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康德与非康德因素

根据一般的哲学史叙事，逻辑实证主义在学理上接续于近代经验论到19世纪实证主义这条线索。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开启了一场重新评价逻辑实证主义的运动。他们试图阐明，除了经验论传统，逻辑实证主义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思想资源，那就是新康德主义。当然，新康德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虽然李普曼（Otto Liebmann）提出了“回到康德”的口号，但事实证明，新康德主义者的回溯方式大相径庭。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三条主要路径：第一，以精确科学为导向的马堡新康德主义者；第二，以经验心理学为导向的哥廷根新康德主义者；第三，以观念论为导向的海德堡新康德主义者。第一条路径更靠近逻辑实证主义，第二条路径更靠近现象学，第三条路径则更靠近新黑格尔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康德主义资源主要来自以科亨（Hermann Cohen）及其学生纳托普（Paul Natorp）、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人为代表的马堡新康德主义者。

厘清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这对表面的二元关系背后实际涉及19世纪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三方关系。从宽泛的视角来看，19世纪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被相同的问题所驱动：当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支配着可认识物的所有领域，哲学在人类知识的体系中还保留怎样的位置？实证主义者给出的回答是：作为“统一科学”（united sciences）的哲学必须揭示所有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背后的逻辑框架。孔德（Auguste Comte）在《实证主义概论》中指出，实证主义必须“为我们对现象的各种观察提供唯一的逻辑和科学关联，使它们成为一个自洽的整体”。在这个问题上，新康德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持相同的见解。基于这个共同的诉求，他们一起创办了《科学哲学季刊》（1902年改名为《科学哲学和社会学季刊》），一些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比如李普曼、文德尔班（Wilhem Windelband）、费英格（Hans Vaihinger）等——都是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但19世纪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又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较之于哲学的统一功能，新康德主义者更强调哲学的批判功能，即用哲学去检查科学语汇本身的逻辑，这也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给他们留下的重要遗产。比如，科亨在《康德的经验理论》中指出，康德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表象的成因是什么”这个事实问题（quid facti），而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合法性在哪里”这个权利问题（quid juris），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所做的并不是关于对象的一阶探究，而是关于知识条件的二阶探究。事实上，这种批判性动机也是导致新康德主义者后来和实证主义者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关于道德哲学的不同看法）。沙夫（Robert Scharff）曾富有启发性地将实证主义区分为两种类型：“系统”（systematic）实证主义和“批判”（critical）实证主义。虽然这两种实证主义都试图用理想的科学知识代替形而上学，但前者仍试图“发展出总体性的概念图型和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而后者则更倾向于“消除可能藏匿在实验理论的外衣之下的任何形而上学痕迹”。沙夫指出，实证主义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系统实证主义转向批判实证主义，而这一转向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前兆。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新康德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中介环节。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新康德主义者的“批判”实证主义，他们抛弃了哲学的思辨功能，保留了哲学的批判功能。在研究维也纳学派的专著中，克拉夫特（Victor Kraft）援引文德尔班的论述提出了一个主导逻辑实证主义的康德式动机：“康德动摇了哲学的这种自信态度，他证明了在各门具体科学所获得的知识之外或之上，不可能有对世界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在这个弃权声明之后，哲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领域大大缩小，仅限于对理性的批判的自我意识了。”除了这个康德式动机，逻辑实证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动因是一种分层的知识观。在19世纪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中，单纯的亲知（Kennen）和真正的知识（Erkennen）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则通过事实命题和分析命题的区分提出了一个双层的理论方案：一方面以经验观察作为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则以科学的概念和结构作为统一的认识手段。在这个双层结构中，经验观察和形式系统是相互独立的，经验观察提供的命题是综合的，而构成形式系统的命题则是分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关于知识的完整解释：综合命题提供知识的内容，分析命题解释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系统性，它们分别在经验科学和哲学中得到处理。这种双层知识观进一步凸显了理论的批判功能，并强调了结构性调整对知识的关键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认为知识结构是纯分析的，并果断地剔除了形而上学的部分，而后者则给先天综合知识留出了位置。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知识的材料和形式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间地带，因此批判工作必须在普遍理性的内部完成，而新康德主义者则超出了普遍理性的领域，通过先验理性的工作实现对世界的批判性建构。

