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佩恩：历史全景中的佛朗哥（上）

保守主义评论 · 公众号 · · 2021-03-07 15:00

正文

按：本文选自斯坦利·佩恩、赫苏斯·帕拉西奥斯合著的《“爱国的”独裁者：佛朗哥传》（李永学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结论部分（第448-468页）对佛朗哥及其政权做了全面深刻地解读，值得推荐。全文篇幅较大，将分三次推送，文中的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对全书感兴趣的朋友，可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购买。

佛朗哥的历史地位

佛朗哥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自己国家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之上， 甚至他的一些敌人也承认，他是自腓力二世以来，西班牙最具统治力的人物。 正如政治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位传统国王，具有这位 20 世纪强大独裁者那样的权力与渗透能力。而且， 无论他的初衷是什么，他主持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的转型。

佛朗哥去世后，他政权内的许多人物对他们过去的领袖进行了评价。下面的评论是早期的财政部部长何塞·拉腊斯给出的，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评论之一：

佛朗哥将军有对简单事物的直觉和天生的机敏，但缺乏面对复杂事务的天分。他完全缺乏热忱，也从来不会受到精神紧张的折磨，而是具有不屈不挠的韧性，能安然度过最无情的风暴。他表现得像是一个与摩尔人一起训练过的加利西亚人，或许还读过《君主论》。他的个人修养相当平庸。佛朗哥的个人生活没有瑕疵，没有人能在政事上对他行贿。无可否认，他为西班牙带来了正面的启示，而且他为工人阶级设立了极其优异的目标。在我的时代，他从未停止为公众事业而工作，尽管没有统筹。他缺乏作为政治家的正规训练，而且一直需要民事顾问。 他有在国际事务的海洋中遨游的良好直觉。 他能理解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的大变动，虽然他的理解或许有些粗糙；但他缺少政治上的敏锐，而且他有一种近乎可笑的想法，并深受其害：他自诩能理解和处理经济事务。尽管表面谦虚，但他自视过高，这一点在他的书法方面表现明显，甚至在他签名的方式上也是如此。在马德里的东方宫中，他曾第一次坐在西班牙历代国王的宝座上接受一位外国大使的国书，当时他是何等的志得意满啊！这种对他自己的宏伟想法不时让他发表令人感到好笑的声明。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将重新将古巴与波多黎各纳入西班牙版图……而且，他对自己的崇高评价和对主宰的热望让他更愿意任命平庸的部长。“与胜任工作相比，我更喜欢顺从”，有一次他冲动但认真地对我说。

独裁者中的“异类”

他是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欧洲独裁者的同代人。在这些人中，佛朗哥最多能排第4位， 但有些人认为，他在有些方面是他们中最正常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让他成为最成功的独裁者。 墨索里尼吃了情绪两极化的亏，而佛朗哥的情绪平稳，古井无波。看上去，希特勒等人有深刻的心理与情绪畸变，但佛朗哥没有这类表现。他的性格组成中不存在虐待狂的成分，只存在着有限的偏执。 佛朗哥从来没有像希特勒或别人那样，处决过任何一位过去的盟友。 希特勒时常大发雷霆或忽然发作，其他几位也在较小程度上有类似表现，但我们从来没听说佛朗哥曾经这样过。事实上，他几乎从来不把别人说得特别不堪，要说也只是抽象地说说。与另外几位独裁者相比，他没有性畸变或过度荒淫的缺点。在这几个人中，他是唯一完全忠诚、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而且他也是其中唯一的基督徒，尽管他的仁慈和灵性相当有限。

从某些方面说，佛朗哥也是他们中最成功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看上去战无不胜的斯大林。 他希望将西班牙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但在这方面他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与他最初执掌大权时的社会相比，到他撒手人寰时，他身后的社会更加幸福，更加成功、更加繁荣、更加现代化。这一点，他做得比斯大林要好。后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强国，但同时摧毁了社会的一部分，并让这个社会走入了苦难的境地，也进一步阻碍了它的历史发展。反过来说，尽管在佛朗哥治下取得的成功部分源于他的领导，但其他方面却恰恰依赖于他的权力受到的限制，以及他的独裁统治所处的时代。

