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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西方已经集齐了火山、回旋镖和乌托邦

民智国际研究院 · 公众号 · · 2025-01-23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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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江宇舟

财经行业观察者

特朗普1月20日就职，他本次的就职典礼并不太平，内有“独狼袭击”和加州山火；外有威逼盟友、政潮不断。而这背后不仅仅只是局部操作的心血来潮或漏洞失误，更是整个西方阵营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所形成的火山，正在一股股“试烟”，酝酿着更大规模与频率的喷发。

在前文《攻守之势正在改变：2025等待回答的四问》，笔者提出我们已经处于大时代的转折点，本文是前文的下篇，站在传统发达国家的视角，再一次论证力量对比因何而改变，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之下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脉络，而这些问题又是否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共性症结，究竟依靠什么才能打破所谓的“惯性”。

一、西方国家近期政潮的根源，是经济发展陷入了结构性矛盾

近期德法加韩等国政潮不断，美国则在短短四年又一次政党轮替，某些人极力要为我们营造的西方发达国家恢复快、就业好、财富增、外资抢的形势大好，与现实却是那么地格格不入。但凡他们所言有那么几分真实，我们都只能得出一条结论，就是西方老百姓吃得太饱，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换一批更加激进的政府，将对刺激的追求贯彻到底。

其实，吹鼓手举出的每一项“形势大好”的数据，背后都自有一番曲折，了解来龙去脉以后，我们才能明白导致这一系列政潮的经济基础，这是每一户人家普适的柴米油盐、喜乐悲欢。而将这些悲欢汇聚起来，是它们基本面已经出现了普遍性、周期性、结构性的矛盾，在转折点此消彼长的进程中，它们构成了“消”。

从基层角度来看，最直观的痛点就是近年以来生活压力攀升，体感急剧恶化，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又是疫情爆发以来迅速拉高的通胀，生活成本急剧攀升，美国各主要盟国的通胀率都出现了极其相似的走势。

各国近十年来通胀率对比（单位：%）。图表来源：Trading Economics。

这种趋同的走势也是西方国家自身经济日益陷入对美依附的缩影。在美国政策的影响下，它们或是对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发动贸易战、构筑关税壁垒，主动推高本国从生产制造到消费全链条的物价水平；或是策动多方向的地缘冲突，造成能源危机；或是量化宽松，连续货币超发，且热钱投向脱实向虚，形成大量泡沫……在多方因素影响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最终在新冠大流行后被引爆。

即使在官方数据通胀趋于缓解的2023年以来，依然能够看到与官宣数据不符的差距。根据麦肯锡调查，虽然2023年下半年欧盟27国的名义工资增速为6.3%，但实际工资平均比2019年降低1.2 个百分点。2023年，共计88%的欧洲人认为2023年物价上涨，其中59%的欧洲人认为物价“强劲上涨”。欧盟自己的报告也承认，通胀依然是民众认为最重要的议题，没有之一。

物价高企的同时，贫富两极仍在持续分化。据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提供的统计图表，法德意等国的收入和工资不平等现象，较疫情前又有了加剧之势。美联储近期公布的2023年底美国家庭净资产统计同样耐人寻味，简单的算术平均，每户家庭资产可达120万美元。不过，如果按每户净资产中位数计算的话，每户仅为19.2万美元，进相当于算术平均数的16%，“被平均”现象更为突出。

2007-2022年德国、意大利、法国的收入不平等（红线）、工资不平等（黑线）和就业水平（虚线）演变。图片来源：Eurofound。

仍以美国为例，从纸面上看，家庭财富在疫情中反而还加速增长，2020年以来的家庭净资产名义增速达到了40%，哪怕剔除20%左右的通胀，实际净资产仍有20%的增幅。可是其中不乏房价攀升的托举，同样是美联储在2023年的统计显示，房屋价值中位数已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4.6倍有余，美国家庭的住房负担能力降至历史低点。截至2022年，超过3/4的家庭净资产不足10万美元，较2019年疫情时期仅增长了4%，剔除通胀以后将是负增长。

在最近陷入“第51州”风波的加拿大，房地产对资产价格的托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曾在2021-2022一年内平均房价增幅高达30%，大多伦多地区甚至同期增幅达到1.5倍。但超越了需求者正常消费水平的房价最终成了有价无市的纸面富贵，全国房市在没有“三条红线”的情况下陷入了更为严峻的萧条，作为他山之石提醒着大洋彼岸：房地产的结构性调整，根本上究竟是监管的问题，还是价格与需求的问题。

再回到美国，从家庭的收入五等份划分，来看不同层级家庭保有的财富占比，也能发现贫富差距仍在加大，疫情以来，除了最富有的1%家庭财富占比仍在增长，其他层级都在持续下滑。