本文尝试以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以下简称《构造》）为切入口来探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关系。贝泽尔（Frederick Beiser）指出，在黑格尔之后的诸多哲学方案中，和当代哲学的分析构想最接近的是新康德主义，但“这种相似性是模糊的，原始的新康德式意义很少有保留下来的。一个19世纪60年代的新康德主义者和一个当代分析哲学家是非常不同的”。虽然这个判断有充分的学理依据，但是至少在卡尔纳普这里，我们会发现分析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距离远不像想象中那样遥远。卡尔纳普的博士论文导师鲍赫（Bruno Bauch）虽然属于西南新康德学派，但多年来和马堡新康德主义者过从甚密。卡尔纳普也在《构造》中多次援引鲍赫、纳托普、卡西尔等人的思想。以这些事实性的交集为前提，本文的讨论试图在学理上阐明，不同于对《构造》的经验论解读和新康德主义解读，更妥当的做法是将这个方案放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

下面的篇幅将首先概述对《构造》的经验论解读，并指出这种解读可能存在的三个问题，接着分别考察《构造》中的康德因素和非康德因素。在此基础上，我将阐明，对《构造》的经验论解读和新康德主义解读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为《构造》的理论方案明确地处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这种居间性不仅体现了卡尔纳普思想的复杂性，也说明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语言转向”后的分析哲学思潮并没有规避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问题，即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二、经验论语境中的《构造》？

从经验论的视域下，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性论》、马赫的《感觉的分析》、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以及卡尔纳普的《构造》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如何通过来自感觉的直接材料证成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这个问题在康德那里并不存在，因为证成在康德那里是理性自我立法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构造》明确地处在经验论的线索中。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指出，自己的构想“可以通过更细微的材料实现，即通过定义点、瞬间和粒子的逻辑方法”。卡尔纳普在这句话的旁边写下了这样的脚注：“窄化和深化这个基本假设就是我的任务！”卡尔纳普的挚友费格尔（Herbert Feigl）曾指出，卡尔纳普在《构造》中令人惊叹地推进了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提出的方案，而之后古德曼（Nelson Goodman）又在《表象的结构》中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推进。古德曼也指出，《构造》“属于现代哲学的主要传统，并将18世纪英国经验论者的努力向前推进了一点”。

《构造》的基本构想是，从被给予的基本要素出发，先界定这些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再以这种关系为基本概念，通过概念的“系谱学”（genealogy）构造出世界（诸对象的领域）的最终逻辑结构。卡尔纳普将构造的基本要素界定为“原初经验”（Elementar erlebnisse/elementary experience），将原初经验之间的基本关系界定为“相似性记忆”（recollection of similarity）。他在《构造》的第二版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构想：“在本书中我讨论的是……把一切概念还原为直接的所予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不过，我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并不是要在人们为支持这个论点而提出的许多一般哲学论证之外再增加点什么，毋宁说，我是第一次要去尝试把上述这类概念系统实际构造出来；这就是说，我首先要选择一些简单的基本概念，例如呈现于粗糙的经验材料之中的那些感觉性质和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各类概念作出更进一步的定义。”

可以看到，《构造》的野心是只在基本要素和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构造出世界中的所有对象。卡尔纳普指出，“按照构造理论，一切科学命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原初经验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所以一切具有内容的（即不是纯形式的）知识都可追溯至经验”。《构造》的最终目标是给出一个严格的经验论版本，这种严格性也让该方案带上了极强的还原论色彩。事实上，这一点也是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比如，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指出，“以陈述为单位的彻底还原论为自己制定了如下任务：界定一种感觉材料语言，并指出如何将余下的有意义的陈述都翻译为这种语言。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提出的正是这一方案”。他还在《自然化的认识论》中指出，“将外部世界解释为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这是罗素的方案。而卡尔纳普则在1928年的《构造》中最完美地执行了这一方案”。

