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4丨胡建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史学思想》

晁公武像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史学思想

胡建升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孙猛《晁公武传略》引《清丰县志》卷九《典籍》云：“晁公武《通鉴评》十卷”，并根据《读书志》卷五编年类《资治通鉴》条认为：“《通鉴评》为公武读书心得也。”考察《郡斋读书志》，我们发现晁公武在撰写《资治通鉴》编著者所著史书的叙录文字时，都会有意地介绍一番其参与编撰《通鉴》的情况，如介绍《唐鉴》的撰者范祖禹云：“醇夫为温公《通鉴》局编修官十五年，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成此书。”介绍《东汉刊误》的作者刘颁云：“攽号有史学，温公修《通鉴》，以两汉事付之。”介绍《十国纪年》的撰者刘恕，引温公之序云：“博学强记，同修《通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以诿恕。”同时，晁公武还喜欢将所评的史籍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行比较，具有以《通鉴》取舍为优劣的史学价值倾向。如《唐历》条云：“或讥其不立褒贬义例而详于制度，然景迂生亟称之，以为《通鉴》多取焉。”《唐馀录》条云：“温公修《通鉴》，间亦采之。”《子思子》条云：“温公采之，著于《通鉴》。”《外史梼杌》条云：“温公修《通鉴》，搜罗小说殆遍，未尝取此书，盖多差舛，如光天至二年之类是也。”晁氏对被《通鉴》所用的史书，多寄褒意，对没有被《通鉴》采用的史书，则多含贬意。

梳理《郡斋读书志》中关于《通鉴》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出，晁公武对《资治通鉴》颇有研究，其所云“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亦是事实。根据其在这些言论中所持的史学态度和立场来看，晁氏的《通鉴评》远不仅是一部普通的“读书心得”，而是一部具有自觉史学意识和很高史学价值的史学专著。尽管《通鉴评》已经佚失，但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郡斋读书志》史部书籍的提要文字，来总结出他的史学思想。

《郡斋读书志校证》，晁公武著、孙猛校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关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史部目录分类方面的贡献，学术界关注较多，我们这里着重分析晁氏如何联系社会历史的具体实际来实现图书目录分类的创新。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史部分类的态度和方法都是非常审慎的。对于史部分类的优秀传统和可行做法，他择取依从。如《郡斋读书志·史部大序》云：“旧以职官、仪注等，凡史氏有取者，皆附之史，今从焉。”《郡斋读书志·传记类小序》：“《艺文志》以书之纪国政得失、人事美恶，其大者类为杂史，其馀则属之小说。然其间或论一事、著一人者，附于杂史、小说皆未安，故又为传记类，今从之。如《神仙》、《高僧》，不附其类而系于此者，亦以其记一事，犹《列女》、《名士》也。”

晁公武很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政治因素对史学目录分类的影响。其《郡斋读书志·谱牒类小序》云：“古者赐姓别之，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后世赐姓合之，汉高命娄钦、项伯为刘氏是也。惟其别之也则离析，故古者论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则乱，故后世论姓氏，识其本异。自五胡乱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台之子孙，混为一区，不可遽知。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所以贵於世也与？”这一段论述了谱牒产生的社会背景、历史演变和存在问题，并强调当前社会风尚对谱牒的重视，凸显谱牒类在史部目录中的地位。

