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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蒋中正、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及温斯顿·丘吉尔于开罗会议
蒋介石在1943年开罗举行的中、美、英三巨头会议上竭力为韩国争取“民族自决”。在出发前,蒋向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交底:“中国革命最后之目的,在辅助朝鲜、泰国之完全独立。”其结果,如韩国学者朴明熙所评价:“1943年11月27日的开罗宣言中,热切希望独立的一百多个弱小民族中,唯有韩国的战后独立问题,以首脑会谈的声明书的形式,得以保障”,“蒋委员长在开罗会谈上倾注了特别的努力”。
韩国在20世纪初期被日本吞后,很多爱国志士跑到中国开展独立运动。民国时期,孙中山、蒋介石等领导人都积极支持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在华活动。据学者杨天石总结,蒋介石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内容,可大致概括为:促进在华韩国抗日力量的团结;支持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确定先于他国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推动韩国临时政府改组;在开罗会议上倡言保证韩国战后独立;反对朝鲜半岛实施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代表韩国最高荣誉的“建国勋章大韩民国奖(章)”至今共授予四十多人,其中有五名中国人获此殊荣:孙文、蒋中正、宋美龄、陈果夫、陈其美,他们都曾支持韩国独立。
1949年,美国政府一度想抛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计划“倒蒋”。6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凯南,向国务院提交报告书,建议邀请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国象征性出兵,会同美军占领台湾,并“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以“分化国民党当局驻台湾军队”。凯南认为,要保证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唯一的办法是“把现在国民党在台、澎的政权推翻”,“蒋介石如果愿意留在台湾,可以给予政治难民的待遇”。但该建议因风险过大,未获军方支持。
1980年12月,宋庆龄托廖承志代笔致信宋美龄,称自己病重,希望有生之年姐妹再相见一次。宋美龄则托人答复:“说信收到了”。次年5月,宋庆龄病危,由在大陆的亲属将消息告知宋美龄,希望其能回大陆一趟,宋美龄接到电报后,泪流满面向上帝祷告,却仅回电:“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署名“家”,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当月29日,宋庆龄去世。
军统中将文强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民党战犯被关押改造,他回忆,“1959年,全国战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组讨论,或专题研究时,几乎一致将国民军的失败,归罪于内部出了两大叛徒,一个是蒋介石身边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的发言几乎都是痛骂这么两个中将,是中共打入作战统帅部的匪特。”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代表与在山西的日军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改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指挥之下;对留用的日本军人,阎锡山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日军现有级别基础上,提升三级;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合同期暂定两年,由阎锡山负责归国事宜。同日本恢复交通时,给予从日本家属来山西或给家属寄钱等方便。特别欢迎残留日军同中国妇女结婚。
阎、日合流使得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一两年后,依然有日军在山西活动。直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晋中战役中,阎、日联军被歼达7万余人。加上在山西临汾和忻州两地被歼灭的日军,残留山西的日军死伤、被俘过半,几近覆灭。剩余的残留日军作垂死挣扎,甚至惨无人道地对解放太原的解放军使用了名为“联二苯”的毒气弹。但随着太原的解放,最后残留山西的日军彻底覆灭。
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都吸纳了不少日本战俘为己所用。据说,当时中共部队中有一批日本人参加了对阎锡山部队的战斗,战斗开始后他们发现,对方的部队中不少人居然是日本人,而且过去和自己竟属于同一番号的部队。还有一个故事是,一个日本战俘,中文说得很流利,战后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后来他逃跑的时候被国军抓住了,一审查发现他是日本军官,马上又给予重用,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在战争中他又被中共俘虏,一审问又发现他是日本职业军人,又把他编入部队重新重用。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部队曾吸纳很多日本专业技术人员。在四野的医疗部门中,日本人多达70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 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1950年解放军第13兵团后勤卫生部表彰的1887位立功者中,日本人的姓名占了四分之一。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来华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阀主义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有很多。”
沈志华教授
学者沈志华教授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在1950年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和远东的利益:“斯大林就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发动这场战争,如果顺利,他就可以控制朝鲜半岛的仁川、釜山等这些不冻港。退一步说,即便战争不顺利,远东出现紧张的状态,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应对美国的威胁,势必要让苏联回来,暂时不归还旅顺军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邪教组织“一贯道”势力不断壮大,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一贯道”的名字取自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一万八千年。在四十年代“一贯道”宣称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以此蒙骗恐吓老百姓。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一度想取缔一贯道,但最终没有成功。直到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随即予以彻底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