但我们放在本小节标题中的问号提示我们，这种经验论解读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三个可供考量的要点：第一，不可否认，《构造》主导语汇是现象论的，卡尔纳普用现象论的语汇来界定基本要素（原初经验）和基本关系（相似性关系）。尽管他一再强调“原初经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觉材料，但因为他选择用现象论语汇描述这些材料，所以就很难与感觉材料论拉开距离。另外，尽管卡尔纳普指出，两个原初经验之间的相似性记忆并不必然涉及心理进程，而是构造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但他在实际描述这种关系时还是用到了描述心理现象的语汇，比如，记忆不仅指“一个已然消失的经验之再现”，而且指“一个此前不久存在过、尚未消失而犹有余效的经验例如一个知觉之保存”。然而，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现象论的表象，就会发现《构造》在初始语汇的选择上实际上是中立的，现象论语汇只是其中一条可能的路径。卡尔纳普在《构造》中反复指出，建立在心理要素之上的系统构造只是一种可能性，建立在物理要素之上的系统构造同样也是可能且合法的。考虑到语汇选择上的这种“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倾向，《构造》所呈现的现象论外观也许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约定”，它并非必然如此。第二，如果现象论语汇的选择只是一种“约定”，那么卡尔纳普是否一定像感觉材料论者那样落脚于某种私人性的内容，由此让《构造》的理论方案不可避免地陷入唯我论？卡尔纳普指出，自己的思路是一种“方法论的唯我论”（methodological solipsism），即“对自我心理基础的选择只是应用了唯我论的形式、方法，而非认可它的论点的内容”。更进一步，一种对《构造》的非唯我论解读是否可能成立？第三，如果感觉材料不是构造系统的必然起点，那么对《构造》的还原论解读是否仍然成立？卡尔纳普指出，不同于“把实在还原为所予”的做法，《构造》试图将“关系理论应用于对实在的分析，以便把构造的概念系统的逻辑形式条件表达出来”。他还指出，“对还原问题的回答导致建立一个统一的系谱式的科学概念的还原系统，这个系统只需要很少几个根本概念”。可以看到，如果说《构造》的方案是还原论，那么它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还原论，因为还原的目标不是被直接给予的材料，而是构造中最基本的形式成分。基于以上三点考量，如果《构造》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象论、唯我论和还原论，那么对它的经验论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成立了。这样一来，是否有可能对《构造》作一种康德式的解读，并把它从经验论的线索移置到新康德主义的线索中？下面我们就要来分别考察《构造》中的康德因素与非康德因素。

三、《构造》中的康德因素

在《构造》的体系中，作为材料的基本要素和作为形式成分的基本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部件，因此不存在纯粹的未经加工的材料，所有材料都是具有一定形式的材料。卡尔纳普指出，如果说构造理论是经验论，那么它并不是一种“粗疏的经验论”，因为它“赋予知识的形式成分以重要的意义”。他还指出：“实证主义强调，知识的唯一的材料是未加工的经验的所予；我们必须在这里寻找构造系统的基本要求。但是先验观念论特别是新康德学派（李凯尔特、卡西尔、鲍赫）则有理由着重指出，仅仅有这些材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次序安排，即我们的‘基本关系’。”这种“形式质料说”将卡尔纳普和一般意义的经验论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进一步，卡尔纳普不仅指出了基本要素和基本关系的本质关联，还试图通过基本关系推导出基本要素。正是这个步骤让卡尔纳普从一个非正统的经验论者走向了康德主义者。在《构造》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由基本要素构造而来，构造的第一步是用基本关系对原初经验进行最初的界定和刻画。可以肯定地说，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对这个步骤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接下来的构造步骤中，卡尔纳普给出的方案—不同的对象通过逐步运用等级形式而被构造出来—可以说是先验演绎的语义学版本。就《构造》的整体方案而言，正如卡尔纳普在思想自传中所指出的，虽然引导《构造》的是“从知觉中构成物理事物概念的心理学事实，但我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描述这个生成过程，而是描述它的理性结构，即对形象过程的图型式描述，这种描述由理性步骤构成，并本质地引向与实际心理学过程相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构造》中形式成分是首要的，被给予的材料则是派生的，而正是这种形式成分的首要性促使我们对《构造》作出康德主义的解读。

根据这条思路，卡尔纳普最终得到了一个非常接近康德的结论：“一切对象都是被构造出来的，而且被构造的对象只有作为以一定方式构成的逻辑形式才成其为概念认识的对象。”在《构造》的语境中，对象是被构造的结果，构造的过程就是对象化的过程。卡尔纳普最终构造出四个等级的对象：自我心理的对象、物理的对象、他人心理的对象、精神的对象（文化对象）。这四个等级的对象最终构成了一个极为宽泛的对象域。卡尔纳普指出，对象“总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即指可对其做出陈述的一切东西。因此，不仅事物属于对象，而且特性和联系、类和关系、状态和过程以及现实的和非现实的东西都算是对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四个等级的对象之间是一个层级性的结构，这个结构完全是由逻辑体系决定的。这个层级性的构造方案以罗素的类型论为基础。根据罗素的类型论，一个层次上的逻辑类无法界定其自身，为了对它作出说明，我们必须诉诸下一层次上的逻辑类。

可以看到，尽管对象的构造以原初经验为起点，但原初经验的实际作用只是一个“占位符”（placeholder），它的意义是在构造过程中得到充实的。对《构造》的经验论解读无一例外地忽视了这一点。卡尔纳普试图阐明，对象的确定并不依赖于直观，而是依赖于关系层次的复杂化和关系范围的扩大化，也就是说，对象是在逻辑关系的拓扑学空间中得到界定的。为此，卡尔纳普区分了两种界定方式：指示界定（ostensive definition）和限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他试图通过“铁路地图”的例子阐明，不需要诉诸指示的纯结构性限定摹状词是可能的。除此之外，他还区分了特性描述（property description）和关系描述（relation description），并强调了后者的首要性：“关系描述是整个构造系统的开端，因而也是全部科学的基础。而且，每种科学理论的目的，就其内容而言，都是要成为一种纯粹的关系描述。……在科学上，特性描述或者起一种更方便的关系描述形式的作用，或者在转换尚不可能的地方，表示有关理论的一种暂时的状态。”