晁公武还顺应了史学发展的时代实情，对史部目录分类作了卓识高远的创新。其《郡斋读书志·史评类小序》：“前世史部中有史钞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钞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教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钞云。”关于晁氏设立“史评类”的学术意义，孙猛在《郡斋读书志校证》作了详细的评价：“史部之设史评类，创自《读书志》。前此诸目，如《新唐志》、《崇文总目》、《秘书省续四库书目》，俱以史学评论、考订一类书，归入文史类，附集部总集类之后，与文学批评书混而为一，乙丁相杂，实属不伦，故章炳麟编《史籍考》有‘集部宜裁’之议。与公武同时或稍后者，如陈振孙《书录解题》、陈骙《中兴馆阁书目》、脱脱等《宋史艺文志》犹蹈袭旧例。独公武于史部设史评，又于衢本集部设文说，文史批评著述遂得所归，故后世众目多宗焉，如《四库总目》有史评、梁启超论新史学分类有史论、章炳麟拟《史学考总目》有史学，是皆可见公武于史部目录分类独有卓识也。”从史学发展与图书分类的角度来看，晁氏设立“史评”一目，可谓顺应图书发展潮流的创举。在这段文字中，晁氏分析了史部书籍在南北宋之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钞节之学”衰退，史钞方面的图书不行于世，故废除“史钞类”；同时史学评论和构建理论的风气盛行，“论说”之书多起来了，故将“史评”从“文史类”中独立出来，归入史部。

总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史部分类之所以能不囿于前人目录分类藩篱，在于其能将个人的学术行为和社会风气、社会政治、史学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也为图书目录分类树立了联系实际的典范。

晁公武《史记》条云：“迁书旧有裴骃为之解，云：班固尝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爱迁者以此论为不然，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彫弊，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论大道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辄下吏诛，而当刑者得以货免。迁之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於祸，故曰：‘士穷窘得委命。此非人所谓贤豪者耶！’其羞贫贱者，盖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晁公武这段话对史学思想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它肯定了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要重视“史家之心”的历史观。“史家之心”的来源，盖出自魏晋以来的“文心”说，陆机《文赋》：“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云：“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自刘勰氏出，本陆机之说，而昌论‘文心’。”陆机、刘勰关于“文心”的观点，无疑对文学批评重视作家的主体精神具有重大意义。晁氏标举“史家之心”，强调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和观点在史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凸显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唐刘知几《史通》以来，史学界重视史法和体例，容易忽略史学家史学精神的创新，晁公武提出的重视“史家之心”，具有救偏补弊的史学意义，打破了僵化生硬的史学思想，是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晁公武重视史学家的个体意识和宋代学术强调会通创新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对孔子“史义”精神的新发展。《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对于史事、史文和史义，孔子更加重视“史义”。所谓“史义”，即史家的思想体系和观点。晁公武既批驳了班固对司马迁的讥议，又不同意“后世爱迁者”认为“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的立场。晁氏从史学家应该在史学著述中体现“史义”和“史心”的角度，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表达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观点，即通过著史来“论大道”，以达到对社会政治思想的补救目的。认为司马迁“进奸雄者”，是对统治者暴虐残酷本性的批判，和自己无辜受刑的愤怒，寄寓了披刑之怨和无援之痛。认为司马迁“羞贫贱者”，是伤叹因窘于贫困，而不能出资使自己免于刑戮。可见，晁公武对班固的反驳和对司马迁的理解，都是立足于“史义”，剖析了史学家的人生遭遇和生活阅历，运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彰显了司马迁的史学主体意识和寓情理于史学的创新，体现了他重视史学家的思想体系和创新意识。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史记》条下，首列晁氏之论，次有陈振孙、李方叔、朱熹、吕祖谦、郑樵等人对《史记》的评价，陈氏、郑氏皆重视《史记》在史家体例方面的贡献，而李方叔、朱熹、吕祖谦都能从史学家的主体思想方面着眼评价，如李方叔《师友读书记》云：“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实。《秦始皇本纪》皆讥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记》，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义也。”《朱子语录》云：“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太史公三代本纪，皆着孔子所损益四代之说，《高帝纪》又言‘色尚黄，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颜而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用《韶》舞，则固好；以刘季为之，则亦未济事在。”东莱吕氏云：“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另吕祖谦《左氏博议》之“齐桓公辞郑太子华”条亦云：“史，心史也；记，心记也。推而至于盘盂之铭，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可见，南北宋之间的史评家们，受到宋代学术新风的影响，都很重视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的主导地位和思想体系。不过，晁公武标举“史家之心”更具有揭橥史学重“心”大纛之义。

