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家女人过年不能上桌，真的

终于过年了，回农村老家了吗？亲戚聚会、阖家团圆开心吗？

你可能不知道， 至今在很多农村地区，女人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2017年春节，演员郭晓东的妻子程莉莎发布微博文章，讲述自己陪同丈夫回山东老家过年的各种鲁味儿习俗：不能上桌吃饭，被远亲近邻围观甚至捏脸，上厕所需要到田间野地里。

许多人把枪口对准山东——这个一直以来以讲究传统礼仪著称的省份。不过别急着乱开地图炮，不止山东，河南平顶山、江西赣州、成都东山、东北的朝鲜族、云南保山、浙江萧山等等地方，都有记载“女人不上桌”的习俗[1][2][3][4][5][6]。 基本上全国都共享这一习俗。

关于“女人不上席”，每年总有新的吐槽，但也有人强调这是“入乡随俗”。到底为什么女人不能上桌吃饭？这种奇葩的风气怎么到今天还保留着？

宾客和男主人在餐桌上吃饭，家里的女人们忙活做饭，有些地方甚至连原本来做客的女人也要在厨房里帮工。做饭的时间，主宾已经开吃，等到该忙活的忙活完， 女人们才在旁边的小桌子或者直接就在厨房里随便解决一顿。

“网易女人”的一项网络调查指出，过年回家吃饭，“随便坐”是占比最高的，57.5%，但“女人不上桌”还占了5.8%，而“一起上桌，男人坐主桌”占比高达35.8%[17]。

某公众号做了个小调查，得到的回应大致是：过年回家吃饭确实还有些地方有男女分桌的情况，但食物没有差别，不至于让女人吃剩饭剩菜。而且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按喝酒抽烟来分桌，主桌就几乎没有女性[7]。

当然，如果客人本身就是女性，那自然不能让人家躲到厨房去。通常人数比较多、传统仪式感比较强的宴席，更有可能出现女人不上桌——比如过年家族聚餐、婚宴、丧事、满月酒这一类。

可见，宴席的具体场景和女人不上桌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要从宴席在农村的功能说起。实际上，中国乡村实现温饱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在物质匮乏的过去，摆宴席是一种奢侈。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农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帮工”现象，比如婚丧事、新生儿诞生、收割作物等，邻里亲戚之间可以互相帮忙。但这种“帮工”并非无条件——通常情况下，双方或者默认了日后会反过来帮忙，或者被帮的一方会举办宴席，直接以食物回馈[8]。

随着经济发展，很多农村事务已经不需要邻里帮工了，但宴请邻里的风俗依然保留了下来。比如盖房子——北方一些地区有“上梁酒”的传统，原本是在房子盖成那天大办宴席，回馈帮助自己建房子的亲朋好友。

“专业施工队”逐渐替代了帮手的亲友，但“上梁酒”还是得请族内亲友来吃吃喝喝[18]。

乡村的宴席脱胎于原始的利益交换。在过去，男性往往承担了更多体力活，比如新娘接亲、抬棺材板等等，所以传统认为男人出力气能换取更多的食物，自然也更有资格坐上饭桌吃饭。

但是生活的具体情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潮汕地区，当有老人去世，整个家族的妯娌们就要承担起各种杂活：准备食物、操办祭祀仪式乃至饭后刷碗。而这些女人们如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则可以享受豁免权：因为任务仍然是由嫁入娘家的女人来承担。

按封建传统，女人干得再多也是替丈夫干活，所以就没有资格坐上桌吃饭。

所以，即使出力气的人变成专业的雇工，即使女人们比男人做得更多，但饭桌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默认族内男性是最能干的，也最值得回馈。

在经济贫困、体力劳动繁重的地方，人们看重男性劳动力的价值，所以保留着“女人不上桌”、优先给男人吃的习俗。

从晚清民国开始，妇女解放思潮蓬勃兴起，和打倒封建礼俗的呼声密不可分。在这种时代潮流下，女人不上桌自然被归为陋习，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实际上，民国时期的众多社会调查显示， 乡村的传统习俗并没有因为城市里高喊新文化消失。 农村妇女境况的变化，到1949年后的集体化时代才出现[9]。

