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习惯也能够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Rechtliche Relevanz），例如《民法典》第1297条以下的亲属编，就将有关订婚的社会习惯视为一项法律事实（rechtliche Tatbestand）。当然，习惯也可以逐渐发展为习惯法（Gewohnheitsrecht），并成为一种法律规范（Rechtsnorm）。《民法典》第157条规定了法律解释（Auslegung）的基本规则，《商法典》（Handelsgesetzbuch）第346条则确定了商事交往（Handelsverkehr）的基本规则。这种基本规则是基于在参与者中通行的交易习惯（Verkehrssitte）来确定的。虽然这种交易习惯并不是一种严格的法律规范，但是通过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习惯对参与者的行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最后，人们可以依据善良风俗（sittliche Gepflogenheit）来填补既有的法律相关事实，譬如，一对男女发布订婚启事，可以从中推断出两人已经订婚的事实。
对于伦理规范（Normen der Ethik），以及基于神学（theologisch）或哲学（philosophisch）的行为规范的适用情况也没有太大不同。这时人们也常常会提到有关“道德（Sittlichkeit）”的规则。同样地，这些规则也并不一定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只能通过法律之外的手段（但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来获得强制力。然而，就法律来说，其又必须满足“最低限度道德（ethische Minimum）”的要求，并且给予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以法律上的约束力。这一要求首先通过刑法（Strafrecht）规则来实现，但在《民法典》中也存在相应的规则，特别是在第138条第1款（对违背公序良俗契约的禁止）和第826条（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他人导致的损害赔偿义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简而言之，这些法律规则化的“道德”内容是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虽然——如无数法政策讨论中所展现的那样——对于在何种程度上将道德规则法律化，仍然充满争议。当然，在道德和法律的行为要求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譬如“人不得说谎”的要求，在民法中表现为对恶意欺诈（arglistige Täuschung）的禁止（参见《民法典》第123条），但在刑事诉讼中就未必能够毫无保留地适用，譬如《刑法典》第153条以下规定的，关于被告（而非原告）不真实陈述的规范。出现这些矛盾的原因在于，伦理是美德的体现，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实现最优状态；而法律更多的是基于目的性的考量，并且仅限于确保忍受共同生活所必需的最小限制。
而即使是国家制定的作为行为规则（Verhaltensregeln）的法律规范，如果其经过更加仔细的审视被视为一种非法（Unrecht），则其无须也不应当在个案中得到适用。区分法与非法的关键在于它们所体现的法理念（Rechtsidee），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法律安定性和公正性。如果规范与法理念不一致，只是表现为权力滥用和专横，并且严重违背实体公正性，则是无效的（nichtig）。这些无效规范将被视为不存在。它们不需要被遵守也不应当被遵守。当然，对于一个真正的法治国（Rechtsstaat）来说，非法规范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般来说，有缺陷的（fehlerhaft）法规范并不会像非法规范那样完全无效，而只是在必要情况下被视为违法（rechtswidrig）。对这种非法规范的判断，并非一般人的任务，而是要以一种“体系内在的（systemimmanent）”的思路，借助法律的手段，通过法院来进行。如果法院的这些裁判（Entscheidung）又与更高位阶的法不一致，则又会被视为违法的“法律”规范，需要规范的适用对象特别注意。
（二）法的表现形式
在一个共同体中确实适用的法规范的总和被称为实证法（positive Recht）。人们常常将这种法视为人造产物，与此相对的是神定法或者自然法（göttliches oder Naturrecht）。实证法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我们通常所称的国家的制定法（staatlich gesetzliches Recht）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法典化的法律（kodifiziertes Recht）是其一般表现形式。这种法典化的法律通常被认为是将某一个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或部分法律规范）汇编在一部法典（Gesetzbuch）之中。这也是被汇编在一部“会典（codex）”中的成文法律规范，即以书面形式记录的规范集。根据制定者不同的情况，人们首先要区分法律（Gesetz）、法规／规章（Rechtsverordnung）和章程（Satzung）。法律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在德国宪法的语境下，就是由联邦或州的议会所制定的（《基本法》第77条第1款第1句）。法规则源于行政机关，其依据法律的授权而制定（《基本法》第80条第1句）。而章程是由自治实体，例如村镇或者大学所制定的。当然，章程的制定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行政权力的体现，因此也需要法律的授权（如通过国家制定的乡镇法或者州制定的高校法）。
