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书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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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日，研制疫苗消灭小儿麻痹症的著名科学家
顾方舟
先生去世，享年92岁。
今天的年轻人，大部分可能已不知道这位科学家的故事，甚至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要说起小时候吃过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糖丸，相信许多人还会有一些记忆。
没错，顾方舟正是小糖丸的发明人。
可以说，今天4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曾受惠于他。
他研制的疫苗，阻止了无数个家庭和个人的悲剧。
让14亿中国人免于小儿麻痹症的恐惧。
今天的文章，正是为纪念这位不久前去世的“巨星”。
我们都该对他说声谢谢！
奇怪的疫情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了一场奇怪的疫情。
整个城市，总共有1680人不幸感染。
这些感染者，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446人因此死亡。
他们共同的症状是：
瘫痪。
疫情像吃人的怪兽，从南通肆虐到其他城市，青岛、上海、南宁、济宁等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纷纷告急。
一时间，恐慌情绪在蔓延，人人谈之色变，许多家庭终日闭门谢客。
这种让无数家庭陷入不幸的可怕疾病，学名叫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脊髓灰质炎病毒，可通过消化道传染，会破坏脊髓神经，进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者，呼吸肌萎缩，最终可能因为呼吸困难而死亡。
一位母亲，因为孩子感染了这种怪病，四处寻医问药。
在他人的指点下，她来到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
她听人家说，这里有一个叫顾方舟的医生，是研究这种疾病的专家。
1956年1月，顾方舟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被国家派往北京，参与制订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脊灰研究室主任一职。
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这一天，顾方舟刚刚从实验室出来，就遇到了那位四处寻医问药的母亲。
这位母亲，紧紧抓住顾方舟的胳膊，眼神里全是期待和哀求。
她背上的孩子，眼睛晶亮灵动，一看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但面对可怜无助的母子，顾方舟不得不以几乎哽咽的声调道出真相：
这种怪病，全世界至今还没有治愈办法，或可以找个整形科大夫，恢复孩子部分功能。
听完这最后的“宣判”，原本眼神坚毅的母亲，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眼睛呆呆地盯着地板，她无法接受孩子要在瘫痪中度过一生的现实。
这一幕，也深深刺痛了一旁的顾方舟。
面对这位绝望的母亲，他爱莫能助。
但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竭尽所学，尽快发明疫苗，别再让其他的孩子被这头怪兽吞噬。
为母则刚
1926年，顾方舟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小康之家。
他的父亲顾国光，在宁波海关任职，工作还算体面，收入也足够养活一家人。
意外发生在1930年，顾国光在出外勤时，被一种叫白蛉的吸血昆虫叮咬，感染上了黑热病，几个月后去世了。
从此，一家人断了生活来源。
顾方舟一共四兄弟，此时都还没成年，加上一个年幼的叔叔，所有生活的压力全部落在了母亲周瑶琴身上。
周瑶琴是小学老师，微薄的工资，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家庭的开支。
有人给尚属年轻的周瑶琴出主意：
顾家嫂子唉！你一个人，怎么养活四个小孩嘛！早点改嫁吧！
周瑶琴不为所动，她明白，只要她一离开，这个家立马就会垮掉。
在丈夫去世两年后，已经34岁的周瑶琴，不仅没改嫁，反而做出了一个堪称“逆天”的决定：
重新回到校园，学一门更赚钱的技术。
周瑶琴选定杭州私立广济助产职业学校，准备学习助产术，将来开助产医院。
要知道，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别说这么大年纪回炉重炼，就是一般到社会上工作的女性都极少。
换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堪称惊险的人生抉择。
年幼的顾方舟和兄弟几个，被送到姥姥家照顾，直到两年后母亲毕业，才又母子团圆。
后来，人生已经开挂的周瑶琴，做出更加大胆的决定：
带着一家老小，前往当时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天津谋生。
