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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携程亲子园的两段监控视频，迅速在网上发酵，成为近日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段视频，是一位一名身着黄色衣服的女老师把刚进教室的一名小女孩的书包用力扔在地上，随后击打小女孩头部，并对小女孩猛推，致使其头部撞到桌角上。
另一视频更令人揪心，同样是一位黄衣女老师，将一管绿色的物品轮流喂给排排坐着的孩子们，每个被喂进此物的孩子，都嚎啕大哭。
这管绿色的东西是什么？
是芥末。
在随后流出的更多视频和消息里，一位家长痛诉，自己一岁半的孩子被喂了半管芥末，一个小时拉了六次。
如果说大人忍着辛辣和眼泪吃芥末，还算是一种独特饮食体验的话。那强迫这样小的孩子吃下半管，那只能说是一种刑罚和虐待。
这是虐童。它没有发生在变态虐童狂的小黑屋里，却发生在窗明几净的托儿机构，施虐者的身份是老师。
而这家由携程公司在办公场所开办的携程亲子园，事发之前，曾是企业开办托幼机构、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明星案例。
据新民网报道，2015年底，经长宁区妇联牵头，携程公司与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为了孩子”学苑共同努力下，精心设计打造“妇女儿童之家——携程亲子园”日常托管服务项目，着力解决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的困扰。
开办以来，这个亲子园因为收费较低，特别是它就在办公楼里，让员工“带娃一起上班”的梦想成真，很受员工追捧。亲子园提供的学位有限，成为了公司内部的稀缺资源，需要排大队、抢破头。
员工的追捧，除了对于这种企业自办托管模式便利性的认可之外，也是出于对自己公司的信任吧。
现实却如此残酷。看上去是蜂蜜，吃到嘴里却是芥末。
这样视频、这样的消息，就算是旁人，看了都会心头发紧，甚至根本不敢点开看完。更何况身在其中，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被施虐的爸爸妈妈们。
也难怪，爸爸妈妈们会愤怒的冲进亲子园，对施暴者拳脚交加。施暴者下跪求饶，但她得不到原谅和同情。
这个时候没有人做姿态唱高调劝说大家“理性”什么的。这件事情的恶劣程度，已经足够让人出离“理性”了。
我能理解大家喊打喊杀的愤怒，甚至更加激烈的言辞，诅咒施暴者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当下的激烈与急切，折射出的，其实是在孩子已经受到伤害之后，父母的追悔和无能为力。
这是一种充满无力感的愤怒。
同样让人感受到无力的，还有携程员工的一句，我在楼上认真上班，你在楼下喂我孩子吃芥末。
让人从摆脱这种无力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很多努力。
对那些心如蛇蝎的虐童者，除了父母的拳脚，所在机构的开除处置之外，必须有法律的严惩。
目前，上海长宁警方发布消息称，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3名涉事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对直接责任人的惩罚，从来不应该是终点。
开办亲子园的携程公司，还有在亲子园的运行过程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长宁区妇联，目前正处于舆论旋涡之中。
携程说，决定开办亲子园之后，因为考虑到自己直接运营并不专业，所以聘请了第三方来运营亲子园。
当然，不直接运营，不等于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携程方面的危机公关，包括成立处置小组，与涉事人员解除合同，高层表态道歉，对亲子园进行整改，将监控视频安装到家属手机端，将HR员工派遣到每个小班。对于受害者，携程将兜底赔偿，包括后续心理干预。
不过，也有消息说，事发之后，携程曾经在公司内部威胁知情员工不得扩散。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携程的善后实际表现，尚有继续观察的必要。
单就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来说，妇联碰上的麻烦，比携程更大。
有爆料说， 携程在2016年2月的时候，开始试水企业亲子园的项目。然而开了一周就被政府“叫停”了，理由是缺少“行政许可”。之后携程关门整改，但过了两个月就成为上海总工会首批挂牌的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试点之一，并购买了第三方服务。
携程购买的第三方服务是一家名为“为了孩子学苑”的早教机构，该机构上级是《现代家庭》杂志社，而《现代家庭》杂志社全资股东是上海市妇联。
妇联的表态，是对《现代家庭》杂志社严肃处理，对直属事业单位加强管理。但妇联的官方背景和身份，还是令公众产生了种种联想和猜疑。
先是缺乏行政许可、关门整改，而老老实实把亲子园交给官办机构的下属管理、掏钱购买服务之后，就成了试点的先进典型。
言辞激烈的批判者说，这已经不是官办机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套，是一个套路，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利益输送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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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亲子园运作的细节，还有很多需要明确的地方。携程和妇联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还有许多需要澄清之处。
但这并不妨碍网上和网下的论者，就凭着目前掌握的这些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追问，大张旗鼓的表明态度，甚至针锋相对，争吵不休。
有人的观点是，携程亲子园这样的企业自办托幼机构，看来终究是不正规，不保险，所以应该整顿，甚至取缔，应该由国家出手，多办公立托幼，公立幼儿园。
另一派人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从携程亲子园和妇联缠夹不清的关系来看，官方的介入未见得就是质量保障，反倒产生了种种幕后交易，因此，应该开放市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给民营托幼和幼儿园松绑。
两派相互举出了很多例证，管理混乱，黑幕重重，食物腐败变质，卫生条件恶劣，甚至殴打幼童，鼻青脸肿，针扎火烫，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读。