根据制定法的形式，人们还可以将法律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和实质意义上的法律（Gesetzen im formellen und im materiellen Sinne）。所谓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是指议会制定的所有被称为法律的文件，无论各个法令（Gesetzesbeschluss）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所谓的法律并非只能在个别情况下适用，而应当能够规范不特定的一般事实。所谓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其特征在于包含抽象的一般规则。同样，法规（如《道路交通条例》）、章程（如《垃圾清运的费用章程》）或者习惯法中都含有这种抽象的一般规则，其不仅在个案中，而且还能在大量类似情况下得到适用。因此即便在形式上不具有法律的外观，这些法规范也能在实质意义上被视为法律。因此，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的形式，但是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民法典实施法》第2条就规定了“民法典和本法中所谓‘法律’是指所有法律规范”。由此，人们可以将“法律规范”和“实质意义上的法”这两个概念等而视之。每一个法律规范也同时是一个法源（Rechtsquelle）。对于法源而言，这里提到的所有法律形式都应当被纳入考量，首先自然就是法律（形式意义上的）、法规和章程。
《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行政和司法应当遵守法律（成文法）和其他法律规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Gesetz und Recht）。宪法的这一表述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法律规范不仅通过成文法的形式展现出来，而且通过作为不成文法的一般法律原则（allgemeine Rechtsgedanken）和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来体现。以《民法典》中的合同法为例，众所周知，合同必须被严守（pacta sunt servanda）是一项合同法基本原则，但这一基本原则并没有在《民法典》中得到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在具体事务中的决定，也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法律规范本身。法律规范是需要解释的，因为其自身的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规范是存在漏洞的，因为立法者也会有不能发现或者不能解决相关利益冲突的情况。最后，法律规范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不适用的或者不正确的情况，并因此需要不断地修正。在这些情形下，就必须从法律规范价值秩序的整体进行考虑，借助法学方法论的适用，在个案中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以及相应的正确法律规范，并且其还必须能被纳入《基本法》第20条第3款所涉及的成文法之中，在成文法中找到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庭能够随意违反成文法，纠正立法者的规范意图。这种对成文法的不适用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即通过成文法已经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时，才有合理性。这就意味着，法律并非“瞎子”，其在适用中一方面需要顾及立法者的规范意图，另一方面需要在个案中追寻利益正当的解决途径。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从上诉法院判决中得出的法官法（Richterrecht）就具有重要意义。法院仅能依据个案作出裁判，其判决原则上并不能适用于不同的个案。与英美法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院的判决对其他法院和个人并没有约束力，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相关的司法程序。但是就个案裁判而言，其基于抽象的法律规范而作出，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却基于具体的事实而产生，对类似的事实可以被视为一般的判决准则。这种基于抽象规范的总结，然后在具体案例中得到适用的法律规范就是所谓的法官法。它们并非实体法，因为那种超越具体个案的约束力并不具有合宪性：法庭并不具有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的合法性。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些没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仅在学术讨论中有意义，而对其他法院只能推荐适用。除此之外，那些认可（法官法）的法院会表示，在类似的案例中也有适用同样准则作出判决的意愿。这些实际的法律实践活动，自然会促使当事人的行为趋向于法官法的规范意旨，尤其是在合同构成和诉讼程序的语境下。最后，法官法可以因为长期的司法实践而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法，并因此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实际上产生规范的效力。除此之外，立法者也能将法官法法典化，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对法官法的规范内容进行变更。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特别注意法官法的边界，毕竟法官的法律续造（Rechtsfortbildung）也必须基于权利分立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