在这里，她挂牌开业，做起了助产医生。
靠着这份工作，周瑶琴保护了顾家周全，也让顾方舟几兄弟接受到了较好的教育。
个中辛苦难以尽述，但家庭的变故，尤其是母亲对教育的重视，极大地激励了年幼的顾方舟。
他认识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尤其是一无所有的穷人，也只能靠不断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比较有意思的是，大概也是因为医生的这个身份，每每遇到困难，母亲总是鼓励顾方舟：
认真读书，将来做个医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944年，顾方舟如愿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时势造英雄
大学里的时光，总是伴随着青春和活力。
但对顾方舟那一代人而言，却并不完全是这样。
当时的北平已经沦陷，北大被日本人操控的华北伪政权控制。
就算在医学这种学科里，也必须学习日文。
顾方舟对此深恶痛绝，尤其讨厌生理课上日本教授显示出的“民族优越感”。
当然，也有他乐意上的课程，比如公共卫生课，那是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先生开设的。
当时的中国人，对公共卫生这事不重视。
无论城市乡村，到处都是随意倾倒的垃圾，大量的厕所沿街沿河而建，河水被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利用”。
当时的婴儿死亡率高达17%~20%，农村人平均寿命只有33岁，每年因为卫生常识缺乏而枉死的人数以千万计。
严镜清在课堂上经常举一些沉重的案例：
小小的破伤风夺走了无数人的性命；
产妇不懂卫生保健，病死率居高不下；
大量的婴儿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便匆匆离去。
每每说及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先生总是红着眼圈，学生们也跟着潸然泪下。
这门课程几乎动摇了顾方舟做一名医生的决心。
他逐渐感觉到，
单纯靠拯救一个一个的病人还远远不够，必须通过改善公共卫生状况，预防更多人陷入疾病的痛苦之中。
这个转变，最终因为一个同学促成。
有一次，班级里一个女生，跟随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
回到学校后，这位女生，几乎被所见所闻击垮，情绪低落，终日一言不发。
在同学的再三要求下，她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述见到的惨状：
矿井之中，暗无天日，矿工穿着麻袋、露趾破鞋，被包工头打得头破血流、露出骨头；
他们夜里枕着砖头入睡，病死了就被人丢进万人坑，吃着阳间饭，干着阴间活。
叙述的女生，泣不成声。
周围聆听的同学，泪如雨下。
顾方舟那一刻决定，不当医生，要当个拯救更多人的公共卫生专家。
毕业时，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前途光明的医生职业。
当顾方舟放弃外科医生这个职业时，连他的老师严镜清先生也颇有些意外。
但顾方舟谢绝了一切关心，态度相当坚决：
当医生一年才能救多少病人啊？我们国家这么苦，正缺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与死神赛跑
但是，要做一名拯救千万人的公共卫生专家，又谈何容易呢？
当时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才刚刚起步。
在脊髓灰质炎肆虐的50年代中期，顾方舟被国家指定专门研究这种可怕的疾病。
可当时国内除了少数几个专家外，大多数人对这种疾病几乎一无所知。
医生的诊断，也只能依赖患者的临床表现，比如发热、瘫痪等，误诊率比较高。
一些损伤、急性骨髓炎、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疾病，很容易被误诊为小儿麻痹症。
更要命的是，就算患者被准确诊断感染了脊灰病毒，也无法确定是感染了哪种类型。
脊灰病毒一共有三种类型，只有通过病原学、血清学方面的研究，才能确定国内流行的到底是哪一种类型。
顾方舟和团队，首先要完成这些基础的调研工作。
为此，他们调查了国内12个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患者粪便标本，一一比对化验，最终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分离和定型方法。
这是顾方舟攻克脊灰病毒的第一战。
但也仅仅是第一战，未来还有更加艰难的科研工作：研制和生产疫苗。
时不我待，当时脊灰病毒扩散速度很快，早一天研制出疫苗，就能多挽救一些患者和家庭。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顾方舟心急如焚，在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他写道：
如果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不高，预防工作可以慢些开展，但如今骨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很高，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终会在某地来一个大爆发。
