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 他们这一伙人的禁果

“一个诗人有时候之特别可爱，并非他们作品特别好特别高，便因他是我们一伙人”，这是顾随先生的女弟子叶嘉莹在《顾随诗词讲记》里，所记录顾随先生的一句话。当年我读此书，曾撰一文《良师总被夜深埋》谓：“顾先生这话十分高妙有趣，令人拊掌大笑，可浮一大白”。其实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这句话不按牌理出牌，看上去很无厘头，不能作为一种评骘标准而贯之四海，却能打动人心。当然“一伙人”看上去像江湖团伙，由于小圈子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如是呈现在公共领域内，难免干犯普世规则。好在文艺评论的确不是科学研究，审美不是统计实证，故多年后我还能记得起这句“不评之评”。

读了杨渡兄的《暗夜里的传灯人》（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下引若非注明则出自此书）——大陆中国文史出版社在次年出版了近乎同名的《暗夜传灯人》，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肯定有一些删削，因没读过大陆版，故无法做内容差异之对比——我就想起传灯给他的这些人，虽不是所有人都互相认识或有生活上的交集，但说他们是一伙人，大抵是说得过去的。同时，翻台湾《文讯》过刊，看作家辛郁曾在其上开有一个“我们这一伙人”的专栏，更坚定了我用“他们这一伙人的禁果”来名此篇的想法。

“传灯”来自佛教术语，谓灯灯相传，不会熄灭；用世俗语言来讲，就是薪火相传。这自然都是在强调人力。但我认为人力要得到成全，还是要有“黑暗不能胜过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信念才行。《暗夜里的传灯人》区为三部分：一为四九年后大陆知识人之南渡；二系禁书之启蒙；三是岛上人物之抗争。三部分，简言之，可谓“人——物——人”的布局，虽然中间主要谈“物”——书籍，但书籍也是人写的，故以“传灯人”冠名也是恰切的。灯自然应该在“暗夜里”才成为必要，不过到了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犹如庄子所谓“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这样你就会理解晚年的李敖为什么蜕化到，你都不想提及的地步？那是因为台湾“日月出矣”。

台湾今天的文化传承更多走向了比较开放的自由竞争之境，倘非绝学，大多可以通过学院化与媒体的建制性传布手段来完成。南渡之知识人凋零殆尽，渐成纸上人物；书皆可出，禁之而成历史；抗争则庶民皆可参与，大多不劳英雄来举火也。这样说来，我们读《暗夜里的传灯人》没有意义么？自然不是如此。也许台湾人看这些事情真成了历史，而对于我们来说，书中的一切，可谓正在进行时。

国民党兵败退到台湾后，不少大陆知识人跟着撤退到海岛。其绝对数量与留在大陆的知识人相比，也许不算大，但对于台湾人口基数所能负担的需求来说，却不乏过剩之虞。因此才有像吕佛庭这样的书画家到台中师范学校教书，培养出了像杜忠诰一样的名书家的事。对他的画我没有研究，但家藏有吕佛庭先生签赠送人的《蜀道万里记》（《畅流》半月刊1972年发行），以浅白文言写出，实在是上佳的游记。

至于杨渡所列曾在其母校台中一中教书的老师如楚卿、杨念慈、蔡仁厚、齐邦媛，他们的书我都有幸读过。前二位我曾翻看过黎明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他们之小说自选集，后者中的蔡仁厚我曾在《如何读懂当下的台湾——评陈世昌〈战后70年台湾史〉》一文里有所涉及，因为他是“四六事件”后，参加台师大吴自甦奉学校之命所组织的“人文学社”的学生，其中导师就有牟宗三。再后来还读过《蔡仁厚教授七十寿庆集》，至于齐邦媛大名鼎鼎的《巨流河》就更不用多说了。这样看来，大陆的中学生在彼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福气的，至于反右后有老师受贬下放，完全没有自由的教书氛围，惊弓之鸟，是不敢作自由之鸣的，不敢像齐治平那样以高歌代替教学。

