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满家客厅西北角的桌子上，两尊佛像已经摆了很多个年头。燃过的香灰掉进香炉，冷了。
同样暂时冷却的，还有陈满创业“投资”的激情。
陈满的母亲王众一信佛，在小儿子因“杀人纵火案”被判死缓之后，她奔走伸冤。无数个想念儿子的清晨和傍晚，这位母亲曾站在佛像前喃喃自语，盼着关在海南监狱里的儿子平安回家。
23年过去，陈满被无罪释放，带着275万补偿款，开启了第二次人生。
两尊佛像前摆着瓜果，旁边写着“财源广进”，它们被寄予新的托付：保佑陈满“投资”顺利，不再遇到麻烦。
补齐落下的人生
陈满和母亲在公园遛弯，这是一年以来母子俩的习惯。初春的一天，绵竹小雨连绵，路边的木椅潮湿微凉。陈满拎着做晚饭的面条和买给母亲的坐垫，柔声和迎面走来的邻居寒暄，聊着天气和新闻，生活看似平静如常。
只要没有事情外出，陈满每天下午都会陪母亲去家门口的公园遛弯。 图 / 韩逸
只有在走远一点接电话时，陈满会点燃一支香烟，手往母亲相反的方向伸着，语气里流露出急躁和不耐烦：“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和我母亲已经吵架了！你赶紧走！”
有人担心他成为第二个赵作海。2月24日，陈满的律师王万琼得知陈满拿出一百万赔偿款，投资一种叫做“维卡币”的项目，担心他受骗，发了朋友圈求救。
争吵并不激烈，母子俩唯一的分歧只是母亲劝他报警，他坚持不肯。
陈满拒绝的是询问他投资的电话，只要涉及到资金去向，他一概回避不答。后来，他索性不接电话了。
有人在电话里提到王石，陈满才有兴趣聊下去。听说王石3月14日到绵竹给小学生上课，陈满提出，“想约王石见面”。
“这事我办不到。”对方拒绝了他。
“有时候，放弃比不放弃还难。”王石在演讲中对绵竹的小学生说。
陈满没能分享这句心得，但周边朋友和家人评价说，他身上有种“不放弃”的固执，“认准的事情，会非常坚持”。
他有点像母亲王众一口中描述的绵竹，“这种竹子，不低头，不弯腰”。
他没有放弃独自追回100万“投资”款。尽管款项依然无法提现，但他依然要求亲人和朋友不要报警。他用皱起的眉头和短促有力的拒绝阻止着一切内心想法的外泄。
“本来是个好东西，我们很好解决的，结果搞一下、搞一下，弄得很不好解决。”他想自己把事情“搞清楚”，担心报警会把事情弄糟。
“投资”出问题之前，家人原本不知情。陈满并非刻意隐瞒，只是觉得“他们不懂”，没有解释的必要。
老同学王福军曾经被一句“你不懂”噎得说不出话来。“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适应这个社会，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王福军在绵竹从事审计工作，曾经建议陈满先上一份保险，再买下一片地理位置不错的商铺，靠租金就能养老。
听着这些建议的时候，陈满没有流露出多余的情绪。
创业对于他的意义，不仅仅是圆梦那么简单。
“更是找回和补齐从前落下的人生。”王福军理解，他们的善意，也是陈满的压力。
“已经什么话都听不进了。”同学姚军曾经为陈满的案子奔走了十几年。听说了陈满的遭遇，他很快从重庆来陈满家，想把老同学从“病入膏肓”的状态里拉出来。
但陈满没有像从前那样笑呵呵地回他“你不懂”。这次，他自动屏蔽了所有人的劝解，送走姚军，他不再接同学的电话，也不再回家。
如果没有那起冤案
隔阂开始于陈满报名成都的一个“总裁班”。陈满的大哥陈忆觉得，去成都“学习”之后，陈满和家里人的交流越来越少。
“郭姐”是陈满在成都“总裁班”上认识的朋友，也是后来劝说陈满投资的人。“投资一百万，盈利九百万”，维卡币宣称的高盈利和快速回报正是陈满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他与“郭姐”一见如故，完全没起疑心。
