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 离开美国我们就无法思考吗？

本文原载《南风窗》2012年第02期.

美国学者门德斯（Richard Madsen）曾经指出，美国人常常将自己社会的恐惧与希望投射于美中关系。类似的投射效应也发生在中国。长久以来，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深刻地依赖于我们对美国的想象，这是历史塑造的结果。

不久前微博上有“加V博主”转发所谓“希拉里的警告”，言称“20年后中国将变成最穷的国家”，因为中国人不理解社会责任和义务，没有信仰，不懂什么是体面的生活等等，引起哗然。这当然是编造的。美国国务卿不可能如此粗暴鲁莽地评论全体中国人（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

但这并不是新鲜的把戏。几年前流布甚广的所谓“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以及“耶鲁大学前校长炮轰中国大学教育”两篇网文，都属伪作。早有认真的网友追根溯源发掘出伪作的原始材料，解剖了这种移花接木和杜撰的编造工艺，并耐心解释如何凭借常识来辨别这类伪作。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些伪作仍然在风传，并持续激发出两种强烈反应：叫好和责骂。

于是，在辨析真伪之外，我们还可以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总喜欢假托美国著名人士和机构来针砭中国现实状况？直接的理由显然是更具有传播的“轰动效应”。但为什么我们总是特别在意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来自美国的声音，无论真假、无论批评还是赞赏，都会在我们的舆论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听一位研究社会学的朋友说，今天了解国入政治倾向有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询问对美国的态度，根据一个人是“亲美”还是“反美”，就可以基本准确地推断其意识形态立场，从各种精英到普通民众都是如此。所以他说，中国人的派别表面上很复杂，实际上真正的区别就是“亲美派”和“反美派”，八九不离十。在这个意义上，离开美国我们就无法思考。

果真如此吗？的确，许多中国人有一种美国“心结”（complex），但我相信这种美国心结只是关于我们自身处境与期望的一种“投射”。美国学者门德斯（Richard Madsen）曾经指出，美国人常常将自己社会的恐惧与希望投射于美中关系。类似的投射效应也发生在中国。长久以来，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深刻地依赖于我们对美国的想象，这是历史塑造的结果。

20世纪初，梁启超在美国访问8个月写下《新大陆游记》，对美国的巨大发展印象至深，同时也警惕其社会弊端与帝国主义的危险。而此后中国人对美国的感受与想象是复杂纠葛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将美国与苏联并称为“民主世界的双璧”，而“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答记者问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次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谴责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出驻华美军。但这篇文章采用了“内在批判”的方式：以美国的民主、自由和独立理想承诺来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实践，并且在美国的民主力量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做出区别。而在此后60多年里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冷战时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1970年代，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认识世界格局和理解现代化的视野中，美国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作为正面的榜样（或老师），还是作为反面的范例（或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