在群雄之中脱颖而出

佛朗哥的指挥能力首先在摩洛哥得到展示，尽管让他获得经验的长期平叛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在摩洛哥的战事中扮演了精英的角色：先是作为常备军的军官，然后作为军团的共同组织者，最后成为军团的指挥官。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在那里指挥过大于一个旅的作战单位。

他所服务的陆军规模不大，而且只是二流水平，甚至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一位整体能力超过佛朗哥的高级军官。有些军官比他更睿智，有许多人比他更快乐，更讨人喜欢，当然也在个人方面更受人欢迎，还有一些人技术知识比他更丰富。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以下几项能力的结合方面胜过他： 自我控制、机敏、坚定的判断、职业能力，政治上的谨慎，以及指挥方面的非凡能力。

佛朗哥成了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将军。然而，在 1936 年以前，他只是一个恪尽职守的职业军人，完全不是一位政治将军。这是他最初的威望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没有参与阴谋，尽管他与参与阴谋的那些人有接触。 形势把他带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但当然，如果与此同时他自己没有相当大的野心触发这方面的动机，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他的强烈野心自职业生涯之初便一直存在，但直到内战开始之前的最后几个月，这种野心一直没有表现为直接的政治野心。

非意识形态分子、现实主义者

佛朗哥的批评者指责他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且权力欲极强，是一位缺乏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领袖。当然， 他本人从来没有系统地创立任何新的意识形态； 跟绝大多数政治舞台上的主演一样，他借用别人的观念。 尽管如此，他恪守着某些核心价值观，这在他生命的漫长过程中基本没有改变。 他的态度来自他的军旅背景与天主教背景，而且直到1926-1936年这10年间才得到了全面的升华与提纯，当时他取得了一系列越来越重要的军事指挥职务。他的价值观的基础建立在对自己的一种概念的深刻奉献之上，这一概念就是一个半传统的西班牙，它的团结、它的使命，一种通常被归纳为“西班牙民族主义”的展望；尽管这一概念要比这样一个术语暗含的意义更为广阔。他是西班牙的新帝国主义角色的坚定信奉者，这一概念与他本人一样，成长于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盛期。他从来没有直接反对过民主共和国，并且长期接受共和国的合法性。

但与他这一代的许多欧洲军事领袖一样，佛朗哥个人更偏爱一种强有力的专制政府。他的原则基本是君主主义的，因为他相信，君主制是最正统的政府形式，尽管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喜欢它。佛朗哥是一个坚定的、传统型的天主教徒，最后蜕变成了其中的虔诚分子。与他的同僚莫拉不同，他更赞同教会与国家密切合作，尽管他在某种情况下也接受政教分离。他希望并促进了更富天主教精神，更为传统的文化的复活，他的政策与内战结果结合，推动了这种文化的暂时出现。佛朗哥也相信，发展更强大、更现代化、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经济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取得他所说的“社会正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中，对于佛朗哥最初的所有原则他只舍弃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中的某些特点，而这时，他变成了军事独裁者中最不军事化的人之一。尽管如此，在许多年中，他的核心政策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实践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改变。而且， 与政权建立之初相比，在政权终结的时候，这些政策的表述方式也有了相当大的不同。最后，在 20 世纪所有的独裁者中，他对自己计划的调整是最多的。

武装叛乱是最后的、不得已之举

佛朗哥一点也不为第二共和国的建立而感到高兴，但因为大部分西班牙人接受它的合法性，他也就接受了，但前提是共和国要遵守法律。尽管 1935 年他便对保守主义有了明确认同，但一直到共和国进入最后阶段之前，他都是一位避免参与政治的职业军人。 他并不认同叛乱计划，即使在1936年春形势开始急剧恶化时也不例外。由于他既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有留下可供阅读的大量文件，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复述他的想法，但他最倾向的选择是CEDA，即强调尊重法律、反对暴力、努力改革宪法与促进天主教利益的温和右派。就目前所见，这大约便是佛朗哥1933-1936年的立场。他在政治上的唯一主动行动是1936年2月17日试图让共和国总统签署军事管制法令，但该法令从未实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举像人们经常谴责的那样，是想要推翻选举。相反，这次努力的目的是控制暴力骚乱，并努力让人们尊重法律与选举结果。1936年5月，为重新选举，昆卡省新右派推出的候选人名单中有他，佛朗哥欣然接受，这是他第一次直接跨入政治。这一行动似乎有两个目的：让他有机会返回马德里各项事务的中心，同时也可以让自己不被左派共和派政府实施的随意逮捕波及。即使是那一次，他最后也改变了主意，因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施压而放弃参选。