然后旁观者突然发现，原来无论是公立机构还是私立机构，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还是市场经济的先进体制，好像都无法从根本上根治乱象。
作为家长，你相信自家孩子是否快乐惬意，不受欺辱，健康成长，就靠一个“所有制”来保障吗？
中国的托幼机构，包括幼儿园，面临的问题是系统性的，绝不是简单是公立私立的问题。在缺乏监督监管的情况下，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无法让人放心。
缺乏监管监督，缺乏标准，师资欠缺，立法司法薄弱，这些都是问题。
而所有的问题背后，有一个最要命的大问题，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强大国家，其实托幼机构和幼儿园方面的投入，存在严重的匮乏。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有4.1%。这就意味着，25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有幸在3岁之前找到托儿所。上个托儿所，竟成了不折不扣的奢侈待遇。
托幼机构的极度稀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准父母在准备生小孩，已生育一胎的父母在准备生育二胎的时候，必须将照料幼小婴孩产生的巨大的负担，不光是经济，更是时间和精力上的负担，纳入决策过程，甚至是当成决策过程中的主要困难来面对。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社会成熟进步的标志。但单就婴幼儿托育来说，4.1%的入托率基本上是杯水车薪，无法为准父母和父母们分忧解难。怎么办？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求助于年迈的白发高堂，若连这样的幸运都没有，只有咬紧牙关，搭上夫妻至少一方的时间、精力，甚至搭上生活方式、搭上职业生涯。
而在现实中，这种压力往往更多的落在了妻子、母亲的肩头，成为了中国女性身上的又一座大山。
中国女性是伟大而忍辱负重的群体，一方面，建国之后男女劳动平权、“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旗帜之下，她们以举世罕见的高就业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前行。另一方面，几千年的社会传统和家庭传统并未消解，家务劳动、特别是照料后代的压力，仍极不均衡的集中于女性一段。既要带娃又要上班，一手奶瓶一手电脑，成为很多中国女性的生活常态。
人承受压力总是有限度的，而来自于社会机构的支持又是如此不给力。对于不愿活在困难模式下生扛的夫妻、特别是女性来说，怎么办？——要么放弃工作，全职带娃。要么，就放弃生育。
于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组数据。虽然老龄化人口拐点已经出现，出于挽救人口结构的考虑，国家大力提倡“全面二孩”，但大家的响应速度明显更不上节奏。而不愿生育二孩的母亲中，有60.7%是由于孩子无人照料而放弃生育。
而在孩子3岁以下、年龄在18-45周岁的城镇女性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
这就是托幼服务更不上、不给力、不受重视、供给不充分的结果，还包括年年被人诟病入园难、入院贵的幼儿园。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给准备生育小孩、特别是二孩的父母，提供一个足够温暖有力的环境，为他们分忧解难；也没有给那些一面养育孩子、一面努力工作的父母，提供足够的支持。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社会机能的发育和完善是有个过程的。但托幼服务这件事又有点特别，我们这些八零年代早期的孩子，很多都有幸经历一点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残留时光，那个时候，托儿所是单位、是机关、是厂矿企业自己兴办的，是社会主义福利的一部分。妈妈上班时把孩子放在单位托儿所，下班时接回家，非常顺理成章。那个时代的托儿所，硬件不算好，也没有多少科学育儿、智力开发之类的理论加持，但却给人一种朴实可信的感觉，令人放心。
当然，社会主义大锅饭有很多毛病，被滚滚向前的市场经济历史车轮碾碎，也是必然。可惜的是，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澡盆里的孩子似乎也一切被倒掉了。托幼这块成了无人关注的盲点，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
客观来说，4.1%的入托率数据，并不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向上攀爬的台阶，而是一项事业缺乏关注缺乏投入情况下，跌入的低谷。
今天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干大事的能力今非昔比，放在世界上横向来比较，也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就连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得到更多关注、更多投入、更多资源，也还做不到，更不用说还隔着一层的三岁以下的托幼事业了。从现实来看，我们的托幼事业，既没被算到教育事业里、也没有被算到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里，定位、主管部门、行业标准、监管体制、投入机制，很多方面都呈现出混乱无序，如杂草丛生的废弃游乐场。
这些混乱，和4.1%的入托率数据非常相称，和这个国家的雄心勃勃、意气风发极不相称。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总体关注不够、整体局面混乱的情况下，携程等企业自办亲子园的努力，包括妇联，如果最终能够排除利益输送谋取私利的嫌疑，在其中牵线搭桥促成此事的努力，本身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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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亲子园事件的来龙去脉终能水落石出，伤害孩童的责任人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携程、妇联，承担恰如其分的监督管理责任，这种模式的弊端和缺陷，得到全面的检讨。
我不希望，这一事件的发酵，让社会力量参与托幼事业的有益尝试，在人人喊打骂声一片中夭折。在过于苛刻的舆论环境下，本想有所作为的企业也好，机构也好，政府机关也好，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干脆就别惹这个麻烦了，这样的心态也是人之常情。而这样一来，只会让本来已经极度匮乏的托幼服务供给变得更加稀少，而且完全丧失改善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