知识人之南渡，杨渡谓之“渡海传灯人”。其实更为广泛地来看这个内战后知识人的迁徙流离的现象，更能体现出196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所谓之“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李济之于张光直，后来影响了台湾大陆两地的考古学界。殷海光之于林毓生，正可谓在台湾传灯，而在美国结果。余英时之由香港新亚书院，而至美国读书，而成文史大家，惠及台湾及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子，王汎森、罗志田是其最著者。而杨渡提及的许寿裳、台静农、姚一苇等，前二位颇有声名，有黄英哲这样的许寿裳研究专家编辑出版了《许寿裳遗稿》，亦有大陆学者黄乔生主编出版了《台静农全集》，独姚一苇大陆人多不了解，从我家所藏的《姚一苇文录》与《姚一苇戏剧六种》来看，有相当的水准。这些人所传者不仅是书斋式的学问，更是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过，自由这事儿没有保守主义垫底，没有真正的信仰来托起，其难免通往奴役之路，因为你做的看上去是在为争取民主自由，骨子里却可能为自己套上了绳索，特别是一些左派的做法，更是如此。书中说台静农被捕，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声援下，台静农被关后不久获释。国民党滥捕学生及其他人员，固然是不应该的，但于今的档案研究来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却是苏俄共产国际及间谍渗透的一个机构，其目的当然不会是为中国好，也不是为争取什么民权与自由。

我常在想，不知与杨渡同庚，曾是大陆诗人的老威，要是读了《暗夜里的传灯人》，他会作何感想。师承不同就不必说了，老威根本就没上过多少学，只是做过往来乡村与大山里的卡车司机，就是禁书也许只可怜地看过《少女之心》之类的手抄本。当然文革前，有门路有级别的人，也读过彼时分等级的内部所印之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灰皮书”、“黄皮书”，其中就有节译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等。

什么是禁书？当然每个有权力的禁书机构与个人，其认知可能并不相同。事实上，也讨论不出一个普遍的的禁书规则来，但大抵事关掌权者的利益，可能就在该禁之列。要言之，权力不受约束，什么书该禁及不该禁自然有很大的随意性。关于禁书的具体做法，《暗夜里的传灯人》里有不少可以言说的地方。比如杨渡们办《春风》杂志，其实就是大陆的以书代刊，大陆有的是办法能堵住这样的漏洞，但他们把《春风》诗刊改成《春风诗丛刊》后就可以有效避免查禁：“因为他既非杂志，自然不必再重新登记。就算禁一本，下一本书照常出，而且依照出版法，出版是不需要出版社登记的，只要署上作者，谁都无法阻止。而《春风》诗刊是由作者群集体出版的，因而谁也挡不住。”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真为国民党政府的智商着急啊，说明他们对彼岸的研究与学习也不深透啊。

即便你想办杂志，被他们禁了，你也有空子可钻。比如后来为争民主自由自焚的郑南榕，他办刊物的时候，就使了一招。这一招在我们这里看来是多么的小儿科啊，可在台湾却可以屡试不爽。“而郑南榕则开始经营《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他申请了好几个以《自由XX》命名的刊物，禁一个，再换一个，反正我‘自由XX’，风格一致，民众自会认识”（P88）。这还不是国民党的统治需要“进化”的地方，更搞的尚在后面。“因为当时的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本的权力。依照出版法，得等到杂志、书籍印刷装订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有查禁的权利。”（P81—82）于是书籍杂志出版方与警总，都守候在印刷厂门口等着抢书，抢多抢少，就看双方哪边人多势众了。所以当他们写了一篇可能导致杂志停刊被查禁的文章时，他们考虑的只是“要不要为这篇稿子，和警总打一架”（P81）。也许我的感受不妥，但读到这样的话，真有点大人跟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感觉。

我发现杨渡所谈的禁书，固然与我们所看禁书有不同之处。但他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启蒙时，所读的书，与大陆八十年代的，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充分表明两岸社会有某种意义上的同质性。“此外，还有邓克保（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P65—66）。除郭良蕙外，以上的作家与书籍几乎都参与了大陆八十年代的启蒙工作，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禁书。柏杨在大陆抢滩的是《丑陋的中国人》，而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使出此书的出版社及相关人员，受到诸种惩罚。从警总管控之毫无创意，只到印刷厂去与出版者抢书刊来看，大陆这样的惩处，台湾是没有的。因为台湾许多出版社都是私营的，在我们大陆人看来，到了可钻的空子非常多，想出就出的地步。

小说家陈映真从监犾出来不久所出的小说《将军族》之被禁，引起多方猜测，大家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倘若禁书，很容易猜到被禁原因，管控者会觉得自己无能，不然怎能让你体会天威莫测、宸衷难断呢？“查禁的原因，本身就是禁忌，这就是‘禁忌年代’的特征。‘权威’要变成‘威权’，就是不容许你问他原因。最后逼得你猜测他的心思，揣摸他的心思，甚至暗暗讨论他的心思，如此才能让你想得太多，猜疑太多，满地阴影，最后什么都不敢做。”（P59—60）这对禁书心理及其后遗症的阐发，是相当有意味的。

