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9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孟琢老师作了题为“训诂通义理：训诂阐释的历史、原理与实践”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梅建军、董玥、刘后滨、Arnd Helmut Hafner（陶安）、郭俊叶、赵伟、宋念申、韩炳华、鲁明军、黄冠云、李萌昀、吴功青、孟国栋、焦姣、胡箫白，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老师，历史系李霖老师，文研院杨立华、杨弘博、段德敏、韩笑老师等参加了报告会。杨立华院长代表文研院向孟琢老师颁发了邀访学者聘书，吴功青老师作为主持人介绍了孟老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
报告会伊始，孟老师首先对报告题目做了说明。“训诂通义理”是关涉到训诂学的历史传统和跨学科发展的问题。这一命题历史悠久，指运用训诂方法对经典文献进行释义解读，从而深入阐发经典中的义理思想的学术路径。它根植于“小学”的历史传统，通过乾嘉之学的积极阐扬，成为了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与重要传统。在训诂与义理的碰撞之中，训诂学史上呈现出群星闪耀的面貌，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经学家都与此密不可分。
传统小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在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首倡之下，从经学的附庸之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它以解释经典文献为主的“语文学路径”，走向以语言本体研究为主的“语言学路径”，成为现代语言学科的基础构成。训诂学的语言学化取得了理论、方法与实践上的丰富成绩，与此同时，也让它与人文世界之间逐渐拉开距离。因此，训诂学未来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学科化的基础上深入发展，以及如何面对AI大潮对语言研究的根本冲击。“训诂通义理”的返本开新，是要让训诂学全面回归人文世界，获取新的学术生机。
孟老师从“训诂通义理”的历史传统、学理探求、实践开拓、当代意义等四个层面分享报告的内容。
训诂和义理结合的视域中，训诂学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先秦训诂学的滥觞到许郑之学，从朱熹到乾嘉、章黄，训诂与义理的关联贯穿了训诂学史。我们可以简单回顾这一历史脉络：训诂学滥觞于先秦，它的创生并非语言科学意义上的，而是人文意义上的，这与儒家的“正名”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名是训诂重要的思想来源，“循名责实”既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也是对语言文字的反思。训诂学与人文世界的意义建构密不可分。到了汉代，董仲舒将正名提升到天人秩序与治国之道的根本层面。《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记载：“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深察名号》篇中所举“君”“王”的例子，反映出早期的训诂与正名的关系。“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许慎以汉字为枢纽，展现汉语言文字的意义世界，在体大思精的形义体系背后蕴含“探啧索隐”“知化穷冥”的义理追求。郑玄遍注群经，通过严密互证的经文训诂建立以《周礼》为中心的政教思想，为经学赋予了深沉的礼乐文明关切。
从学科化的视野来看，《说文解字》是许慎编纂的历史上第一部字典，是带有理论证实型的汉字纂辑。在经学的角度上，许慎之学则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许慎经学深受《白虎通》的影响。东汉时期的经说异义歧出，《白虎通》是在经说纷争的背景之下，由汉章帝亲自裁定经说而产生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他是一个充满学术抱负的学者。在《白虎通义》编订之后不久，许慎编纂《五经异义》，汇纂各家经说，提出了与庙堂经学的不同理解，对经说歧义进行裁定。这是以民间学者的身份挑战庙堂经说，从古文经学的背景再度试图统一经学。在撰写完《五经异义》之后，许慎在余生二十多年间编订《说文解字》。“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某种意义上，他用文字的方式来参与经学体系的建构，其中蕴含着两汉经学建立王政理想的基本理路。
汉宋学术对立的“刻板印象”，让我们忽视朱熹的训诂成就，尤其是朱熹的训诂与义理之间的关联。二程批评汉儒有“牵于训诂”之弊，在朱子看来，训诂是经学之基础，义理为经学之旨归，二者具有双向贯通的统一性。他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只为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着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旧在大路上行。今之学者却求捷径，遂至钻山入水。”在这里，空谈义理的学者，反而不如“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的汉儒。朱熹自谓“浅暗迟钝，一生在文义上做窠窟”，通过对经文的训诂和解读，将义理注入到经典解释之中，构建起理学的经典解释空间。