疫情以来美国家庭净资产（左）和收入五等份的家庭财富占比（右），最富有的1%家庭（深红色线）财富占比仍在增长，而其他层级都有不同程度地下滑。图片来源：东北证券、路透社。

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就业确实普遍处于疫情以来的恢复阶段，部分国家的新增就业人数和岗位需求仍处于阶段性高点。但也在积累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例，反复“修正”就业人数的伎俩已然路人皆知，即使按纸面统计数据，将一个长周期合订起来看，过去三年，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在不断下滑，且作为风向标的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都出现了降温迹象，后者甚至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即使按统计口径，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也呈现下降趋势。图表来源：东北证券，2025年美国经济展望，2025-1。

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统计，美国出生的本土居民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进程正在加速，适龄（16-64岁）人口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16.9%增加到2024年4月的22.1%。

更有意思的是，移民对于就业增长的刺激也在递减，甚至从疫情以前就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截至到2017年，1990年后进入美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只是将适龄人口的就业份额从63.9%提高到64.4%。

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高精技术类工种始终处于稀缺状态，此类移民的流入反而是越来越少，且极易受到日趋随意的政策干扰。美国近期围绕H1-B签证引发的风波正是该问题的缩影，“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之一拉马斯瓦米甚至痛斥“美国文化长期以来崇尚平庸而非卓越”，无法满足这方面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在衣食住行、运输仓储相关的基础制造和服务类行业，供给真正过剩，新移民占比过高，且不少受教育移民的技能和教育背景与该类工作不符，出现严重“错配”。

不仅是美国，移民输入就能促进就业的“理所当然”，正在西方国家遭受普遍挑战。本轮加拿大政潮中，舆论对特鲁多的一大抨击点就是：创纪录的移民水平却几乎没有带动可工作纳税人的人口占比。其实加拿大只是诸多反面典型中的一个而已，从多国数据来看，都出现了移民增速大大“跑赢”就业率增幅的情况。

因各国统计数据发布时间不一，故起讫时间有些许误差。美法两国为2023年较2015年的增幅，德国为2021年较2015年的增幅，加拿大为2021年较2016年的增幅。图表来源：根据Fred（联邦储备经济数据库）和各国统计局数据汇总自制。

而这些现象的表象背后是更为深层的人力资源供需结构矛盾。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过程，造成了基础行业的大量迁移。高新技术看似蓬勃发展，但从场景到应用的转化却有边际效益递减之势。只靠一味的概念炒作，缺乏大面积的应用推广，甚至连基础加工都在国外，长此以往不仅高精尖行业的就业受到限制，连能够给被他们蔑称为“低端移民”提供的基础行业工作机会，也一样越来越少。此时出于“政治正确”引入的移民，在不事劳作的环境中又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陷入基层矛盾的恶性循环。

此时正是在技术领域，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科创东移”现象。根据联合国下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全球百大科技集群排行榜，进入榜单的欧洲（不含俄罗斯）科技集群由2017年榜单中的35个减少到2024年榜单中的27个，美国由同期的30个减少到20个，中国内地由4个增长到26个（含港台共计28个）。在前20大集群中，2017年，美欧中分别有7个、6个和3个；2024年则变为6个、1个和8个。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群分布。中国头部科技集群的增加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还是覆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全方位增加。图表来源：WIPO。

这样的变化也已经传导到了生产和出口，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所提供的数据，已经实现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在1990年占全球份额高达74%，到2000年仍有72%，却在本世纪加速收缩，到2022年仅有49%。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由2000年的75%收缩至2022年的56%，预计再过几年同样将跌破一半份额。

也正是在从技术到产业正在经历这样一番东升西降的历史性节点，欧美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内核正在受到严峻挑战，这也同样会让它本已存在的财政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财政情况仍在趋向恶化。一方面，政府债务扩张速度跑赢经济增速已是普遍现象，且仍在持续飙升之中，美国自不必说，欧盟平均的政府负债率已经突破了80%，除德国尚能控制在65%以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国家都已突破100%。

另一方面，财政赤字也仍在扩大，在G7国家中，政府赤字率基本都达到了上一轮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阶段性高点，像美德法意等国更是达到了历史性高点，财政资金的缺口日益扩大。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欧盟的要求包括了赤字率低于3%和政府负债率低于60%。若是以此考核，截至2023年，G7国家已经“全军覆没”。

G7国家政府负债率（左）和赤字率（右）。图表来源：根据各国统计局数据汇总自制。

欧洲央行在去年底刚发出警告，如果不能降低公共债务，促进增长，扭转“政策不确定性”，欧元区将面临另一场债务危机的风险。但要削减投资规模、收缩财政开支、挖掘新增长点，在当下时点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非美西方国家来说，要保证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不被某些域外强国所绑架更是难上加难。

