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科研究要搞懂“机制”概念？推荐一本必读新书

*图源网络，侵删

第二章和第三章 拆分自邦格于1997年发表在《社会科学哲学》的论文“ 机制与解释 ”，在增修原文的同时删去了文末的个人后记。1996年6月6日至7日，彼得·赫斯特洛姆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召集了一场关于社会机制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罗伯特·默顿、托马斯·谢林、查尔斯·蒂利和乔恩·埃尔斯特等著名学者在内。

邦格给出了他对机制的定义，并强调了机制与物质具象系统的联系。他认为对事实的真正解释必须描述某个机制，所以标准的“ 覆盖律模型 ”是不完整的，他还根据解释深度或解释力区分了黑箱/现象性、灰箱/半现象性和透光箱/机制性这三种解释。查尔斯·蒂利作为评论人，对邦格的论文给予了好评，尽管他一上来抱怨文章写得太长。

两人因这场研讨会相识并成为好友 ，蒂利后来也在自己的书里坦言，他与邦格对社会机制的见解不谋而合。可惜的是，后来的会议文集并未收录邦格和蒂利的文章，邦格便将它投稿至《社会科学哲学》期刊，它后来变成了邦格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

*图源网络，侵删

第四章 增修自邦格于1994年发表在《定量语言学期刊》的同名论文。1992年6月11日至13日，一些意大利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在锡耶纳大学精心组织了第一届应用科学的定量方法国际会议，专门讨论基尼系数等收入不平等指标。邦格的论文讨论了社会科学中真正的量化与假冒的量化，并指出理性选择理论中出现的主观效用和主观概率都是后者的典型。邦格还警告了 不要把数学中的测度与科学中的测量混为一谈 ——这个错误曾在美国加州风行一时，以至于测度论曾被当作概念形成的工具而成为心理学等专业的必修课。幸运的是，后来邦格的女儿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心理学时，这个错误的政策已被纠正。

第五章 延续了邦格于199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理性选择理论的贫困”和“理性选择理论：对其基础的批判性观察”。他细致地分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等理性选择纲领的诸多缺陷：把 所有社会问题都视为选择；充满主观效用和主观概率等不科学的概念；用个体主义看待人，无视社会结构，故而无视选择面临的约束；忽视现实，逃脱经验检验；无视神经科学的重要发现 ——理性与情绪在人的推理过程中相互交织，所以作决策时不可能把情绪排除在外；宣称理论选择理论是普适的，却忘记了适用范围越宽泛，实质性内容就越少。

*图源网络，侵删

第六章 源自邦格于1996年发表在 《社会科学哲学》 的同名论文。尽管邦格与波普尔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1958年的威尼斯，但两人在这之前已有多年来往。1955年，邦格在智利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第一次发现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被此书折服的他与波普尔进行了通信， 从此开启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友谊 。而在此之前，波普尔曾支持《英国科学哲学期刊》发表邦格批评量子力学正统诠释的文章。在60年代初，波普尔身体不佳，邦格与波普尔会晤后发现他脸色苍白，还不断向自己抱怨最近做的手术。

他怀疑波普尔时日不多，想到波普尔会在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下逝世，顿感难过的邦格立即着手为波普尔的65岁生日出版一本纪念文集。1964年， 邦格主编的全世界第一本纪念波普尔的书出版了 ，取名为 《对科学和哲学的批判取径》 ，收录了多位重量级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文章。有趣的是，波普尔在这之后活了30年，以至于邦格都自嘲“此事表明自己缺乏临床眼光”。无论如何，波普尔的名气自此成倍增长，仅仅一年后，他就被英国女王授予下级勋位爵士头衔。

*下级勋位爵士佩章

然而，邦格与波普尔的哲学道路后来发生了分歧。波普尔在1967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令邦格大吃一惊——波普尔竟认为观念能脱离思考它的脑而存在。1977年，波普尔与埃克尔斯（196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一起出版了《自我及其脑》，为心脑二元论辩护。一年后，邦格与埃克尔斯在世界哲学大会上展开辩论， 他激烈地批评了埃克尔斯持有的观念主义和超心理学看法 。邦格与波普尔从80年代起不再通信，因为两人的理念渐行渐远。

他们的分歧不仅在体现在心灵哲学上，还体现在社会哲学上。与邦格一样，波普尔年轻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自从在伦敦经济学院与哈耶克会面后，波普尔变得极为个体主义和保守。邦格也不认同波普尔对罗素提出的英国单边核裁军的批评，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说三道四，以及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等主张，并认为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与其宿敌—— 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者一样教条 。邦格在波普尔逝世一年后撰写了本文，此时他已不再像初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那样对波普尔大为敬佩，而是尖锐地批评波普尔的社会哲学是支离破碎的。

*邦格主编的《对科学和哲学的批判取径》

第七章 删减自邦格于1994年发表的文章“当代社会研究中的反启蒙运动”。邦格毕生坚持启蒙精神，他尤其赞赏法国启蒙运动带来的系统唯物主义（霍尔巴赫）、演化主义（布丰）、科学主义（孔多塞）和平等主义（卢梭）这些理念。

与之相反，他视黑格尔为反启蒙运动的旗手，并批评黑格尔不仅在政治上反动，而且在科学上蒙昧。遗憾的是，原始马克思主义虽然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的进步理想，但并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缺陷。更糟糕的是， 批判理论等新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扬了黑格尔的蒙昧色彩，充满了令人费解的黑话 ，且哈贝马斯也开始热衷于讨论“交往行动”，与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一样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忽视紧迫的大型社会问题。这些理论显然无助于人类解放这一理想。

*图源网络，侵删

第八章和第九章 源自邦格于1991年和1992年发表在《社会科学哲学》的上下两篇论文“ 对新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性审视 ”，并删去了上篇末尾的附录。1990年，委内瑞拉生理学家马塞尔·罗切（其研究兴趣后来转向了科学社会学）发现阿根廷有个“摇椅”人类学家不加批判地报道了拉图尔和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里的一堆胡扯后，催促邦格对此作出回应。邦格便写下这两篇文章， 审视了当代的反默顿科学社会学家 ，还审视了他们的一些先驱——从主张唯社会论的马克思，到第二届国际科技史大会上大放光彩的苏联学者赫森，再到令库恩深受启发的弗莱克，此人声称“科学事实”是科学共同体的发明。

1994年，邦格在《科学》上发表了一封信，他以拉图尔的作品为例，直言当前的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作品缺乏最浅显的科学常识。这两篇 批评相对主义-建构主义 的文章是真正的先锋之作，比法国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1996年投稿到《社会文本》继而引发科学大战的“ 钓鱼文章 ”早了五年。（这个期刊的主编们也因此“荣获”当年的搞笑诺贝尔文学奖。）可惜的是，它们在科学大战前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不过若干年后，温伯格（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引用这两篇文章来批判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 而且坦言邦格是他亏欠恩情的科学哲学家之一 。

*这两篇文章也被整理为一部西班牙语专著出版

第十章 删减自邦格于1996年发表在《纽约科学院年鉴》的同名论文。1995年5月31日至6月2日，纽约科学院举办了题为“ 逃离科学与理性 ”的会议。邦格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智识上的不诚实，后现代主义者并未赢得他们享受着的学术自由，这些人的思考非常肤浅，本质上还是反学术的，因为他们不承认科学家有义务以理性的方式讨论问题。

本文是邦格在 人文社科领域打击学术反科学和学术伪科学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