以《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一语为例，郑玄释“费”为“佹”，“言可隐之节也”。“佹”有乖戾混乱之义，郑注以“费”为“拂”之假借，“费而隐”为条件句，谓时政混乱则君子可以归隐，故为“可隐之节”。此句承上句“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而来，皆言隐者之义。郑玄身处汉末，时遭乱世，因此在《中庸》阐释中注重君子出处去就之道。这种解释跟前文有关联，但无法贯通后句。朱熹则释“费”为“广”，谓“费”为用之广，“隐”为体之微，“费而隐”为并列句，言君子之道兼具精微之“体”与广大之“用”。在古汉语中，“费”兼具佹、广二训，郑玄、朱熹的解释皆有语言根据。朱子之所以能突破前说、另立新诠，与对《中庸》义理的深入理解密不可分。在宋明理学中，“体用”是一组非常重要的范畴，朱熹以体用关系阐释“费而隐”，统摄了《中庸》文本中“道体”与“致用”的张力结构，展现出君子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哲学内涵。
到了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戴震，更旗帜鲜明地强调：“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钱大昕也说：“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乾嘉之学将语言文字作为朴学的基础，让“训诂通义理”成为清代小学的整体共识。我们举一个清人“训诂通义理”的例子：清代诸子学中荀学复兴的脉络，需要调和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间的冲突，这是荀学复兴的关窍所在。钱大昕《跋荀子》：“世人见篇首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遂掩卷而大诟之，不及读之终篇。今试平心而读之，荀子所谓伪，只作为善之为，非诚伪之伪。”把“伪”破读成“为”，将荀子的性恶论阐释为后天的修身论，以此调和孟荀矛盾，为荀学复兴提供基础。这一训诂在清代中后期以来颇为流行，郝懿行、刘宝楠、黄式三、张澍等人皆用此说，与荀学的蓬勃兴起形成了密切呼应。
在历史上，训诂与义理始终是密不可分的整体。章太炎提倡“小学”独立，要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但他也说，训诂学是“一切学问的单位之学”，强调二者之间的紧密关联。黄侃继承了章太炎的学术方向，但他也绝非单纯的语言文字学家，而是贯穿了经学、小学、文学的通人之学。这一传统对我们理解训诂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汉语先天有两个维度的意义承载，一个语言，二是汉字。训诂学的基本工作就是解释语义，从汉字、词源、语境出发，发掘语义特征与内涵，将语义与文本语境结合，推进文本的解读与经典阐释。关于语义特征、语境关联、义理阐明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以《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一语为例，运用因形求义的训诂方法，可从字形分析中理解其确切意义。《说文》记载：“斅，觉悟也。从敎从冂，冂，尚蒙也。臼声。”在金文中，冂是学宫房舍之形，《说文》中进行了重新分析。“冂，尚蒙也”，指蒙昧的状态。学是觉悟，乃是一个启蒙的过程，指向了精神层面的觉醒。至于“习”字，《说文》：“習，數飛也。”《月令》：“鷹乃學習。”“習”从羽，本义是鸟学飞，是反复练习的过程，倾向于行为实践。在“学而时习之”中，蕴含着“知”与“行”如何在“时”的节奏中和谐统一的义理框架。再看“悦”字，王肃注“所以为悦怿”。《诗经·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悦”强调本能直观、不可阻止的真实情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儒家并非否定好色，而是要将好色的真实转化为好德的真实。从词源来说，分析“悦”的同声符字也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如脱（解脱）、蜕（蜕皮）、悦（开解的快乐），悦是开解的快乐，是生命的“豁然开朗”。
把握语义特征，也能建立语境理解的确定性。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涉及孟子的义理形象，一些解读者认为，梁惠王并不尊重孟子，上来就直呼他“老头儿”。实际上，“叟”是敬称。《方言》谓：“叟，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叟”不能翻译为“老头”，而要翻译为“长者”或“老先生”。据《史记·魏世家》记载，孟子晚年至魏，梁惠王以“叟”尊称之，其时惠王已老，连败于秦、齐、楚诸国，故向孟子恳切求教利国之道。孟子以“何必言利”对之，体现出深刻冷静的理性精神。自道德理性而言，孟子并未将义利截然对立，而是建立起义在利先、以义统利的辩证关系；自历史理性而言，他对梁惠王的劝谏与“三家分晋”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在历史反思中展开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思考。
又如《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孔子是不是愚民政策，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讨论。自训诂而言，“由”与䌛、抽、迪、导、牖等字同源，具有“引导”的词义内涵。《说文》：“䌛，随从也。”《段注》载：“谓引之而往也。”《说文》：“抽，引也。”“迪，道也。”皆为引导之义。《大雅·板》载：“天之牖民。”毛传：“牖，道也。”郑笺：“王之道民以礼义。”据此，“由之”的实质是“由道”，为引导民众之义。《郭店楚简·尊德义》此句作“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由”“导”古音极近，为“由”释为“引导”之铁证。《论语》中的“可……不可……”是一个由肯定句与否定句组成的特殊句式，共12例，其中的“可”与“不可”均为“能够、可行”之义，属于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不可”是难于实现，而非不需努力。孔子基于先秦的历史环境与教育程度，强调教育民众之难，这本为“有教无类”中的甘苦之言，与轻视教育的愚民思想并无关涉。