“人自己要对自己负责。”陈满欣赏白手起家的马云和史玉柱。他不仅仅想要积累财富，更想着“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不是说简单地赚钱”。
“为什么会在投资过程中，只有20%的聪明人赚钱，因为他们抓住了商机，懂得怎么做，”他对“二八定律”深信不疑，“我就要做那20%的人。”
2016年，陈满无罪释放。图 / CFP
周强试图阻止陈满继续投资，但陈满把他的苦劝当作是“没有商业头脑”。
陈满的“投资”不是心血来潮，创业的种子早在出狱之初就埋下。在海口飞回成都的飞机上，他告诉自己的律师王万琼，“我回去开公司，要创业”。
在他年富力强的1988年，他就不满足于机关单位安稳的日子，和王福军等人一起，南下海口，想靠自己的能力做一番事业。
陈满成立了自己的装修公司，把办公室租在四星级酒店，每个月要6000元房租。他舍得为招揽业务而透支开销，哪怕很快就负担不起。
后来，陈满赚到了几万块钱，能在当时的海口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
在绵竹这个不大的县城，他的同龄人如今要么在政府身居要职，要么在商界小有所成，要么已经儿孙满堂。但被监狱隔断23年后，重新面对老同学，陈满除了几百万赔偿款，只剩下与世隔绝的蹉跎。
陈满觉得，如果不是那起冤案，他此时一定也能创业成功，家庭圆满。
“就业都不行，还想创业？”王福军的话代表了大多数同学的态度，他们用自己的社会经验，善意劝解陈满。
在漫长的监狱生活里，陈满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有两个主要来源：商人传记和《新闻联播》。出狱后，陈满用几个月学会用智能手机，他不断学习，想要弥补和这个世界的巨大差距。
《如何开一间赚钱的店》《每天读点成功学》……距离陈满家最近的一间书店里，除了教辅资料和几本畅销书，卖的全是创业方法论和成功学类的书籍。
陈满的床头摆着《创京东》和《万达哲学》，他还订了《商界》杂志。他在笔记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读书笔记，想要通过这些书了解现代社会的商业秘密。
前半年，陈满没有心急，他本来可以循序渐进。
父亲的离去没有一点征兆。陈满刚刚出狱半年，父亲陈元成就因为多器官衰竭而撒手人寰。这位父亲曾说过，陈满一天没放出来，他就“不敢死”。大概总算等到了那一天，陈元成心里赌着的一口气，散了。
“父母为我的事情付出了那么多，我必须好好孝顺他们。”出殡那天，陈满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持购买10万元的高价墓碑。
这是他能为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他还没清醒”
3月1日，绵竹市公安局的民警第三次踏入陈满的家门。
这次他们找到了失联2天的陈满。他坐在家中，仍旧不肯提供自己投资维卡币的相关材料。
“这个世界上一百万能换回两百万就不惜掉脑壳了，何况是一百万换九百万……”一位高中同学写下了《给陈满同学的公开信》，想要喊醒他，“你想拿九百万，就得骗别人一千八百万才能得手，我想你并不想重回监狱吧？”
为确认弟弟的投资是否有问题，陈忆和陈满一起登陆了他的维卡币交易平台，发现无法提现。陈满的银行卡账单上显示，所有款项都已转入私人账户。
陈满沉默了很久。陈忆说，“他还没清醒”。
“现在这个事情摆到这里啦，还没澄清。你说什么事情人家相信吗，人家不相信。人们更容易相信眼睛看到的。”面对家人和朋友的疑问，陈满的口气有些犹豫。
这种毫无把握的感觉，对他来说，熟悉又陌生。
2016年2月1日，海南海口，陈满无罪释放后更换新衣。 图 / CFP
一年前刚回到故乡的时候，陈满眼角的笑意掩住了时光凿刻上去的皱纹。他身披大红绸子，那抹红和过年挂在树上的红灯笼一样喜庆。
那是他生命中最舒展的时刻。阔别23年的故乡近在咫尺，母亲抱住他痛哭，像迎接一个英雄。
同学们开着车来接他喝茶，聚会和邀约不断。前来采访的媒体一家挨着一家，几乎买空陈满家楼下的水果摊。