根据上面这些区分，卡尔纳普最终区分了“对象”和“准对象”（quasiobject），前者的存在模式是“存在”（Sein/being），后者的存在模式则是“有效”（Gelten/validity）。他指出，对象和对象性的区分只是暂时的：“某个符号表示一个概念还是一个对象，一个语句适用于概念还是对象，这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差别，最多只有一种心理的即表象的差别。这根据不涉及两种不同的理解，而只是对解释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在构造理论上有时讲构造对象，有时又讲构造概念，这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但是，就《构造》的最终理论形态而言，对象是从对象性推导而来的。卡尔纳普指出：“构造理论超出了通常对存在的东西和有效的东西的看法，因为它不把这种对立看作一次完成的，只有一道断然的界限，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不断重复，从一个等级继续进到另一个等级的关系：对第一等级的对象有效的东西被看作一个第二等级存在的东西，然后它又可成为新的有效的东西的对象（第三等级），如此等等。对构造理论来说，具有严格逻辑形式的概念进展的辩证法就在这里。因此存在的东西和有效的东西的概念是相对的，表现着每个构造等级与直接相继的下一个等级的关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构造》中不存在对象，只存在准对象。

根据以上的讨论，不管是强调形式成分的首要性，还是通过“有效”意义上的对象性推导出“存在”意义上的对象，《构造》都体现了鲜明的康德式特征。不过，在继承康德式遗产的同时，卡尔纳普又分别在以下两方面对康德作出了关键改造。

第一个改造是，在强调形式成分的前提下，从认识层面的综合推进到纯粹逻辑的构造。在康德那里，范畴的实质是一种关系描述：量的范畴涉及存在形式的变化关系，质的范畴涉及存在属性的转变关系，而关系范畴（实体与偶性、原因与结果、基于因果交互的协同性）和模态范畴（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是成对出现的。但卡尔纳普在这四种关系描述之外又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描述：结构描述（structurede scription）。他指出，结构描述“不仅像任何关系描述一样不提及各关系项的属性，而且甚至也不提及这些项之间的关系本身”，换言之，结构描述只考虑关系的形式属性（比如对称性、自反性、传递性等），即“无须涉及该关系的含义和具有该关系的对象的种类即可予以表述的那些属性”。如果说康德的范畴涉及一阶关系描述，那么卡尔纳普的形式属性则涉及二阶关系描述。

卡尔纳普的基本构想是，虽然对象可以通过与其他对象的关系得到区分（一阶关系描述），但最终必须通过纯形式的结构得到界定（二阶关系描述）。他试图阐明，真正意义上的构造必须从认识的综合进展到逻辑的构造：“认识的综合，将所予加工改制为构成物、改制成事物或‘实在’的表象，大都是在无意中而非按照自觉的程序发生的。……构造系统是对在认识上多半直观进行的实在之全部构造的一种理性的重构。……在进行理性重构时，构造理论必须通过抽象，不是就个别情况而是对全部意识过程，把纯粹的所予和加工制作分别开来。”他还指出：“构造方法的一个本质特征正在于此：它对对象名称、命题和命题函项只考虑其逻辑价值，而不涉及其认识价值；它是纯逻辑的，而非心理学的。”

我们不能从单纯的反心理主义视角来理解卡尔纳普的构想。他的落脚点不是从主观的亲知进展到客观的知识，而是试图阐明，一切认知形式（康德意义上的直观形式和知性形式）都必须以纯粹的逻辑形式为前提。卡尔纳普指出：“一个纯结构命题只能包含纯逻辑符号，其中不允许出现关于任何实在领域的未经定义的基本概念。”这样一来，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把作为最后的非逻辑对象的这些基本关系从科学命题中消除掉，以此来完成这个形式化的过程？”如果说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在保留对象和主体两个极点的前提下调转了两者的从属关系，那么卡尔纳普则试图通过纯逻辑化的结构描述来界定和刻画对象本身。如果说康德试图强调形式成分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卡尔纳普则试图在形式和材料的背后再设置某个更为基础的形式层面，从这个层面开始展开对世界的构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逻辑观念论”（logical idealism）构想。