更为黑色幽默的是，这些国家追随美国战车，已经给本国带来了生产生活成本全链条上涨、财政大幅度恶化。在特朗普上任后，居然还将面对美国的领土和主权让渡要求，并公然干涉本国领导人更迭。更有甚者，“盟主”的行为还先于俄罗斯触犯了整个防务联盟的相关条约，真是“组团防贼七十年，方知团长是盗长”。

除了赤裸裸的政策绑架与内政干涉，经济上的“美元镰刀”也是人所共知。近年唱衰中国经济的一大理由就是美元汇率不断上升，导致按美元计价的中美GDP差距又有所拉大。其实拉入其他国家一对比，就会发现比中国压力更大的大有人在。如果都按美元计价，其他G7国家的GDP几乎是十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而这绝不仅仅只是生产总值的计数口径问题，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的资产定价体系和跨境资本流动问题。

按美元计价的G7国家和中国GDP，从中就能窥见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以及为什么说“天下苦美久矣”。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面对这样的汇率镰刀，中国能做的是发挥自己强大的制造和建设能力，以一篮子工业品和消费品锚定自己的货币，在外部环境波云诡谲的情况下，依然稳定本国生产生活成本，同时输出正外部性，构建一个个双边多边乃至全区域合作机制，去对冲某些国家级印钞机对各国资产定价体系的扰动。

这需要一个国家同时具备广阔的发展纵深、强大的实体经济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中国能够做到，可其他这些发达国家呢？当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从原本的“加油包”，不断沦为某一个发达国家的“放血槽”时，它们的“发达国家”招牌又还能悬挂多久？它们的内部合作机制还能持续多久？

这样星星点点的现象，同样构成了时代转折点到来的子夜寒星。

由着上述问题，我们也不禁要问一句：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不是只该停留在对于浅层数据的排列组合？是否应该从构成这些数据的基本要素、社会现象、民众体验出发，放置到时间、空间的维度去进行完整的复盘？

很多人都说讲经济学的人太多，其实笔者觉得，这些年恰恰是能做“比较经济学”的老师还是少了。有些舆论一面嘲讽着自己国家的进步，割裂了现实条件与外部参照系的比较，去贬损实实在在的成就，连带着“宏大叙事”都被他们说成了贬义词。可另一面呢，又乐得替西方发达国家鼓吹“宏大叙事”，安于几个数据一列就套公式一样的得出结论，分析手段和2500年前的郑人买履别无二致。

所以这些年笔者越发明白，为什么有一门课一定要叫“政治经济学”。在写作本文时，也欣闻文一老师牵头主编的《宏观经济学》取得重大进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也有幸亲眼看到文老师对于这套教材的倾注投入。祝愿本书能早日与莘莘学子见面，也祝每一位立志讲好中国故事的老师和同志，在我们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中不断登上新高峰！

转折时代的火焰，是各条战线多少这样的同志齐心协力点燃的，温暖了子夜，等候着日出。

二、上层建筑在结构性矛盾中，日益极端、撕裂和失能

把视线再转回西方国家的这波政潮，其实又一次以躲过联动的形式论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约在2015年前后，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与执政党轮替就开始加速，这是经济形势传导到基层痛感的必然反应，激活的远不仅仅只是美国的MAGA。2021年以来这短短四年光阴，部分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更换速度甚至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前十年。笔者判断这还很可能只是新一轮大动荡的“上半场”。

西方主要国家1991年以来每十年更换领导人次数，可见大多数国家出现了近年加速的趋势。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是因为轮替加速的表象背后，是政治斗争正在走向极化。这里必须请出鲁迅先生压阵。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在论证为什么“谴责小说”不同于一般讽刺小说的原因在于“虽命意在于匡世……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

这种看到脓疮不仅不悲痛，反而享受起指责的快感，进而洋洋得意的模样，何尝不是如今西方政坛大量反对党病态的真实写照？一旦这样的“谴责型政党”，仅仅依靠批判激发的共鸣赢得选举，也只会转变为“谴责型政府”，继续喋喋不休地谴责前任摊子太烂、谴责政坛掣肘太多、谴责国外占便宜太甚……

既要抱残守缺，坚持“民主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东方之上”，不敢真正直面生产关系的积弊；又要转移矛盾，将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转为对除自己以外的全体责怪，将谴责的嘴炮发挥到极致。且兑现压力越大，谴责越是妙嘴生花。