在快速建设的年代， “妇女要顶半边天”，并不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真枪实弹地要妇女顶起来[13]。

原来只是“躲”在家中劳作的妇女，被要求走到屋外来，和男人们一起劳动。据统计，到1956年，全国约有一亿两千余万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六十年代各地在“铁姑娘”的号召下，组建“女子突击队”，担负起搬运、采矿等重体力劳动， 即便很多体力劳动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妇女研究学者金一虹曾经采访过一位突击队员：“为什么没有成立男子突击队呢？”这个问题让这位干劲满满的女青年瞠目结舌[19]。

50年代，湖南泸溪的杨玉翠曾任当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1958年，她和其他7名妇女作为代表到北京一起受总理接见，而且同桌吃饭。总理在餐桌上谈笑风生：“你们生产出来的食物，你们最有资格吃！”

所以，女人们真的因为参与生产、提高了地位、坐上了饭桌吗？

“女人不上桌”慢慢变少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传统乡村宗族的聚餐聚不起来了。

一方面，宗族房头的意识是封建腐朽事物，要打倒，族谱、祠堂等维系宗族权力的纽带，要“破”掉；另一方面，原来宗族公有的族产已经被没收，而集体化下的粮食又实行按量配给，谁还有能力、有胆量大办宴席呢？连桌都没了。

这个时期“女人不上桌”局部消失了。

所以，集体经济、集体动员的时代结束后，旧习俗自然卷土重来——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的婚宴总是要由公社、生产队领导坐上席， 而改革开放后，上席的位置重新回到娘家人手中，女人又从桌上下来了，村领导也只能屈尊坐陪席了 [12]。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集体经济时代结束后，中国乡村诸多旧习俗反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死灰复燃。

80年代末，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一项研究，在全国各地选取村庄作为样本，每个村庄有一份独立的调查报告。翻看这些报告，我们就会发现宗族重新崛起的现象。

比如湖北郭家河村，出现“辈分势力的加强”、“家族活动的复兴”，这个村子历史悠久的“灯会”——只有宗族的男性成员才能参加并且聚餐，原本在50年代后被废止，80年代又重新兴起。当然乡村宴会上的食物还是只有男人独享，女人不能上桌[15]。

厦门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闽南陈坑人的宗族聚餐——俗称“吃头”，也是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 而能参与吃头的只有族中男丁，有些地方甚至严格限定在已婚男丁，女人不上桌是天经地义 [21]。

对华南地区的宗族有着精湛研究的学者科大卫，曾经很直白地指出：中国的宗族实际上就是股份制公司——族内各家有一定资本入股，共同经营族产，并且获得相应份额的收入[14]。

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宗族反而获得新生 ——以血缘为纽带，集中资本，共担风险。温州、潮汕等地区的企业家，经常以家族为单位来经营企业，也给人“喜欢抱团”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原因。

宗族的重新兴起，是为什么“女人不上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的重要原因。

“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这是一位媒体人为“女人不上桌”现象的辩护。

他承认这现象最早是因为物质匮乏，但后来则主要是为了维护“规矩”——这种规矩，代表着一个家族人丁是否兴旺、是否有权威的家长，并且影响了客人的观感和邻里的评价，所以维护这种规矩，就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尊严[16]。

他担心的是，女人上桌吃饭了意味着这种“规矩”破灭了，也就是维持这种规矩的财力和权威破灭了。没有财也没有权，这样的人家肯定是过不好日子的。

不过，这可能多虑了——这种“规矩”没有那么脆弱，反而十分强大。有学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就发现，即使在局势最动乱的年代，宗族的族长被批斗、控诉，但是批斗会结束之后，村民要结婚喝喜酒，族长照样被邀请来主持[20]。

很多调查都发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修族谱、修祠堂的现象十分普遍——因为修族谱祠堂是要花钱的，而市场经济让大家都赚到钱了， 有钱了才能考虑怎么光宗耀祖 [15]。

所以， “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的逻辑搞反了，明明是后人先有钱了，才会想回到老家，从故纸堆捡起宗族那套老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