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霉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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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与父亲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华语电影中，许多的电影开始就“父权”进行探讨，这其中当以台湾导演最为明显，台湾导演在影像中对于家庭关系之间的处理，具有某种诗情画意的味道，这些电影看起来老派，但是年纪越大越能够理解他们电影中表达的那些内容。
《男生女相》采访了杨德昌、蔡明亮、侯孝贤，李安几位台湾电影标杆人物，试图让这几位导演从自己的影像作品中解析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人父年纪的他们不谋而合的透露出了一个共同的思想——自身年龄的增长让他们理解了小时候不理解的父亲。这一点很像电影理论分析中的另外一种“俄狄浦斯情节”。原始“俄狄浦斯情节”认为男孩容易对母亲产生爱恋憎恶父亲对于母亲的霸占（或者父亲对母亲的不友好）从而会有“杀父娶母”的倾向，另一种“俄狄浦斯情节”则认为，在经历了“杀父娶母”的过渡期后，男孩成长为父亲后会重复他以前憎恶的父亲的步调，“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妻子。
当然，这一点似乎在同志身上并不见得那么适用，正常情况下，同志很难有成长为父亲的转化。无论是生活还是电影，同志与父亲之间的隔阂总是会比同志与母亲的隔阂要大得多，大部分同志更倾向于向母亲出柜，对于父亲的忌惮会让大部分同志望而却步。
《男生女相》中在同志与父亲的阐述中截取了李安导演的《喜宴》与蔡明亮导演的《青少年哪吒》作为影像资料。《喜宴》中伟同父亲躺在摇椅上，伟同担心父亲突然去世，颤颤巍巍伸手去探父亲气息的镜头成为了李安被人诟病太过于顺从东方式传统家庭观念的把柄。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有一些选择形婚的同志似乎也会“父母年纪大了，我要孝顺他们唯有结婚（生子）”的观念。这种观念无需被人指责，生活毕竟是自己的事。《喜宴》给了大家一个假想，被认为不会英文的伟同父亲对伟同男友赛门说：
“
I see, I hear, I understand, Wei Tong is myson, so you should be my son.我看，我听，我了解，伟同是我的儿子，所以你也应是我的儿子
”。
在华语电影中，同志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更多应该是像《青少年哪吒》中小康与父亲的关系。小康在外浪，半夜回到家被父亲大骂，父亲宣称“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关锦鹏在《男生女相》中引用这两部作品的同志与父亲的关系，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
易装与变性
《男生女相》的副标题叫做“华语电影之性别”，性别有男有女还有不男不女。易装／变性基本上是大部分人对同志的刻板印象，而关锦鹏并没有陷入辩解二者关系的俗套之中，他以反串角色的成功与否为题在张国荣那里得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
关锦鹏：你认为林青霞扮演男人成不成功？
张国荣：
这种东西就要讲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问题，我觉得女人扮男人比男人扮女人容易得多，女人扮男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有很多借口给她们，很多人就会说她是女人，所以她扮六成就很欣赏。但如果是男人呢，有两成不像，就会说恶心。这就是中国人道德的问题，但是你问我林青霞是不是扮男人角色很成功，我觉得不是，对不起我很难信服，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个美女。
关锦鹏：女演员反串易装而大受欢迎是十分普遍的一件事，反过来男演员扮女人之后，都会有一连串的困扰，除了性向，他的男性尊严也一并受到质疑，这种眼光有没有被投射到你身上呢？
张国荣
：
在我拍戏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形象出来都是很阴柔，所以一直，当然有很多这样的传言，但可能好像你所讲时代的问题。时代变了，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人不再管你，是不是？不再追究到底每个细节，你是做什么的？他们只希望看到银幕上好看，就觉得已经可以过关。但是问题是做人是要很公平才可以，如果女人扮男人可以接受，很多人去看的时候男人扮女人都应该接受。
张国荣说出了整个传统观念上的大实话，经过了十多年，这样的观念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变成了只要你扮得美都ＯＫ，只要你本来颜美万事ＯＫ。令人诧异的是，千禧年之后的华语电影银幕上无论地上还是地下，易装／变性角色少之又少，明明之前我们有《霸王别姬》《游园惊梦》《刀马旦》《东方不败》这类优秀的易装／变性电影，而且通过《男生女相》中关锦鹏与他母亲的对话中也谈到，性别倒错早就存在中国的传统戏曲里面，是我们成长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语电影武侠片和戏曲片中也是有易装／变性角色传统的。乾旦坤生也便是戏曲中男女反串的一种说法。四大花旦均属乾旦，当今我们能将梅兰芳表演方法称为世界三大表演派系，某些运动却曾将之称为“牛鬼蛇神”。反串角色在华语银幕上的缺失不仅仅是某些运动和某些政策导致的，也与传统戏曲文化不再属于大众文化有关。变性与易装不能再发光于华语戏曲片中，那么华语电影又能有哪个类型能够容得下它们呢？
霉豆腐
QAF退休的压制成员, 倒霉的生活压不垮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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