卡尔纳普在《构造》中指出：“根据构造理论的看法，对康德派关于认识论问题的立场具有基本意义的‘先天综合判断’根本不存在。”从逻辑观念观的视角出发，我们对这个判断的理解也得到了相应的更新：驱使卡尔纳普拒斥先天综合判断的也许并不只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纲领，即事实命题和分析命题之外不存在第三类有意义的命题，还是出于这样一种洞见，即先天综合判断在一阶关系描述中的功能可以通过二阶关系描述实现，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综合判断可以被逻辑构造所取代。从这个视角来看，卡尔纳普对先天综合判断的拒斥只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纲领的表面采纳，这种采纳不仅没有拒斥康德式先验路径的遗产，还通过一种彻底化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这个遗产。因此，对“经验主义的第一个教条”（分析与综合的区分）的批判并不适用于卡尔纳普，因为分析和综合的区分在卡尔纳普那里实际上是先验路径下的区分，而不是经验论语境中的区分。正如理查森（Alan Richardson）所指出的：“分析／综合在卡尔纳普那里的方法论意义就是先天综合／后天综合在康德那里的方法论意义，即由此区分让客观判断成为可能的框架与框架内的客观判断。”

卡尔纳普对康德的第二个改造是从主体的构造推进到主体间的构造。前面指出，《构造》的方案并不是唯我论的，因为它的起点不是私人的心理片段，而只是在约定的意义上使用了现象论语汇。但实际上，还有另一个理由让《构造》远离唯我论，即《构造》的基本语境是主体间的。卡尔纳普指出：“全部知识的主观出发点虽然是内心体验及其联系，但是正如构造系统要指出的，我们仍然有可能达到一个由概念把握从而对一切主体都是完全相同的、主体间的、客观的世界。”我们注意到，马堡学派的主要方案是将康德的构成性先天概念（constitutive a priori）转译为科学建构中的规范性理想（regulative ideal），其中的关键步骤是从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间视角来探讨规范性理想的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卡尔纳普和新康德主义者的思路是非常接近的。对主体间维度的强调让卡尔纳普最终抛弃了康德式的先验主体。他指出：“如果一切科学命题归根结底都仅以‘我的’经验的关系为对象，那么科学怎样才能得到主体间有效的命题呢？”因此，“对原始主体的其他一些说法，如‘先验主体’、‘认识论主体’、‘超个体意识’、‘意识一般’，也许都应看作权宜的手段，因为从对象认识顺序的自然出发点即自我心理的东西出发，人们看不到走向超出主观的东西的途径”。

事实上，在康德那里就已经隐含了主体间性的线索，这些线索也为卡尔纳普和马堡学派改造康德提供了可能性。不同于近代哲学家的一般做法（比如笛卡尔、马勒伯朗士、贝克莱等人），康德并没有通过诉诸超主体（上帝或绝对心灵）来保证知识的客观内容。例如，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区分了判断和联想律，前者给予表象的客观统一性，后者只提供主观统一性：“［表象］借助于直观的综合中统觉的必然统一是互相隶属的，就是说，这是按照对一切表象作客观规定的原则的，如果从这些表象能形成知识的话，而这些原则全都是从统觉的先验统一这条原理派生出来的。只有借此才从这种关系中形成一个判断、亦即一种关系，它是客观有效的，并且足以与同样一些表象的只具有主观有效性的那种关系、例如按照联想律的关系区别开来。”可以看到，“表象借助于直观的综合中统觉的必然统一是互相隶属的”实际表达的是在诸个体视角在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得到客观知识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表象的客观统一性最终落脚于视角间的融贯系统。

如果说主体间的构造在康德那里还只是一条隐而未显的线索，那么卡尔纳普则明确地将主体间维度放在了《构造》的核心位置。在《构造》的语境中，被构造的“世界”最终是一个主体间概念。这种构造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的：在共时性的方向上，它要求我们超出唯我论的视角，进展到基于公共描述的社会行为主义；在历时性的方向上，它要求我们超出单一世代的视角，进展到代际的视角。这里要特别强调历时性方向上的主体间维度：虽然卡尔纳普和康德一样将哲学工作理解为“建筑术”（Architektonik），但他在更为宽泛的视域中理解“建筑”（Bau）。他在《构造》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种建筑术“在任何地方都诉诸清晰性，但承认不可能穷究尽探生活的全部错综复杂，它既仔细探讨个别的形式，同时又宏观把握整体，它既重视人们的联合，同时又关心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样的建筑不只是纯粹理性的建筑，还是理性共同体的建筑：“这样小心翼翼地把一砖一瓦累积起来，我们就会建立一个稳固的建筑物，而未来的每一代人可以继续扩建。”