走在路上，不相识的邻居会忽然大声打招呼，“陈满，陈满！”他抬起头，温和地笑着，回应两句。
“这是哪个？”一起在公园里遛弯的母亲王众一问他。“我也么晓得，电视上看到过吧。”
他成了绵竹的“名人”。有人想拉他做生意，“你什么都不做，来合伙就行。”虽然拒绝了旁人的邀约，但陈满习惯了自己的“有名”。
“这让他过度自信了。”王福军说。在他看来，陈满的生活能力，远不能与他的信心相衬。
好长一段时间，陈满发微信或者短信，要用手写板，不会打字，不会开车，不认识回家的路。
绵竹的大街小巷早已不复陈满离乡时的旧貌。城中马尾河岸边绿油油的麦地，早被茶楼和居民区取代，每逢单日，会有热闹的集市。陈满往往经不住小贩热情的推销，花钱“大方得很”。
“很容易就买多没用的东西回来，”陈忆看三弟没法区分路边小店和专卖店的区别，拉他去买了些质量相对好些的品牌，“他自己分不出真假”。
“你进去的时候还是传呼机的时代，出来都已经是智能机了，外面的变化，天翻地覆。”一出狱，朋友们就建议陈满谨慎投资。“买一辆车和一套好点的房子，再结个婚，275万也就剩不下多少了。”王福军说，这些钱基本够陈满平静地过完后半生。
陈满答应着，但私下里已经准备装修一处工作室，用来做日化用品的微商。他成竹在胸，感觉自己考察得很清楚了。
他请朋友介绍做过安利或者玫琳凯的业务员，但被姚军和王福军拒绝了。“他不被那些人忽悠就不错了。”他们告诫他不要轻易投资。陈满说，只是买了些产品，没有投钱。
“凭他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受骗是迟早的事。”陈满的同学断言，这次，他自己想不清楚，谁也帮不了他。
怕他在创业梦中再次摔倒
最先察觉不对劲的是周强，他已经跟拍陈满大半年时间。2016年11月一天晚上，周强接到了陈满的电话，问他要不要前来跟拍自己“事业的新起步”。
周强欣然赶来，在成都三圣乡的一处办公楼里，和陈满一起听一群人讲解“维卡币”。“全球279万多会员，中国超过百万，拿到了214个国家的法律许可……”周强越听越觉得不靠谱，他劝陈满千万别再往里投钱。
陈忆回忆，陈满曾经是兄弟三个中，数学最好的一个。“以前买东西，算账，我们还在用笔算的时候，他心算就算好了。”
这种对数字的敏感还体现在，陈满能够快速理解维卡币的利润和规则。对这种商业模式的轻松解读，令他有种“优越感”。
他开了两个账户，投了40多万元，定存两年。
“他以为人心还像90年代那样子，没有坏人，他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王福军非常着急，“打他一顿的心都有了”。
“走路都没学会，就想着跑。”陈忆评价陈满，“他就像一个婴儿，随便淋一场雨，很容易就感冒了。”
陈满的母亲王众一不相信小儿子会做违法的事情，24年来从没变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家门口的公园里，为了陈满洗冤挺立了20年的腰杆，已经因为脊椎滑脱，再也没法完全挺直。
陈满的母亲。图 / 韩逸
“只要陈满一报案，我马上帮他提交这些证据。”周强把所有取证视频都刻录成了光盘，还和律师万淼焱起草了一份书面材料，把光盘和打印件仔细收好，装在一个牛皮纸袋子里，出差都随身背着。
但家里人再也不提报警的事情。跟陈满几次争执下来，他们更怕他受到这番打击，精神上承受不住。
陈满已经不肯再向别人描述他的创业梦。但是提到“理想”这个词儿，他的声调会陡然升高，木然盯着地面的眼神也会忽然活动，看向来人，“那是当然咯！”但随即又低落下去，“不过那也只能是想，有些事情，做好了才能说。”
散步完回家的路，不到2000米，80多岁的王众一走得很慢，每隔几百米就要坐下歇一歇，上下台阶的时候，陈满会伸出手搀住母亲，怕她摔倒。
王众一却担心陈满在创业梦中摔倒，她只盼着，生活恢复平静，小儿子能跨过面前这道新坎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