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的后记中自叙，把《九阴真经》的总纲设置成一段难解的音译梵文文字是受到了一部叫做《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的奇书启发，这《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其实就是《蒙古秘史》。
蒙元史如今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科了，作为研究十三世纪蒙元王朝的基本参考文献，国际上甚至以《蒙古秘史》为中心形成了一门专门的“秘史学”学科，金庸先生所用的就是据外蒙学者整理翻译后，又转译成汉语的译本。
《蒙古秘史》本是蒙古帝国官方修撰的正史，原文用畏吾体蒙文写成，早已经亡佚，明朝翰林院有一种汉语音译蒙语的神奇译本，就是金庸所谓的“奇书”了。
蒙古邮票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70周年(二)
其实蒙元的历史并不为传统史学所重视（譬如金庸援引李思纯的观点，认为蒙元时代中国文学低落，蒙语对汉语也没有什么影响，据他考证，只有一个“好歹”的“歹”字，这话实在不确，蒙语对汉语的影响足够一本语言学博士论文，比如“站”可以作“车站”讲这一义项，就是从蒙古的“驿站”制度来的），但是客观来看是一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大帝国，所以这部书有各种各样的大佬研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日本蒙元史开创性的人物白鸟库吉，还有金庸先生提到的那珂通世——第一个写中国通史的人。因为是十四世纪的汉语北方话音译，所以这部书即可以用来研究蒙语语音史，也可以研究汉语语音史，仅凭这一点，就不知道养活了多少硕博士。
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
有的学者认为这部书是朱元璋集团为了知己知彼，蒙语速成的教科书工程，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在单词旁边标上汉字一样，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样发音总是会被嘲笑的。
又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长居中原，已经不会说畏吾蒙古语的蒙古贵族子弟的教科书，反正还是跟我们在单词旁边标汉字一样，勉强就这么学了——由此我怀疑古人学一门外语，用自己的文字搞音译是通用的学习方法，文化传播不难么便捷的时代，有没有标准国际音标，想要学外语没有口音真的很难吧。在最需要学习外语的魏晋南北朝，史书中也是这么玩的，什么叫“步摇”啦，什么叫“秃发”啦，什么叫“特勒勤之阙”啦，研究这个就成了中古史领域的大学问，非得要鬼才才能碰得。
虽然早在民国时代，陈垣先生就写过《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但是蒙元史并不是十分热门的学科，复原《蒙古秘史》的难度极大，比较好的研究要到八十年代的亦邻真先生，对《蒙古秘史》的译注直到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形成研究高潮，虽然在五十年代就有学者重新对其进行翻译整理——而利用《蒙古秘史》的灵感写下《射雕英雄传》的时间，写于1957-1959年。
我一直相信金庸先生对前沿的史学研究总是保持着敏感性。《白马啸西风》里面那段惊艳至极的结局：众人终于打开了高昌国的宝藏，发现竟是将中原送来的儒教礼器像垃圾一般丢在一起，以表示打死对儒术没有什么兴趣的决心，还有最后金庸先生那句经典的总结：“她就像古高昌国人一样倔强——这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我偏不喜欢”。
我第二次听到这个故事竟然是在一个著名教授的唐代外交史讲座上，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强大如唐帝国，实际上也并不能在文化上完全征服邻国的小国，这就是唐代的国际社会。历来研究者往往被中原人自己撰述的正史所迷惑，误以为中世纪全世界的国家都像对亲爸爸一样对待我们大唐，其实国际政治历来是相互占便宜，就像《白马啸西风》里引的 半句诗“白首相知犹按剑”一样，谁会对你真心臣服。
跳脱各种各样的“中心论”，关注边疆、关注大人物之外的底层，这是二十世纪新史学的特征之一，梁启超所谓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即是这种思潮下的产物。二十四史固然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但是不公平的话却实说了不少。
《天龙八部》里面有一段描写，萧峰出关路上，看到辽宋两军打毫无意义的战争，受苦的是普通百姓，宋军为献捷，便虏来契丹百姓谎称是俘虏，萧峰因此感慨说，为什么同样生而为人，你要骂我为辽狗，我要骂你为宋猪。历史上，游牧民为何南下“侵略”，传统的说法今天多已经需要重新商榷了，曾经认为是草原气候变化造成的南下掳掠，也已经被内田吟风很详实的考证推翻掉。而《天龙八部》中笔触涉及到宋、辽、金、西夏、大理的故事，我认为就是对去中心化的尝试，事实上，将这些政权并置奇观，也是宋史研究的趋势。
金庸先生在三联版《金庸作品集》前说：“我初期写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的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怠忽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
和许多从民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永远对家国、民族、故园怀有热爱是金庸先生的可爱之处之一。《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先生较早的作品，开头那个浙江的小山村，就是金庸故乡的投射。但是对家国、民族、故园的重新理解又是金庸先生身上最具魅力的特点之一，《碧血剑》中袁承志既没有亲手杀掉勤勉的皇太极，也没有亲手杀死败局已定崇祯，绝不是因为他软弱，是因为他开始重新反思成为一个“武林盟主”的意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并不一句可以以此为大旗便可以杀人的口号。
回到金庸最成熟的作品之一，《天龙八部》中萧峰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和阿朱去塞上放牛放马，那个边疆象征的是自由和平静，英雄热爱的并不是杀戮。萧峰最终从雁门关的绝壁跳下，以此换来宋辽之和平。
即使如萧峰，也不过是金庸宏大历史框架中的一个人物而已，但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意义，不正是让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无论在江南还是在塞上，都能保持着自由和尊严吗。
本账号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账号
商务合作：Tel：15117934836 QQ：762993961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historytalking）
投稿请发[email protected]（有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