主体间维度还产生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后果：随着思想的进展，卡尔纳普越来越倾向于用物理主义语汇来取代《构造》中的现象论语汇。他在《构造》的第二版序言中试图用“基本元素”（basic element）来代替原初经验，以此来避免“在构造感觉性质时出现的某些缺点”。他还指出，这种基本元素类似于马赫提出的基本元素，比如“在某个时间某个视野位置上的某一种类的红”。这样一来，基本概念就从原初经验之间的相似性记忆变成了基本元素之间的某些关系，比如“x早于y，在视野和其他感觉场内的空间邻近关系，质的相似性如颜色相似的关系”。这个物理主义转向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不乏维也纳小组的其他成员（比如纽拉特）对卡尔纳普的影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卡尔纳普逐渐认识到，物理主义语汇的核心优点在于它的“主体间性”，即“用这种语言描述的事件在原则上可以被所有这种语言的使用者观察到”。

以上我们考察了《构造》中的康德因素以及卡尔纳普对这些因素所作的改造。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构造》视为《纯粹理性批判》的语义学版本。卡尔纳普的下面这段表述明确揭示了这两个方案之间的亲缘性：“在构造理论中，直观杂多被称为‘所予’、‘基本要素’。……我们或许可在等级形式的意义上理解‘范畴’一词；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我们的构造系统中只有两个范畴，即类和关系。不过，如果我们只把基本关系称为范畴，这也许更符合我们一向的语言习惯。下面的事实就说明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每个关于任一对象的命题在内容上都是一个关于基本要素的命题，在形式上则是一个关于基本关系的命题。”

三、《构造》中的非康德因素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构造》中的非康德因素。卡尔纳普在《构造》中提出了构造理论的四个主要问题：基础问题（basis）、等级问题（ascension form）、对象形式问题（object form）和系统形式问题（system form）。《构造》的非康德因素主要出现在“基础问题”部分。尽管奎因等人将卡尔纳普作为还原论的典型代表加以批判，但卡尔纳普认为自己的思路与感觉材料论者的还原论思路之间存在着关键区分。

他指出，以罗素为代表的感觉材料论者所讨论的“所予”是一种抽象的所予，而真正的所予必须是“在认识上先于一切他物的东西”，即“作为总体和不可分的单元的经验本身”。他还将这一批评拓展至实证主义者：一些实证主义认识论系统“不是以经验本身而是以感觉要素或其他经验成分为基本要素，而没有注意到它们之为抽象的性质”，而对于真正的实证主义者来说，“没有任何东西使其不能承认原初经验具有不可分的单元的性质并将其作为基本要素”。我们已经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指出，理解这种区分的要点在于，卡尔纳普的方案中并不存在提前确定意义的语义原子（“感觉材料”），原初经验必须在构造过程中获得它的全部意义。换言之，卡尔纳普意义上的“所予”只是给构造系统提供了必要的逻辑起点，它们的内涵和外延要在构造的终点才能被完整地揭示。

卡尔纳普试图阐明，从构造系统反过来界定作为基础的原初经验是可能的。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卡尔纳普的主要目标“不是以更为确定的直接感觉经验材料来证明更高级的数学物理知识，而是试图阐明，我们主观的直接感觉经验也可以通过内在于经验中的纯形式的逻辑数学结构来获得知识的客观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卡尔纳普用到了一种特殊的“准分析”（quasi analysis）方法。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准分析方法的细节。大体而言，该方法的核心是利用真正的分析方法（proper analysis）和准分析方法在分析结果上的形式相似性。卡尔纳普试图阐明，真正的分析方法（以颜色类为例）是通过对相似性序偶（pair）的外延描述来构成相似圈（similarity circle），最终在不指示对象的前提下确定对象类。我们可以运用类似的准分析方法来分析不可分析的原初经验（以合声为例），由此得到原初经验的准特征或准成分。可以看到，不管是真正的分析方法还是准分析方法，它们的实质都是试图通过逻辑构造的形式成分来界定经验的基础。

但这个理论方案有一个主要困难：这两种分析方法只是在分析结果上具有形式相似性，真正的分析方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对原初经验的分析是需要存疑的。事实上，卡尔纳普本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两种方法的实质性区分。他指出，准分析之所以不是真正的分析，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披上了分析的语言外衣的综合”。如果不能用构造的方法分析出原初经验的全部内容，那么遗留在原初经验中的综合部分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感觉材料，因为这些部分本质地处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之外。更进一步，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构造》的理论方案就无法真正摆脱还原论和唯我论的威胁。这种不彻底性给各种批评留下了空间。比如，奎因认为，尽管卡尔纳普试图界定的感觉材料语言并不只包括狭义的感觉事件，而是包括逐层建构的逻辑类，但“卡尔纳普仍然吝啬地将处在逻辑之外的部分或感觉部分作为他的出发点”。而古德曼则指出，尽管《构造》并不是“当下的唯我论”，但至少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唯我论”。在同样的意义上，洪谦指出：“是否卡尔纳普在唯我主义前面加上‘方法上的’或其他修饰词，就可以改变唯我论的本质了？”