训诂之法不仅可以进行经子之学的阐释，也有助于文学阐释的深入。“炼字”是中国诗歌的先天基因。在《木兰诗》朴素自然的叙事之中，也有这样的“诗眼”。木兰回乡之后，即将结束战士的形象。她走进旧日闺阁，开始梳妆打扮，找回女儿家的本来面目。“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其中，一个“理”字是诗眼所在。《说文解字》：“理，治玉也。”这是依据玉石纹理的细密加工，段玉裁解释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理”是按照事物自然的规律与条理进行细致梳理，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充满耐心的“理发”，更与短平快的“剃头”截然不同。“云鬓”是古代女性的盛饰，木兰多年未曾扮起，她一边回忆，一边细致梳理青丝。可以说，这不仅是在梳头，更是在梳理十年来的复杂心绪，正是在缓慢细密的“理”的过程中，木兰最终完成了由男到女的性别转换。还要思考的是，木兰在慢慢梳头，此时她家中正发生着什么？家人杀猪宰羊，准备接风，战友在等她下楼相聚，都是一派热闹喧嚣。而木兰却只是静静地梳理青丝、贴上花黄，一点也不着急。在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中，更体现出木兰人物形象的前后变化——她不再是那个忐忑的新战士，而是经历了十年战火洗礼的女英雄。在这梳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容稳重的人物形象，这是岁月与烽火的赋予！因此，木兰以红妆重见伙伴，在他们惊慌失措、忙乱不安之际，只是淡淡说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种形象和木兰出征前的紧张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出岁月沧桑之感，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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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摹本《女史箴图》（局部）
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
孟老师最后指出，“训诂通义理”的当代意义在于让训诂学这门传统学科，参与到人文世界的意义追问与生成中去，打破学科壁垒，展开学术对话，获得更充沛的学术生命力。在数字人文的时代，语言学科面临机遇，更面临重大的挑战甚至危机。如何在AI大潮中，让传统人文学科挺立出本有的特质与尊严，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想要回应这一问题，恰恰需要更为深刻地理解训诂学的历史与传统。正如阿甘本所言，“任何向过去的寻访，都是为了革命性的打开未来”，孟老师用这句话结束了此场报告。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们围绕本场报告的内容进行了交流。宋念申老师表示，听完孟老师的报告感到非常兴奋，认同孟老师对语文学及冷门绝学当下命运的反思，清华大学的沈卫荣老师也有类似的观点；沈卫荣老师更多是放眼于整个世界范围，认为语言学都处于萎缩的状态，尤其是欧洲的历史语言学。宋老师询问道，如何看待今天强调语文学汉语脉络的回归，这与沈卫荣老师所主张的回归语言学的传统有何种关系；而西方语文学的衰落受到政治的影响，被用以表达民族本位的政治立场，中国语文学是否会产生类似的方向或隐忧。李萌昀老师补充道，强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与立场的背景是解决古典学专业设置的问题，传统的训诂学、语文学以及古典学之间的概念是有不同层次的，需要加以辨析。孟老师回应道，沈卫荣老师关于语言学的看法十分重要，对自己有所启发，特别是如何理解语文学的内在的批判性的问题。与此同时，立足训诂学的中国语文学更侧重把握汉语、汉字的传统，需要投入中华经典的阐释实践，探寻具有民族特色的训诂阐释学路径。训诂学要和中国文化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自章太炎以来，就为民族主义赋予了强烈的反思性色彩。关于李萌昀老师的观点，“小学”能够成为古典学的基础，但如何从“小学”出发，推动中国古典学的古今贯通，在古典研读中建立现代价值，更是值得深入探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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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姚霜 编：
《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刘后滨老师表示小学门槛很高，赞同小学作为思维训练的一环，并对孟老师清醒的自省意识表示赞赏。学科的发展既要避免走向“单薄”，又要避免走向复古；落实到实践之中需要思考提供何种平台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孟老师认为，小学门槛确实很高，但有必要转化成人文学科的基础素养。现在人文学科整体问题是学生的经典阅读积累不足，自己也在这方面进行教学努力，增加训诂学教学的学术意义感与趣味性，探讨更具吸引力的教学模式。董玥老师对刘老师与孟老师的分享表示认同，将小学作为思维方式的基础训练，而其出路是值得思考的方向，也对孟老师对《木兰诗》的新颖解读表示赞叹。
杨立华老师认为，学科规划既是限制，也是激发，孟老师对《木兰诗》的理解呈现出训诂学神来之笔的可能。中国古典学问，尤其是经典研究，文本的细读是第一位的。孟老师认为，文本细读是训诂学最核心的工夫，需要打通语义和语境的关系，进行审慎深入的典籍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