当然，晁公武重视“史家之心”并用以史学评论，还仅仅停留在具体批评的层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有发展到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手里，才真正从义理的高度重视“史义”，并开展详细的理论阐释和构建。

《郡斋读书志》书影

中国史学非常重视史家修养，唐刘知几提出一个优秀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对后世影响深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虽没有正面论述史家的品德修养问题，但通过描述史家各种史学行为，寄寓自己的褒贬态度，表达自己对史德修养的重视。

晁公武非常推崇具有史德的史学家。如《金銮密记》条评韩偓云：“予尝谓偓有君子之道四焉：唐之末，南北分朋而忘其君，偓，崔胤门生，独能弃家从上，一也；其时搢绅无不交通内外，以躐取爵位，偓独能力辞相位，二也；不肯草韦贻范起复麻，三也；不肯致拜于朱温，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偓之谓矣。”晁氏从四个方面概括了韩偓的“君子之道”，用《诗》句赞美其在政治动乱时为国家安危劳累奔波的优秀品格。

他还通过考察史学家的人际交往来考察史家的为人品德。如《嘉祐御史台记》条评冯洁己云：“洁己，拯之子也，为《序传》两篇，述其父事，且自叙立朝始末云。与吕献可、傅钦之、赵阅道相善，而鄙韩玉汝、周孟阳，亦可概见其为人也。”这段文字通过赞美冯洁己立朝与吕诲、傅钦之、赵阅道等鲠直谏臣交往，及鄙薄韩缜、周孟阳等奸邪佞臣，也可以看出晁公武对史学家品德的重视。晁公武还为一些蒙受污言的史学家进行辩护，体现了其积极维护史学家德性的立场。如《江南录》条记载了王安石对徐铉史书中有欺诬君主的议论，然后云：“世多以介甫之言为然。独刘道原得佑子华所上其父事迹，略与《江南录》所书同，乃知铉等非欺诬也。”晁公武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实际考察，为徐铉翻案。

晁公武强调“史家之心”，但批判史家以私心为史。他对那些不顾历史事实，凭个人主观好憎，任情徇私，放纵私情的史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大宗实录》条记叙了钱若水和杨亿纵私己喜好为史的行为，其云：“初，太宗有驯犬常在乘舆侧，及崩，犬辄不食。李至尝作歌纪其事，以遗若水，其断章曰：‘白麟赤雁君勿书，劝君书此惩浮俗。’而若水不为载。吕端虽为监修，而未尝涖局，书成，不署端名，至抉其事以为专美，若水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众，时议不能夺。世又传亿子娶张洎女而不终，故洎传多丑辞。”然后感叹：“呜呼！若水及亿，天下称贤，尚不能免于流议若此，信乎执史笔者之难也。”晁氏认为史官为史，乃是对个人品德修养的挑战，像钱若水和杨亿这样有德行的贤者，都不免在撰史时，添加入个人爱好和情绪，利用修史而徇私情。至于那些品德不如钱杨的史学家编撰史书时，趁机营私诬贤就更是难免了，故其感慨“信乎执史笔者之难也”。在晁公武看来，摒除私心，张扬正义，秉公直书，是一个良史必须具备的优良品德。

晁公武反对佞臣执笔。如《两朝国史》条云：“比之《实录》，事迹颇多，但非寇准而是丁谓，讬之神宗诏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五云：“《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讬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佞臣执笔就会任情颠倒历史是非、人物贤愚，曲解和蒙蔽历史。他还反对史官任私情，而借撰史书诬蔑盛德以泄私愤。如《碧云騢》亲自询问恭南赵氐姑，证实了梅尧臣撰史旨在诬蔑范仲淹后，愤怒地答道：“异哉！圣俞作谤书以诬盛德，盖诛绝之罪也。”对于受金鬻笔的史学家，晁公武更是深恶痛绝。如《后魏书》条论魏收：“多谄讳不平，受尔朱荣子(尔朱文略)金，故减其恶；夙有怨者，多没其善；党北朝，贬江左。时人嫉之，号为秽史。刘知几谓其生绝胤嗣，死逢剖斫，皆隐慝所致。”

