潜述人望，请立襄王为皇太子焉。”约于此前后，知青州寇准被召入京，太宗“屏左右”咨询可嗣位者：“襄王可乎？”寇准答：“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太宗遂“用寇准之言也”，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但直至次年四月末宋皇后崩，早有传子之意的太宗随即于八月中举行已废近百年的册皇太子礼。因此，此举当如上文所述者，太宗即位九年未册立皇后，却于廷美身死之当年即“立德妃李氏为皇后”一样，当非巧合，其间可能宋皇后的存在，即是太宗迟迟未能举行册皇太子礼的重大妨碍。

因此，“太祖甚爱之，视如己子”的德昭次子年仅十三岁即出閤，端拱元年改德雍名为惟吉，也当出于太宗为顺利传子之考虑，即恢复惟吉为太祖之孙辈的身份，从而彻底消除其将来“嗣位”之可能。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监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巅，周览形势，谓继恩云：“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继恩默识之。太宗大渐，继恩乃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惟吉，适泄其机，吕正惠（端）时为上宰，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继恩等寻悉诛窜。前人已尝记之。熙宁中，昌龄之孙逢登进士第，以能赋擅名一时。……逢素闻其家语，与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旋皆败死。详见《国史》。靖康末，赵子崧守陈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窃此说，至是适天下大乱，二圣北狩，与门人傅亮等歃血为盟，以幸非常，传檄有云：“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祐宋六叶，而生眇躬。”继知高宗已济大河，惶惧归命，遣其妻弟陈良翰奉表劝进，高宗罗致元帅幕。中兴后，亟欲大用。会与大将辛道宗争功，道宗得其文缴进之，诏置狱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窜子崧于岭外。

虽说“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语，是否确为苗昌裔所预言，颇存疑问。但是赵世居、赵子崧皆属太祖后裔，其二人被杀、被贬，确与其闻知此传说而心生异心有关。不过王明清称当时王继恩、李昌龄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却颇有误。

太宗立皇太子以后，为确保皇位授受顺利，进行了周密安排。但即便如此，真宗继位仍危机四伏。据《长编》载：

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真宗）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及太宗崩，继恩白后（李皇后）至中书召（宰相吕）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閤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太宗之即位也，继恩有力焉，太宗以为忠，自是宠遇莫比。继恩喜结党，邀名誉，乘间或敢言事，荐外朝臣，故士大夫之轻薄好进者辄与往来，每以多宝僧舍为期。潘阆得官，亦继恩所荐也。阆者，倾险士，尝说继恩乘间劝太宗立储贰，为它日计，且言：“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谓上也。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太宗讫立上，阆寻坐狂妄绌。太宗疾革，继恩与昌龄及旦更起邪谋，吕端觉之，谋不得逞。上既即位，加恩百官，继恩又密托旦为褒辞。旦已先坐绌，于是并逐三人者。诏以继恩潜怀凶慝，与昌龄等交通请托，漏泄宫禁语言也。

李昌龄、王继恩、胡旦三人同窜责，《实录》及《国史》并不明著罪状，但具录甲戌诏书，盖当时有所讳避，不得不然。诏称昌龄恣行请托，深乱朝纲，继恩潜怀凶慝，附下罔上，结党朋奸，则亦可略见其不轨心迹，故仍掇取诏书以见当时行事。潘阆纳说继恩，此据《倦游杂录》稍删润之。《湘山野录》及《笔谈》载阆与卢多逊同谋立秦王，盖误以继恩为多逊，楚王为秦王，传闻不审也。

据李焘注文可知，北宋官私史籍所记真宗继位始末颇为混乱，但李焘“删润”处也颇有“讳避”：如其一，“忌上（真宗）英明”而“密谋”者，不仅为王继恩诸人，据《涑水记闻》载，还有李太后（李皇后）、李太后之弟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其二，《长编》所云潘阆“尝说（王）继恩乘间劝太宗立储贰，为它日计……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太宗讫立上（真宗），阆寻坐狂妄绌”。据史载布衣潘阆赐进士及第在至道元年四月丙申，“未几，追还诏书，以阆所为狂妄故也”，其时即在太宗册立皇太子前后。此可证李皇后与王继恩等似早已有异谋。陈师道《后山谈丛》又云：“太宗不豫，吕正惠公宿西省，内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门，以丧讣告，且问所立。于时长子楚王以疾废，真宗次为太子，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语，内侍欲斩邪！预立太子，正为此尔。且吾奉手诏，可取视也。’王既入，公遽合户，锁之而去。真宗既立，还而出之。”因此，李焘以为宣称“立嗣以长”的李皇后乃欲废皇太子而推立元佐嗣位，实不可能谋立德昭之子惟吉，《挥麈录余话》所云不确。不过，所谓“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之说虽因辗转传述而有误，但却也全非出于虚构。

虽然北宋私家著述如《吕诲集·正惠公补传》、司马光《涑水记闻》及陈师道《后山谈丛》等皆称王继恩等谋立楚王元佐，但宋朝诸官私史籍又皆称元佐“发狂”，“感心疾”，“屡为残忍、不守法度”之事，由是“废为庶人”。据此后哲宗崩，申王“佖于诸弟为最长，有目疾不得立”，遂以“端王嗣位”，是为徽宗之例，“感心疾”而被大行皇帝“废为庶人”的元佐，更不当“嗣位”君临天下，故所谓“王继恩等谋废立”之事，其当时所欲立者似非元佐。因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其长子允升“初免乳，养明德太后宫，太后亲抚视之”，真宗初继位，即“赐名元中”，与诸叔父“联名”，一如太祖之孙惟吉，此后方“改今名”曰允升。故疑王明清《挥麈录余话》所云“谋立太祖之孙惟吉”，或当作“太宗之孙”，因辗转传闻而致异文。

南宋初，高宗选择宋太祖之子德芳的后裔嗣位，当也与“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传说有一定关系。故针对苗昌裔“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预言，南宋人以为孝宗之后，“光、宁、理、度皆太祖之后，昌裔之说始验。然一语不谨，既误继恩，又误昌龄辈，又误其孙逢，又误子崧诸人，贻祸百五十余年，虽轻浅之徒妄生侥幸，亦皆昌裔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