之前已有专文分析，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特朗普之流再一次表演如上，而这种党同伐异只会把本国政治推向下行螺旋，政坛热闹了，社稷荒废了，如同无人看守的庄严古墓渐渐在蛇虫百脚的喧嚣中沦为荒冢。

而相互谴责的沼泽之下，是西方政治左右光谱的紊乱。过去几百年，曾有过形形色色的分类角度，试图将西方政党的左右翼加以精细化的区分，用“无微不至”的显微镜视角，形成了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教条，烙进了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但如今却发现如今大批政党在实践中却已是左右横跳。

西方对左右翼的若干维度分类。结果主流政党早已经“左右横跳”了。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几十年来，经历了凯恩斯主义和里根-撒切尔时期，西方所谓的“左右翼”政党来回穿插于政府干预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早已不是泾渭分明。再强调“小政府”，也时不时扩大财政投资、干预市场分配、对选民“赎买”；打着“改革与平等”，却往往在平权运动中倾向某些少数族裔和团体，乃至主义变生意，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诸多“白左”政党价值观喊得山响，在经济政策上却比右翼还要贴合利益团体鼓吹的自由放任；更不用说当本国产业优势丧失时，对保护主义的取向更是跨越左右，不约而同地试图封杀潜在对手，此时又视市场如无物、契约成弃约。

说白了，左右翼分类的根源在于代表的阶级利益，这点被淡化回避以后，两波看似代表不同人群、实则代表同一阶级的党派，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

也难怪诸如玛丽·勒庞这样的极右翼领导人会宣布“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古老辩论已经走过了它的时代”，这又引出一个更为讽刺的事情——西方传统政治光谱里部分“极右翼”政党，现在反而可能比传统的左右翼建制派们更贴合实际一些，他们的政见也不能一律以“民粹”、“极端”呼之，反而不时冒出一些切中时弊的主张，诸如反对本国盲目追随他国卷入不必要的国际冲突、控制移民数量、反对平权泛滥、抵制过度环保动保等等。社会现状更是让一些激进主张似乎成了纠偏猛药，结合高通货膨胀、高本土失业、高两极分化的基层痛感，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选票。

“极右”向中间派靠拢，干了本来中右该干的事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戴高乐、阿登纳他们要让欧罗巴自立自主的旗帜，也不知欧共体诸多先贤们泉下有知，对此又会作何感想。

这种光谱的紊乱，反映了被某些人鼓吹为名言至理的西方意识形态正在加速动摇，圭臬一般的教条随时可以转为实用主义，却又偏偏回避了如何通过改革生产关系，重塑造血能力，只是专注于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讨好选民、虚假平权、塑造假想敌、制造仇恨与对立之中。这让执政党的实用主义，又进一步堕落成只关注眼前利益的应激反应，这种短期刺激带来的弊病与漏洞，势必为在野党所利用，从而加剧上文描述的彼此攻讦。

由此，执政党往往会用极端的、激烈的手段，去推动他们认为“政治正确”的事情，一旦引发强烈的民意反弹、严重的社会后果，推动在野党上台后，后者又会以更为极端的、强硬的手段推翻上一届的决策，贸然颠覆又会得罪相当一批人群，出现新的严重后果……由此进入一个不断下行、不断劣质化的“极端循环”。

此时无论是政局的稳定，亦或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促进，更有一个国家发展所必需的长效规划机制、一个社会所必需的价值基本认同，都会受到严重破坏，契约变“弃约”的回旋镖打回的是自己，瓦解的是认同、稳定与发展。

其实对于这类问题，并非是没有解药，某一副药方已经研发了两个甲子，经历了大量试验，并在西方日益加速的轮替中，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续航力与稳定性。

这副药方的名字就五个字：民主集中制。

可问题来了：他们敢学吗？

就算敢，以如今的政坛风气与政客能力，又学得像吗？

由庙堂上的“极端循环”不断传导到江湖，就是全社会政治极化的加速。一系列社会调查和数据积累都显示，这种由政治对立引发的社会撕裂，已经到了近几十年最为严重的节点。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年后的统计显示，美国两党支持者的 Facebook 用户几乎没有共同的兴趣；对彼此政党的感情落差也在扩大。图表来源：The Conversation，ANES。

社会撕裂的尽头就是分离主义抬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曾在2021年拜登就职半年后做过一项调查，结论相当惊人：居然有52%的特朗普选民和41%的拜登选民支持根据政党路线将美国划分为多个国家。

同年的一项另一项民意调查将美国分为五个地理区域，发现 37% 的美国人赞成从他们自己的地区分离出来。44%的南方美国人赞成分离，共和党的支持率为 66%，而民主党在太平洋各州的支持率为47%。

2025，西方已经集齐了火山、回旋镖和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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