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端宏斌
如果有人问你，这世上最有钱的人是谁？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比尔·盖茨或者是沃伦·巴菲特；那么再问你，最近两百年来最富有的人是谁？一般人就很少知道了。事实上在这个榜单中，盖茨和巴菲特甚至都排不进前十位。《福布斯》杂志评选了一个美国开国以来的富豪榜，这是按照财富占当时国家GDP比例换算而来的，第一名是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其财富现值3053亿美元；第二名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其财富现值2812亿美元；第三名是铁路大王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其财富现值1684亿美元。
忽然间我们发现这三个人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人物，这段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时代，美国成功站上了GDP世界第一的宝座，同时也涌现出大批的富豪。这段历史在作家马克•吐温口中被称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他写道：“空气中充满了金钱气息，除了金钱什么都没有，金钱的味道在我们周遭的空气里漂浮。”所谓镀金是指有钱人家里的金属用具都要镀上黄金，以此来炫耀财富，难道这不正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吗？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少人先富了起来，可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很快就会遇到一个困境，自身的幸福感并不会随财富等比例增加，财富所带来的满足感仅仅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美国有项调查的问题是：家庭年收入达到多少才会感到富有和满足？答案中值是25万美元（中值是指该数字上下人数相等），现实中美国家庭年收入中值才4.5万美元。进一步研究发现，不管收入水平如何，自己会感到富有的收入数值，都要超过其实际收入的两倍以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不管挣多少，满足的感觉是永远也达不到的。
当你赚到了100万元后感觉很高兴，可进入了百万富翁俱乐部又发现，这点钱其实算不上什么，刚刚获得的一点点快感瞬间消失。于是觉得如果赚到了1000万元，那么可能会满足了，等到拼命努力成功进入了千万富翁俱乐部，又一次发现自己一无是处。于是又给自己设定了1个亿的目标……此时可能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一个轮回。好比放在驴子面前的萝卜，每次驴子加快脚步往前赶的时候，似乎萝卜距离自己又近了一步，可惜很快就发现萝卜又变远了。一个千万富翁和一个亿万富翁的幸福感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只要他去和别人比，立马幸福感就下降了。
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文发展状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以美国和中国为例，在1960～200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翻了3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呈持续上涨状态，而国民幸福指数却先升后降，从1990年的6.64上升到1995年的7.08，到2001年又降至6.60。尽管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却未持续增加，甚至还倒退。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看，由于人类是一个等级社会，自古以来就实行着淘汰制，处于顶层的少数人占有了最多资源，而处于底层的多数人生活则非常艰辛，因此每个人都有向上爬的冲动，在现代社会“金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钱越多就暗示着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越高，因此当财富上升一个台阶的时候，会感受到莫大的快乐，但是在一个层级呆的时间太长又无聊了，于是驱动着自己不断向上爬。
回过头再来看镀金时代的美国富人们，在那时候强盗男爵（Robber baron【又译强盗资本家】）是不少富人的代名词，这个词专指使用各种手段谋求财富的大亨们。比如卡内基、J.P.摩根、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这些在我们现代人印象中的慈善富豪，在当时都被称作强盗男爵。但此后他们通过大量的捐款行为，成功的把自己的名声给洗白了。例如在几十年后，没人会记得你是如何用不正当手段勾结政府挤垮竞争对手，但人们会记得以你名字命名的音乐厅、美术馆和大学。
在美国发生的事也会在中国重演，我们的富豪们在年轻时候普遍很穷，所以有了点钱就牢牢住住不放，但是我们的下一辈人，他们在物质上被溺爱，却在情感上被忽略，他们视繁华为理所当然，却更愿意去追求更多精神上的东西。简单的说，当物质缺乏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为了追求物质而忽略精神，但当物质不是问题的时候，人们又开始回归精神追求。同样的故事在发达国家一遍遍上演着，自然也会在中国发生。当我们声讨中国的富豪们为富不仁一毛不拔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时间还不到。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过一番话：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因此我的儿子们能够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们应该学习数学、哲学、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使得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物和瓷器。
简而言之，第一代平定天下，第二代打下好的经济基础，第三代才开始研究艺术和生活享受。中国先贤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早已经度过了第一代，现在正处在第二代，但二十年之后我们就将过渡到第三代，到那时候我们不会再一切向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