晁公武清醒认识到史官的品德重要性，是修撰史书的必要条件，尽管还没有形成明晰的史德概念，但通过具体评点一些史学家的品德优劣，体现了他对公正无私、秉笔直书的史学品德的推崇，和对徇私为史、任情褒贬的史学行为的批判。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基本精神。晁公武继承了史学书法信实的优良传统，并从史料择取、文献考据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实录精神。其《郡斋读书志·杂史类小序》云：“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史官，惟书法信实者行于世。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贪而曲笔，虚美隐恶，不足考信。惟宿儒处士，或私有记述，以伸其志，将来赖以证史官之失，其弘益大矣。故以司马迁之博闻，独采数家之言，以成其书，况其下者乎？”这段文字晁公武赞许了古代史官的“书法信实”精神和品格，同时，也提出了史学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如古代史官迫于权势而阿世曲笔，导致史著不足考信；同时一些民间学者却无所顾忌，能够秉笔直书，记载很多历史真相；司马迁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在于能博采多闻。概括起来，晁公武认为要达到“书法信实”，就必须持有对古史的怀疑精神和态度，以及抱有广采博闻、审慎择取的学术方法和品格。

晁公武认为史学家撰写史书，要立足于史家的耳目闻见。其《东观奏记》条云：“(裴)廷裕次《宣宗录》，特采大中以来耳目闻见，撰次此书。”又《唐末汎闻录》条载：“乾德中，王普《五代史》成。(阎)自若之父观之，谓自若曰：“唐末之事，皆吾耳目所及，与史册异者多矣。”因话见闻故事，命自若志之。”

当然，后来史家撰史很多情况下还是要依据现存的有关史料，晁公武认为史家择取史料要抱有审慎择取的态度，反对采用“俊伟卓异”的史料。他特别推崇司马光《通鉴》“忠信”的史学精神，同时摒弃司马迁“爱奇”的不良倾向。其《资治通鉴》条云：“见(司马光)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说，如屈原怀沙自沈，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馀，盖陋子长之爱奇也。”其《郡斋读书志·杂史类小序》云：“然(杂史)亦有闻见卑浅，记录失实，胸臆偏私，褒贬弗公，以误后世者，是在观者慎择之矣。”其《韩魏公家传》条云：“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说以为异闻逸事，如李繁录其父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悉凿空妄言。前世谓此等无异庄周鲋鱼之辞、贾生服鸟之对者也，而《唐书》皆取之，以乱正史。由是近时多有家传、语录之类行於世，陈莹中所以发愤而著书，谓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岂假门生子侄之间区区自列乎？持史笔其慎焉。”

晁公武尖锐批判了当前史家“喜采小说”、“家传、语录之类”的陋习，特别指出正史如《后汉书》、《晋书》、《唐书》、《新唐书》杂取杂史、诸子、小说中诡谲谬妄之言，而违背了史学的信实传统。如其《后汉》条云：“然世多讥晔创为《皇后纪》，及采《风俗通》中王乔、《抱朴子》中左慈等诡谲事，列之于传，又赞辞佻巧，失史之体。”其《晋书》条云：“至于取沈约诞诬之说，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诡异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新唐书》条云：“而议者颇谓永叔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通小学，唯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实之叹焉。”