随着形势持续恶化，佛朗哥越来越同情军中的阴谋者，但没有彻底加入他们。 他明白，武装叛乱是孤注一掷，失败的可能大于成功。 在1936年7月15日之前或在此日前后，这种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他的大部分军官同僚也都是这样想的。他在6月23日致卡萨雷斯·基罗加的信中向对方抗议，认为陆军应遵守法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欺骗，因为这符合他的一贯立场。 只要存在一丝改善当前形势的可能，发动武装叛乱便缺乏合法性，成功的希望也不大。他的立场直到形势恶化到了崩溃的边缘时才确有改变。 当时的社会党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实际上在怂恿叛乱，这样他们好通过粉碎叛乱让左派更彻底地掌握大权。只有在佛朗哥认为不叛乱危险更大的时候，他才认同叛乱。

人们经常谴责他，说他是领导了一次反对民主共和国的法西斯政变的将军。但这种遭责是完全错误的，唯一正确的部分是，他确实是一位将军。第一，所谓的民主共和国从里到外都被挖空了， 左派共和国当局基本上已经摈弃了民主和宪政。 在人民阵线的手中，民主和自由选举已经寿终正寝，而这才是造成叛乱的最后导火线，尽管叛军中不少人并不是民主主义者。第二，佛朗哥并不是叛乱的领袖，因为它的组织者是莫拉，名义上的首领是圣胡尔霍。第三，这次叛乱并非法西斯主义的，因为在整个过程中，长枪党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次叛乱寻求建立一个更为保守而且集权的共和政府，它为随后就君主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敞开了大门。最后，这一行动的本意并非政变，因为当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开始就在马德里夺取权力是不可能的。这是次全面的武装叛乱，计划直到最后阶段才占领首都。

如果民主还在，这次右派举行的全面叛乱便不会发生，就像共和国建立的头5年那样。 问题在于人们不再尊重法律和私人财产。 内战初期的问题并不是西班牙政府是否变得极权，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极权政府。在这方面，拉蒙·佛朗哥曾在华盛顿就他是否应该参加他哥哥的事业有过心理斗争。正如他当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扭转形势。

西班牙已经变成整个欧洲冲突最多、分裂最严重的国家，而佛朗哥与这种局面的形成关系极小，甚至毫无关系。 即使没有他这个人，这种局面仍然会出现。叛乱与内战是左派有意挑衅激起的，无论佛朗哥是否参与，他们都会这样做。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佛朗哥的参与政治，左派应该与右派负同等的责任甚至负更重的责任。然而，无论是好是坏，他最后变成了那个担起责任，负责处理这一局面的人。

时势的产物：佛朗哥模式

转折点出现在内战的头三个月。佛朗哥被选为大元帅不是必然的， 尽管这是形势发展的逻辑结果。 他是叛军中唯一拥有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指挥官，是唯一有能力击败共和派的人物，他还引入了至关重要的国外援助，并把它们分发给他的战友们。尽管许多人的资格比他老，但没有任何人的威望能与他相比。

没有证据表明佛朗哥曾密谋当大元帅，尽管他在起事之初便有大胆而坚定的行动。9月份，险恶的形势对领袖的召唤有增无减，这时佛朗哥明确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但他还对他的将军同僚们保持着谨慎。有一批支持者热烈地支持他当选。而他本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很可能会一直笼罩在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大多数同僚感到，他们基本上别无选择，只能选他上位，至于他们对此有多大热情就不得而知了。

当选大元帅后，佛朗哥从未表现出犹豫不决，也从不瞻前顾后。他坚持掌握政治全权并如愿以偿，而且让这种权力无限期延长，从而将自己的领导转化为不受约束的独裁，虽说这并不是他的同僚们的本意。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后果感到不满意，但还是接受了。即使是他的苛刻批评者，比如贡萨洛·翟博·德利亚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可能就无法赢得战争。

斯坦利·佩恩：历史全景中的佛朗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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