更深层次的困难在于，虽然卡尔纳普认为作为基础的原初经验只是构造系统的逻辑起点，但他还是试图将原初经验界定为“总体和不可分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与“逻辑观念论”（通过逻辑构造来界定对象）相对立的经验论动机。在传统经验论者的阵营中，除了卡尔纳普，触及这个经验层面的也许只有休谟（生动而有力的“印象”）。而后来的古典实用主义者则进一步挖掘了这个经验层面。出于这种强烈的经验论动机，原初经验在《构造》中的功能就不再只是构造系统的逻辑起点，它还反映了我们与世界遭遇时所受的冲击，这些冲击揭示了世界本身的非逻辑性。

在《构造》之后的思想发展中，卡尔纳普刻意淡化了基础问题，并在维也纳学派内部围绕实在论展开的争论中坚定地站在了反基础主义的“左派”。他指出：“像罗素、爱因斯坦以及很多杰出科学家一样，石里克和赖兴巴赫相信实在论是科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我则认为科学只需要接受一种实在论的语言，但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理论对科学体系而言只是一种空洞的附加。”这一争论最终聚焦于对“记录句”（Protokolsatz/protocolsentence）的理解上。卡尔纳普试图阐明，记录句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约定的，因此对记录句的探讨并不涉及强意义上的“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只涉及弱意义上的“可确证性”（conformability）。右派的担忧是，如果记录句只是一种约定，那么作为逻辑实证主义基本纲领的“证实原则”就在源头上被推翻了。而卡尔纳普则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诉求不在于对基础的探讨，而在于尽可能地简化体系的推导过程，尽可能地拓展体系的解释力。但是在这个鲜明的反基础主义立场背后，我们还是能看到卡尔纳普在尝试保留记录句的某种基础性地位。比如，他在《物理语言中的心理学》中指出：“系统句和记录句的区别在于如下事实：系统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否认，而记录句作为认识论的出发点则无法被拒斥。”

如果说《构造》的康德因素主要是通过形式成分来界定对象，那么它的非康德因素则在于保留了处在构造系统之外的某种“所予”，并将一定的认知效力赋予这部分内容。从原则上来说，《构造》中的康德因素和非康德因素是不可调和的：一个形式先于对象的理论方案不能将任何认知效力赋予非形式的材料，反过来，探讨世界的非逻辑部分会在根本上取消通过形式构造世界的基本前提。卡尔纳普的如下表述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组矛盾：一方面，“在进行真正的构造时，不言而喻，所有实际包含在经验中的内容必然在构造上显现，思维活动也必然被构造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假定“所予的可保存性”，即“每个原初经验，都是作为一个同一之物被保存下来的，从而不止一次地被用来加工制作，而且每一次都能被确认为同一个东西”。在充分认识到这组矛盾的基础上，最后一小节的讨论将尝试给出一个公允的结论。

五、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提到了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转向。他在1925年至1927年间的书信中表达了对《构造》的不满。他告诉赖兴巴赫和石里克，他想从物理主义的立场出发另写一部著作，作为对《构造》的补充，而只有第二部著作才能被称为《实在逻辑》（Wirklichkeitslogik）或《世界的逻辑构造》，第一部著作只能被称为《认识逻辑》（Erkenntnislogik）或《认识的逻辑构造》。事实上，卡尔纳普在《构造》中就已经看到了物理主义构造路径的可行性，只不过他对本体论层面的物理主义断言持保留态度。他指出：“从构造理论的逻辑观点看，对科学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地方。科学唯物主义关于所有心理对象和其他对象都可还原为物理对象的主张是正确的。至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超出这一点的主张，即认为所有心理过程按其本质来说都是物理的，除了物理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构造理论和一般（理性）科学既不提出也不否定。”

但实际上，从现象论到物理主义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转向”，它们只是理论语汇上的选择。卡尔纳普并不考虑哪一条构造路径更接近世界本身，而是哪一条路径能够得到更恰当和简洁的构造体系。他在思想自传中指出：“在建立《构造》的体系时，……我也指出了在物理主义基础上构造概念系统的可能性。我选择现象论基础的主要动机是，不仅想探讨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想探讨同样重要的认识论关系。这一体系想要理性地重构（虽然不是描述）概念构成的实际过程。……传统现象论或唯物论的本体论理论完全在我的考量之外。”可以看到，卡尔纳普并不试图作出关于“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断言，不同的构造路径也不通过符合世界来获得它们的有效性。在卡尔纳普看来，对世界的讨论只能通过刻画世界的逻辑构造才能实现。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康德式动机，同时也符合“语言转向”的基本精神。