关于如何处理史料的真伪问题，晁公武比较推崇采用征实的文献考据方法。如《唐书辨证》条云：“缜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如《新书张九传》云：武惠妃陷太子瑛，遣官奴告之曰：‘废发有兴，公为援，宰相可常处。’九龄奏之，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缜以为时九龄已相而太子竟以废死，以为《新书》似实而虚。按史之文谓终九龄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废也，岂谓卒以九龄为相，太子终无患乎？”吴缜误辨《新唐书》，晁氏结合史事给予了理据充分的反驳，体现了其文献征实的学术追求。又如《运历图》条云：“按《晋史》，张轨世袭凉州，但称愍帝建兴年号。其间唯张祚纂窃，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始奉穆帝升平之朔，始末不闻有改元事。唯颖书载张实改元曰永安，张茂改元曰永元，张重华曰永乐，曰和平，张玄靓曰太始，张天锡曰太清，张大豫曰凤凰，不知颖何所据而言然。或云出崔鸿《十六国春秋》，鸿书久不传于世，莫得而考焉。”龚颖书所记载的历史年号与《晋书》所载存在差异，晁公武追问“不知颖何所据而言然”，联系社会上的其他看法，又云：“莫得而考”，这些追问和阙疑，都体现了晁公武尊重客观事实，重视文献考辨的学术思想。

晁氏认为利用文献考据进行史事辨伪，且不可盲目信从权威。如其《纪年通谱》条云：

“公武按：《三国志》，魏景初元年丁已，当蜀建兴十五年，次年戊午，蜀改元延熙，讫二十年岁次丁丑，明年改元景耀。今《通谱》载蜀建兴之号止于丙辰，凡十四年，延熙改元在丁已，且复增至二十一年，岂别有所据耶？欧阳公《集古目录》以东魏《造石像记》证《通谱》武定七年非戊辰，盖自元象以后，递差一岁。公序闻之，以为宜易，遂著其事于《谱》前。意者编简浩博，不免时有舛误也。”宋庠撰《通谱》与《三国志》有异，又轻信欧阳修《集古目录》，更改个人观点，都受到晁公武的质疑和不满。

晁公武还认为史家在处理史料时，要遵守实录的原则，反对杜撰捏造奇异之说。其《宋书》条云：“又王邵谓其(沈约)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处寝息，时人多有异议之类是也。”还必须摒除个人喜好。其《周书》条云：“先是，苏绰秉周政，军国词令，多准《尚书》。牛弘为史，尤务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书，故多非实录。”

另外，晁公武还很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如对边政的议论，其《云南行纪》条云：“及唐之亡，祸果由此。本朝弃巂州不守，而遂无边患。以此论之，则齐休之言可不谓善哉！”对朝廷财政的议论，其《皇祐会计录》条云：“(田)况两为三司使，谓夏戎阻命之后，增兵比之景德几一倍，加之吏员益繁，经费日侈，民力甚疲。乃约丁谓《会计录》，以皇祐财赋所入多于景德，而其出又多于所入，著成此书上之，庶几朝廷稽祖宗之旧，省浮费以裕斯民云。”对御史的世戒，其《御史台记》条云：“著论一篇，叙御史正邪得失、进擢诛灭之状，附卷末，以为世戒。”对立法和执法的提议，其《郡斋读书志·刑法类小序》云：“(“委重于人”和“委重于法”)其为失也亦均。要之以人行法，不使偏重，然后为得耳。”特别重视对统治者的告诫，要他们勤政为民，勿要贪图享乐。其《洛阳名园记》条云：“其(李格非)论以为洛阳之盛衰，为天下治乱之候，园圃之兴废，为洛阳盛衰之候。则《名园记》之作，岂徒然哉！公卿大夫忘天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晁公武还提倡“高简有法”、“辞约事该”的史文观。其《三国志》条云：“今细观之，实高简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载夏侯惇及渊於诸曹传中，则见嵩本夏后氏之子也；高贵乡公书卒，而载司马昭之奏，则见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类是。”又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该，时称嘉史。”对于雕刻藻缋、丛脞浮侈的史文风气，颇为不满。其《南齐书》引曾巩评萧子显云：“子显於斯史，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文比七史最下云。”其称《穆天子传》：“其言不典。”评《襄阳耆旧记》云：“记录丛脞，非传体也。”《相国邺侯家传》引宋祁之评云：“其辞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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