可是急也没用，当时世界上能够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生产工艺，都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上。
为此，国家再次把顾方舟派遣到苏联学习。
预防骨髓灰质炎的疫苗分为两种：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
两者各有优劣，活疫苗的药性强，效果显著，但风险比较高，弄不好容易伤到人类自己。
死疫苗相对温和，倒不至于伤到自己，但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就难说了。
在去苏联学习之前，顾方舟对于疫苗工艺其实已经有所了解。
死疫苗，无论从生产的难度，还是所需的成本上来说，都不太划算。
这种疫苗生产，所需要的高纯度蒸馏水、十几种氨基酸、“119培养基”，国内都没有条件保障，一旦大规模生产，只能依赖进口，如此一来成本会非常昂贵。
这对于当时几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不太现实。
最关键的是，这种疫苗也只能阻断病毒对单个患者的伤害，却无法阻止病毒的传播。
所以顾方舟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在活疫苗的生产工艺上。
幸运的是，在苏联，得益于此前留学时的恩师丘马可夫教授相助，顾方舟获赠到3000份美国科学家塞宾原制的活疫苗。
这让顾方舟兴奋到了极点，也更加让他想要进一步研究这种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在规定的回国时间还没到来之前，他就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提前回国。
以身犯险
带着大量的研究材料回国后，顾方舟来不及休整，就立马投入工作了。
但要确定一种疫苗是否有效和安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大量动物和临床试验才行。
动物试验好解决，关键是如何做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一般分为三期，从少数人受试，逐渐扩大到更大的人群。
当时掌握活疫苗技术的美国人塞宾，就是停在了这一步，找不到人来进行真正的临床试验，所以安全性一直饱受争议。
但顾方舟和同事们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很简单。
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他们一致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
这天，顾方舟一口喝下了一瓶有点微苦的疫苗溶液，像个大无畏的战士。
他对自己研制的疫苗有把握，所以一周的观察期，没有太多可担忧的，反倒像意外得到一次休假。
果然，一周之后，他和同事们各项体质指标完全正常。
不过接下来的实验，更为艰难。
因为疫苗主要是给幼儿使用的。
成年人的免疫能力比较强，成年人可以抵抗疫苗的毒性，并不代表幼儿可以。
所以接下来更大的难题是，需要找到愿意接受实验的幼儿。
但哪个做父母的，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以身犯险呢?
这样的难题，想想都觉得头冷。
此时的顾方舟，再次展现出一个科学家的勇气和无私。
瞒着妻子，
他让自己刚刚满月的儿子接受了实验。
这一次，他再也无法像自己服用疫苗时那么从容了。
在儿子接受实验之后，他几乎每个夜晚都要陪在他身边，直到孩子呼吸均匀进入梦乡，他才敢洗漱就寝。
在他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让自己的小孩进入实验的行列。
以至于每天早晨，同事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问：
你家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漫长的实验期终于结束，所有同事都各自汇报了结果：孩子安然无恙。
得到这个结果之后，所有人都放下了内心的愧疚和担忧，喜极而泣，相拥庆祝。
此后，疫苗临床实验，顺利扩展到更大的人群，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被反复验证。
接下来紧要的问题，是大规模生产。
大功告成
疫苗的研究从零开始，生产同样也是从零开始。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前往苏联考查疫苗前，政府就已经在云南昆明建立了猿猴实验站。
1959年，卫生部批准筹建的实验站改成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只是当时准备生产的是死疫苗。
在了解了顾方舟带来的活疫苗消息之后，国家才决定将活疫苗生产基地也选定在这里。
这个基地，建在昆明西北郊的玉案山的花红洞山沟，是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山沟。
建疫苗生产基地，需要大量的水泥、钢筋等基本物资，但当时的昆明无法全部供应，所以只能从北京、上海等地调运过来。
一些特殊的科研物资，更是需要从全国各地运过来。
一次调运不完，就分多次慢慢调运。
当时昆明的火车站，设在昆明东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