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次思维和行动方式，尤其是军事上的。
从李鸿章开始，到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等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治国和治军上都表现出一种重理论轻实践的眼高手低和纸上谈兵。
坐而论道则无往不利，提兵上阵就溃不成军。一代代“民国大统领，大元帅们”空有战略思想，缺乏现实执行力，面对外部强大势力的军事入侵一败再败，败无可败。
即使是我党的早期领导层也犯有这种书生式的毛病，寄希望于依靠不痛不痒的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或者跟难成大器的国民党合作，来改变中国腐朽落后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遍地都是甘地和曼德拉这样的人物。
就在这种“世无豪杰，徒使竖子称雄”的沉闷氛围中，毛泽东横空出世了，并且一上来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如同一声平地惊雷，涤荡了盘踞中国数十年的一潭死水。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样的信条从那时起就被列为了中共的行动纲领，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由毛泽东带领着一帮泥腿子和打工仔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这个政治誓言。
在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的建军问题上，我党表现出了远胜于国民党的，不厌其烦的战术细致和持之以恒的战略坚定。
同样是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军队政委制度，做事浮于表面的国民党只是简单设立了教导员和政教官之后就撒手不管了，全然不顾后续的制度建设和士兵改造。
以当时中国的识字率，国民党抓进来的壮丁大多是文盲，缺乏起码的民族认同和家国情怀，遑论坚定的战斗意志。那些教导员和政教官最多在临战之时带着底层士兵喊喊“尽忠党国”的假大空口号，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来和那些泥腿子进行深层次的思想交流，本身能够极大提高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政委制度，到了国民党手里就形同虚设。
实力远远弱于国民党的中共，则是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思想，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资源，不厌其烦地将党支部插遍军队的每一个角落，利用政委这个数据终端实现了党中央与军队的成千上万个个体的信息链接，手把手教他们认字和做人，最终实现了人民解放军从一个单纯的军事作战单位到一个庞大的思想改造熔炉的伟大转变。
一个个懵懂无知大字不识的农民青年被它吸收进去之后，经历从文化教育到政治启蒙的全方位立体式人格塑造和思想武装。他们从最初的混口饭吃，到中期的保护家人，到最后的保家卫国，完成了思想上的升华并转变成了战场上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的超级战士。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原本在国军效力的邱少云。从1949年12月被我军俘虏和改造，到1952年10月在美军燃起的烈火中壮烈牺牲，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混吃等死消极懦弱的国民党俘虏，变成了作战勇敢意志坚强的我党战士。和美国人在好莱坞电影中制造英雄不同，我们拥有现实版的“超人和钢铁侠”。
如果说邱少云转变的速度和转变的幅度是让人敬佩的话，能够制造这种转变的组织力量则是让人敬畏。我党和毛主席通过在鸭绿江边顽强地将装备领先于自己一代的美军逼回了三八线这种气势恢弘的实例教学，在解放不久的四亿中国人面前，以及对新中国充满陌生感的数十亿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这种力量的伟大和可怕。
毛主席从1927年开始以一砖一瓦起步所耐心搭建起来的人类组织学大厦——人民解放军——终于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它的巨大身姿，这实际上从组织学方面奠定了中国日后的一系列足以载入地球编年史的世纪性工程的基础。
这种颠覆旧有观念的强烈事实给刚刚获得独立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心理层面上的巨大震撼和冲击，让自卑和浮夸了多年的中国人领会了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并形成了“积跬步以至千里”的行动方式。
这种精神和方式从军事领域蔓延到其他行业，并且贯穿了建国后的六十多年，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经济建设当中。最近的例子是中国高铁，跟喜欢描绘未来美好蓝图的甘地后裔不同，中国人民不画大饼，不夸海口，不炒作概念，六年时间里不声不响建完了1.1万公里的高铁，超过世界上其他地区高铁里程的总和，在六十年后的高铁战场上，十七国联军又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