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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捷，是已完成换届的14省区省级党委常委中唯一的“70后”，也是全国首位“70后”省级党委常委。至此，全国已有4位“70后”官员晋升副省部级。
“70后”副省部级干部在2016年岁末又新增一人。
12月27日，人社部公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年仅46岁的殷勇被任命为央行副行长，跻身副部级，成为央行首位“70后”副行长。他属专业型人才，有“学霸”“低调技术男”“外储操盘手”之称。
公开资料显示，殷勇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和企业管理双学士、系统工程博士，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并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格。2001年，他曾担任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一年后调回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管局）储备管理司任副司长，2007年升任外管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主任，2015年擢升为行长助理。中国人民币已于2006年10月加入SDR，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人民币汇率也正明显遭受贬值压力，中国外储规模目前已下降到约3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殷勇今后或将负责人民币国际化历程，以及应对中美可能爆发的货币战。
升任现职之前，殷勇任央行行长助理已1年多。巧合的是，他与央行行长周小川系师出同门，都曾是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和系统工程专业创办者郑维敏教授的学生。在殷勇之前，引人注目的“70后”副部级新贵是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捷，其在江西省委换届选举中进入省委常委班子。
2016年是中共十九大之前的换届之年，目前已有14省区完成省级党委换届。统观14省区新党委常委班子，平均年龄54.86岁，普遍较上届年龄有不同程度增加。一批“50后”高官逐渐淡出政坛，“60后”成为绝对中坚力量。其中，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捷是唯一的“70后”，也是全国首位“70后”省级党委常委。据统计，新晋的45名省级党委常委中，有13名博士。
新当选的12位江西省委常委(从左至右)：刘捷、殷美根、毛伟明、孙新阳、 姚增科、鹿心社、刘奇、李炳军、赵爱明、尹建业、陈兴超、赵力平。
据《江西日报》时政头条微信公众号11月18日消息，在当天上午召开的省委办公厅干部职工大会上，刘捷以省委秘书长的身份参加，并就省委办公厅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作讲话，显示新当选的省委常委刘捷已兼任省委秘书长。
刘捷生于1970年1月，江苏丹阳人。他曾在钢铁系统工作多年，从湘钢炼钢厂、一炼钢厂技术人员做起，后担任湘钢总经理助理、第二炼钢厂厂长、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
2008年8月，刘捷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三年后改任江西新余市市委副书记、市长。2013年8月，时任新余市委书记李安泽转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刘捷接棒。2016年9月，刘捷担任省委副秘书长。
刘捷履新后，“70后”高官再扩容。此前的2013年2月，出生于1970年1月的时光辉升任上海市副市长，从而成为首位“70后”副省级官员。2015年8月，出生于1970年的周亮履新中央纪委组织部长。
据内地媒体报道，中纪委组织部为副部级岗位。在2014年3月第二轮内设机构调整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原先的干部室基础上，组建了组织部。中纪委官网信息显示，中央纪委组织部“负责纪检监察系统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综合规划、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承办有关干部人事工作；负责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培训工作等”。
由于中纪委官员身份特殊，网上没有公开周亮的简历。但据时政微信公号“政知局”报道，周亮是湖南永州人，1970年出生，此前还担任过中央纪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政知局”称他为人低调，作风稳健，十分符合组工干部的职业特点。
据2015年9月1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8月31日上午，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举行2015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央纪委副书记兼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杨晓渡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央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出席”。这是周亮首次以该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报道显示，原任中纪委组织部部长的张立军2016年年初转任中央纪委驻全国人大机关纪检组长后，常务副部长周亮已经接任组织部部长一职。2015年3月，周亮还曾以中央纪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亮相。
至于时光辉，很长时间内作为全国唯一的“70后”副部级官员，更是屡屡被媒体提及。生于1970年的时光辉是安徽阜阳人，1991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随后进入上海市市政二公司工作，并在市政系统内逐步晋升至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在晋升副市长之前，时光辉曾在静安以及奉贤区工作过。2011年8月起，他开始出任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书记。2013年年初，时光辉晋升为上海市副市长。
因为上述履历，时光辉被视为一名典型的“上海牌”干部。据内地媒体报道，“上海牌”干部有这样几个较为显著的标签：从上海本地高校毕业，毕业即进入体制工作，在上海逐级历练（上海主要领导则多具有江浙背景）。像韩正、杨雄、姜斯宪等人，都是“上海牌”干部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新一代高干整体晋升速度较缓；另一方面，新一代官场领跑者多属专业人才，也多有在第一线工作的具体业务经验。显然，这一定程度反映了组织部门的选人用人标准：更强调专业与实战经验的积累。相比之下，凭借其他途径搭“快车”的官员，似已不受青睐，也明显减少了。
有海外评论认为，这有助于培养官员群体更讲究实干，深入了解实际，稳扎稳打的工作作风，带来的弊端则是未来的高官有可能年龄偏大。中共中央10月底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决纠正唯票、唯分、唯生产总值、唯年龄等取人偏向”，就表明干部们未来有可能在较大年龄还继续被擢升重用。
对于中共官员这种代际更替减缓的趋势，有分析人士指出，之所以“60后”世代官员成长速度更快，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十分提倡干部年轻化，要求在班子中配备一定数量的年轻干部，所以当年不时会出现‘破格提拔’的现象”。在对“60后”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履历进行分析后，这位专家发现，80%的“60后”官员都有破格提拔经历，其中从副科到正厅6个职务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
但在“70后”官员的仕途中，这样的“破格提拔”却变得越来越少。大部分官员的成长路径都是在“按部就班”，他们从大学毕业到成为正厅级干部基本都经历了十七八年的历练。对此，时政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认为，现在“70后”官员的晋升速度正处在比较合理的范围。
他给出的理由是，按照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时，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而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时，则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这么一算，如果一点不耽误，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正常情况下，部级官员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
而现在之所以不再强调年龄“一刀切”，据多位政情观察人士分析，也和此前一些年轻官员长期被质疑有关。因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对一事一物的认识是“欲速则不达”，只有夯实了基础，循序渐进才能有始有终，否则可能就会变成拔苗助长。“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年轻官员就陷入了一个被长期质疑的陷阱，质疑家庭背景掩盖下的个人身份，质疑官员本身的素质能力”。本港大公网此前刊发关注青年入仕的文章称，这在根本上是一个制度的问题，领导干部选拔不公开不透明，公众就形成了惯性的质疑，只要是被媒体挖掘出来了，不管是基于公正的还是黑幕升迁，都会遭遇嘘声。身份的问题可以用制度来解决，就是程序正义，所有的升迁路径都昭示于广庭之下，是对公众质疑的最好回应。
但是官员个人素质能力的问题，非自己解决不行。“政坛花瓶”的形象需要自己去打破。文章称，当下的很多年轻官员都是通过考试考上去的，这种“考试型年轻官员”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总会捉襟见肘，理论解决不了复杂的局面，只有经验才能化解，所以二者结合才是未来的出路。多岗位锻炼、多地区锻炼才能积累更多化解矛盾和困难的绝招。
文章最后说，吐故纳新、代际更替是自然的规律，也是人事的法则，新老续接是每一个政治系统的内核保障，中共也不例外。唯有后续者动力足、其身正才能谈基业长青，唯有前者高风亮节、后者朝气清明才能谈国强民富。
记者/张弛
编辑/崔世海 美编/青年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70后”：中国政坛新势力》，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4期，总第6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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