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中文名称，犹如精炼的密码，蕴含其原产地、形态特征等丰富信息，省去冗长的生物学术语描述。然而，鉴于中国文字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植物名称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经历诸多演变。
为此，蝌蚪五线谱特别邀请深圳市作家协会的魏德勇先生，针对那些常见却易于误读或错读的植物名称，从它们的命名由来、生物特性、历史演变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
橘子是大众喜爱的水果之一，不仅蕴含人体不可或缺的维生素C，还富含钾元素、类胡萝卜素以及橙皮素等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营养成分。
在寒冷而鲜果稀缺的冬季，橘子更以其亲切可人的形象，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然而，从繁华的市场到琳琅满目的商超，再到街头巷尾的水果摊，人们常常看到的却是“桔子”，甚至有人回忆起学生时代的课本上也赫然印着“桔子”二字。
究竟是“橘子”还是“桔子”？
想必这个问题困扰许多人，至今仍未有清晰的答案。
实际上，
“橘”与“桔”自古以来便是用来区分两种不同植物的术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常口语及民间交流中，人们逐渐将“橘子”与“桔子”视为可互换使用的名称。
不过，在正式书写、规范行文或是需要严谨表述的场合里，更推荐使用“橘子”，以符合标准的语言规范。
橘（jú）子是常绿乔木橘树的果实，属于双子叶植物纲芸香科柑橘属，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在我国有几千年的栽种历史。
先秦时期关于橘子的最著名记载，莫过于《晏子春秋·内篇》所讲：“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意思是橘子生在淮南是橘子，但移到淮北就长成枳，原因是水土条件不相同。
我国首部辞书《说文解字》则说：“果出江南，树碧而冬生。”意思是橘子原产自江南的寒冬地带。随着历史的演变，橘子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南橘北枳
后世学者中，不乏对橘子及其树木进行深入研究者，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当推
南宋延安府知府韩彦直
。
他乃抗金名将韩世忠之长子，所著《橘录》堪称中国乃至全球首部专注于柑橘类的专著。
该书不仅详细辨识并分类了柑橘类水果，更为它们精心梳理了“家族谱系”。书中详尽记载了14种橘、8种柑以及5种橙类水果，总计27个品种，展现了柑橘世界的丰富多彩。
橘子不仅美味可口，供人食用，还兼具药用价值。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中便有所记载：“橘实小巧，其瓣略带酸味，果皮薄而色红，味道辛中带苦。”
然而，若历史一直沿着这条轨迹前行，“桔子”一词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清朝初期一位人士的偶然记录悄然改变了这一轨迹。
屈大均除了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学者、反清复明志士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即科学家。他的代表作《广东新语》详细记录了广东的天文地理、经济风物、人物风俗，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被誉为“广东大百科”。
《广东新语》书影
屈大均喜欢吃广东四会市产的柑橘，并将其记入《广东新语·木语》中。考虑到广东人为讨吉利，喜欢把“橘子”说成“桔子”，遂写道：“又有桔，亦与柑类。桔者小而甘，日松皮，桔皮红不粘肉。”同时还记录沙糖桔、蜜桔、四季桔、年桔等。
字虽变，但音不变，“桔”仍读作“jú”。
《广东新语》问世后，一些文人雅士在诗词文章中频繁将“橘子”写作“桔子”，这一变化随之引发了两种地域性称呼的差异：在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人们习惯称之为“桔子”，而北方省份及湖南等地则更倾向于使用“橘子”。
这种南北书写习惯的不同，为近代作家在作品中混用“橘子”与“桔子”提供了现实依据。例如，毛泽东于1925年创作的《沁园春·长沙》与朱自清1930年撰写的散文《背影》中，均采用“橘”字；而冰心在1957年公开发表的散文《小桔灯》里，则选用了“桔”。
值得一提的是，《小桔灯》一文还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对几代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乃后话，却足以见证语言变迁的力量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