但另一方面，在强调逻辑构造的首要性的同时，《构造》还是保留了世界本身对构造系统的制约。我们注意到，卡尔纳普区分了认识次序（epistemic order）与逻辑的构造次序（logical-constructional order）。他指出，除了逻辑的构造次序（即前面提到的类型论构造法），我们还需要考虑“认识上的在先性”，即“就一对象（或一对象种类）与另一对象的关系而言称前者为认识在先的，而称后者为认识居次的，如果我们是通过前者的中介才认识到后者，因而对后者的认识是以对前者的认识为前提的”。如果说逻辑的构造次序是在系统中确定的，那么决定认识次序的则是系统外因素，即来自世界本身的制约。不管认识次序是否会在根本上动摇通过逻辑形式构造对象的基本方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认识次序的讨论在康德式动机之外又增加了一种经验论动机。如果我们将这两种动机分别归属给观念论和实在论，那么它们在原则上就是不可调和的。

但是在这两种动机之间摇摆并不是卡尔纳普的最终落脚点。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跳脱“观念论/实在论”的语境来理解《构造》的理论方案。卡尔纳普的实际构想很可能是，一种逻辑主义的对象理论不必拘泥于在实在论和观念论之间作出选择。他指出：“被构造的东西是像马堡学派所说‘由思想产生’的呢，还是如实在论所主张‘只是’被思想所‘认识’呢？我们的构造理论使用一种中立的语言；按照这种理论，事物既不是‘被产生的’也不是‘被认识的’，而是‘被构造的’；而且我们现在应该强调指出，‘构造’一词在这里总是在完全中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从构造理论的观点来看，关于对象是‘被产生的’还是‘被认识的’之争乃是一种无益的言词之争。”进一步，“实在论、观念论和现象论这几种所谓认识论派别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一致的。构造理论表现出了它们共同的中立的基础。它们只是在形而上学的领域，因而（如果它们可算是认识论派别的话）只是由于超越界限，才发生分歧的”。可以看到，在构造理论的视域下，逻辑构造既是“发明”（invention）也是“发现”（discovery），它既是心灵的产物，也是世界本身的结构。这样一来，我们就无须在观念论和实在论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黑格尔式的结论已经同时超出了新康德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视域。尽管卡尔纳普在《构造》中触及了这个洞见，但他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推进下去。从最终呈现的理论形态来看，《构造》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它试图将客观有效性的最终解释权归属给我们的逻辑结构；另一方面，它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双层理论方案，将知识理解为经验证据和形式构造结合的产物。

从卡尔纳普之后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们会发现他的最终出路并不是以黑格尔的方式调和这两种动机，而是以一种类似于实用主义的方式消解了这个问题。奎因区分了前期卡尔纳普和后期卡尔纳普（“新卡尔纳普”），他认为在新卡尔纳普那里，主要问题不再是世界的逻辑构造，而是阐明如下的核心论点，即“哲学就是句法”。这个判断大体而言是恰当的。前后期的卡尔纳普之间即使不存在立场上的根本转变，也存在着理论视角的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中得到了明显体现。首先，卡尔纳普从探讨世界的逻辑构造转向了不涉及语义的句法分析。他试图阐明，每个造成困惑的“哲学句”（philosophical sentences）都可以被改写为清晰的“句法句”（syntactical sentences）。他还指出，我们所使用的“对象句”（object sentences）实际上是“伪对象句”（pseudo-object-sentences）或“准句法句”（quasi-syntactical-sentences）。其次，他将前期的约定主义立场进一步发展为“宽容原则”（The Principle of Tolerance）：“我们的任务不是设置阻碍，而是达成约定。”此时的卡尔纳普确信，世界可以有不同的逻辑构造，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每一种构造语汇，用清晰的方式给出句法规则并加以评估。

但不管怎样，仅就《构造》而言，卡尔纳普的理论方案明确地处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间。我们已经阐明，让其中一个洞见完全吸收另一个洞见的尝试在原则上是无法成功的，这也意味着对《构造》的经验论解读和新康德主义解读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构造》的这种居间性不仅体现了卡尔纳普思想的复杂性，也说明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的分析哲学思潮并没有因为“语言转向”而仓促规避最为根本的哲学问题。和之前的各种哲学探索一样，在给出了一个关于世界构造的语义学版本之后，卡尔纳普需要对心灵与世界的关系作出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深刻地处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也正因为如此，它无法和康德所处的德国观念论传统拉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