《暗夜里的传灯人》提到的禁书，幸运的是，我拥有一些。看到这些书名，就有把它们从书柜里面找出来翻一遍的亲切感。如《春风诗丛刊》第一辑《犾中诗专辑》、《大地杂志》等。《春风诗丛刊》第二辑是“美丽的稻穗——台湾少数民族神话与传说”，其中有报道少数民族作家莫那能的《阿能的故事》，想起曾翻看莫那能口述、吕正惠校订的《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经历。再回想起“原住民”这个词系一九八四年杨渡他们参与所定的称呼。“我们所未曾料到的是，‘原住民’这名词后来竟成为专有名词，修改宪法、原住民基本法等都依此改变了。”（P96）命名而被承认，是对人能力最为直接的肯定。以至后来杨渡在小说集中《九天九夜》（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版）中，《玫瑰指环》一篇里借小说人物谢慕真之口，纠正自己说原住民是山地人的口误。

与作家陈映真、画家吴耀忠交谊非浅，同时也是杨渡朋友的台湾左翼作家施善继，在他前两年出的《毒苹果札记》（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版）中曾有一段话论及“左”的问题，他说到：“‘左’并不可怕，对‘左’的无知才可怕，缺‘左’对人体有害，如同缺‘钙’对人体有害。瞎了左眼剩下右眼，看见世上的物体都成了平面，偏偏为我们装义眼的眼科大夫搞错了，他弄一颗右翼属性的人造眼球，以至吾人脸上的两颗眼球右右顽癖，积重难返回天乏术。”（P373）缺左是否就是如同人缺钙，这当然不好证明，因为这只是个比喻，但观察问题的角度，一定有所阻碍则是必然的。

国民党戒严时期为反共，禁止左倾读物，对左倾人物也加以打压，杨渡说：“然而，对台湾文化来说，它还有一个救（大约应该是“致”之误——冉注）命的缺陷：由于长期的政治禁忌，所有左派的书全面禁止，台湾变成一个缺少‘左边眼睛’的社会。如同一个人，有左右双眼，才能维持平衡，对前方飞来的物体，才能有一种立体的空间感，判断远近距离。但台湾只有一个平面的世界观。那就是以美日为马首是瞻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世界观。”（P101）这一说法与施善继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是朋友，或许应该早有如此共识。故《暗夜里的传灯人》所写的人物，严格说来没有写到比较右的自由主义者，大约与杨渡的交往圈子，以及八十年代台湾比较多的左派知识人，参与创办党外杂志有关。

杨渡与陈映真是1981年施善继介绍认识的，书中除了写到陈映真外，还写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画家吴耀忠。同样施善继在《毒苹果札记》里也有不少篇幅写到陈映真、吴耀忠。陈、吴二人既是同案，被关了七年多，也是至交，当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丛书时，便邀吴耀忠作封面。这套书我曾零本购得十来册，当时既没有注意封面为谁所画，也没太在意谁是主编，因为那时没读过陈映真的书，也不曾见过吴耀忠的画。

杨渡书里细致地描绘了吴耀忠为给陈映真小说集《山路》一书，画封面，找他做模特的事。“他想画一幅青年革命者，手中提着人头包袱，在风雨和血汙中，勇敢前行”（P257）。而施善继对此回忆道：“耀忠的《山路》，当年为陈映真小说集《山路》的出版而画，但当小说集问世时，人们看见的书封，却是耀忠的另一幅《山路》，而不是今天的观画者给第一幅《山路》另取的书名《提着头颅的革命者》。”（P340）大约是这个“提着头颅的革命者”过于敏感，被审查者拿下来之故吧。大陆所出林丽云著《寻画：吴耀忠的画作朋友与左翼精神》买回来了，尚未来得及读，不知是否有这样的细节？

岛内一些与威权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抗争的人物，在台湾解严前后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移居大陆。《暗夜里的传灯人》里所记录的，最著名的莫过于陈映真与黄顺兴。陈映真参加了大陆官方作协的一些活动，黄顺兴直接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陈在北京做了些什么，杨渡的书并未细述，故不得而知。而黄顺兴把他在台湾的大炮性格带到大陆来，在人大会上公开喊出了“我反对”，而反对的则是著名的三峡工程。这样做了一回后，官方冷他，他也就知趣辞了算了。真正的左派，你如果到了大陆太适应，可能说明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或许只不过是能见风使舵罢了。

2017年1月30日至31日写就，同日改定于成都

这是第24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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