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元年（936），晋高祖石敬瑭以称臣、输岁币、割让燕云十六州等条件换取契丹援军南下。在凭借其军事力量获得帝位的同时，“儿皇帝”的名号也随之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千年后的今日，我们已经能够用相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历史问题了。学界关于石晋与契丹的关系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研究主题有二。其一是如何评价石敬瑭的历史地位。石敬瑭在传统史家眼中是以“无耻”“卖国贼”的形象出现的。但今人已能更加平和细致地分析其功过，还是肯定了其在内政上宽仁的一面。其二是具体探讨丢失燕云十六州对中原帝国的影响。许学义认为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在现实上导致了双方实力出现明显的消长，更促进了契丹进入封建社会。而郑学檬、张建宇认为，北方藩篱之失并非始于石敬瑭，而宋人的历史书写中也夸大了燕云地区的屏障作用。
但以上研究都还存在进一步的思考空间。如石敬瑭父事契丹除了引借援兵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政治意图？
石敬瑭称儿的政治意义
辽太宗率众为石敬瑭解围之后，便立刻展开立其为帝的活动。《辽史·太宗纪上》云：“（天显十一年，即清泰三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幸其府。敬瑭与妻李率其亲属捧觞上寿。”这一记载虽未见于新旧《五代史》《通鉴》，但颇符合自古以来称帝前先封大国的传统，故当属实。十一月，辽太宗正式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其册文中颇有值得分析之处，兹摘录如下：
大契丹皇帝若曰：……暨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顺承，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顾予纂承，匪敢失坠。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
朕昨以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据宝图，弃义忘恩，逆天暴物，诛剪骨肉，离间忠良，听任矫谀，威虐黎献，华夷震悚，内外崩离。
……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旂，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册文第一段是在陈述辽太宗、唐明宗、石敬瑭三人的关系其来有自，辽太宗、石敬瑭的父子关系有历史依据。第二段则是强调唐末帝李从珂的失德，需要有人取而代之。第三段则是宣告大晋建国，并确立其与契丹的关系是“永与为父子之邦”。这三点都有值得分析之处。
首先，石敬瑭父事辽太宗有着自己的逻辑，即唐明宗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保奉明契”。作为唐明宗的女婿，自然也继承了唐明宗的人际关系，故而册文中说道“尔惟近戚，实系本枝”。这种人际关系的继承，就是石敬瑭以辽太宗为父的理论依据。两者的父子关系是建立在唐明宗与契丹之“明契”上的，是论资排辈延续下来的，与年龄无关。
但辽太宗在册文中所言并非全然属实。唐明宗于天成元年（926）四月即位，辽太祖在天赞五年七月去世。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也即如果两人真的有“保奉明契”，也必然发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之间。在这两个月内的外交活动，《辽史》上记载比较官方刻板，是一般史书的书写模式：
（四月）是月，唐养子李嗣源反，郭存谦弑其主存勖，嗣源遂即位。……（六月）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国哀来告。
这里只说姚坤前来告哀，属于正常的外交活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唐明宗在宣告自己政权的正式确立，希望得到周邻政权的认可，但唐辽双方尚未签订某种“明契”。实际上，两国关系并未就此缓和，譬如当年八月“庚子，幽州言契丹寇边，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御之”。之后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更是杀掉了“契丹戍平州者”，带着十几万人投奔后唐。直到次年，契丹才逐渐遣使请求互市、朝贡、通和。但即便如此，双方冲突仍未平息，相互间的攻伐不绝于书。可见在天成元年姚坤告哀那次，并未签订什么盟约。
但辽太宗所言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其实姚坤使辽这一事件在《旧五代史·契丹传》和《契丹国志》中就有清晰的记载。其中又以《旧五代史》记载最为详尽，兹引于下：
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书告哀。……阿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
又谓坤曰：“今汉土天子，初闻洛阳有难，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远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立。”……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仇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
原来所谓“明契”，即是辽太祖准备占取幽州，要与唐明宗“面为盟约”，但只是一个构想，并未实现。《契丹国志·太祖纪》云：
（辽太祖）又曰：“我于今天子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所得专也。”太祖怒囚之。旬余复召之，曰：“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给纸笔，趣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固谏乃复囚之。
可见姚坤都激烈反对此事，更不用说唐明宗了。而辽太祖将此事认为是“明契”，其实是在为自己占据燕云十六州提供历史依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辽太祖在与姚坤谈判时，不断以“我儿”指代唐庄宗，其逻辑依据是“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这件事是事实，《旧五代史·武皇纪下》云：“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机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留马千匹，牛羊万计，期以冬初大举渡河。”但其实这种兄弟之盟早已破裂。众所周知，李克用死前交给唐庄宗三支箭表达自己的恨意和遗憾，其中一支即是用来“击契丹”的。唐庄宗也一度“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但这是其“方营河北时”的权宜之计。在贞明三年，契丹围困周德威镇守的幽州二百余日，唐庄宗派李嗣源（唐明宗）驰援，和契丹在幽州城外发生大战，“俘斩万记”，赢得了幽州保卫战的胜利。唐辽两者的关系其实已经冷淡到了冰点。辽太祖心里也很清楚此点，故称与唐庄宗是“彼此仇敌，俱有恶心”。而以此为说辞，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威胁手段找一个借口。
从这里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一条逻辑线索：因为辽太祖和李克用是兄弟，所以唐庄宗可算是辽太祖之子。而唐明宗是李克用的养子，当然也同样算作辽太祖之子。如此一来，唐明宗和辽太祖之子辽太宗耶律德光也就成了兄弟，那么唐明宗的女婿石敬瑭也就成了辽太宗的儿子。或者反言之，石敬瑭认辽太宗为父，就等于成了唐明宗的儿子，自然享有继承后唐帝国的权力。这种关系可用下图更清晰地表现出来。
图6-1 后唐、晋与契丹诸帝关系图
其实将这种并非发生在自己而是祖辈身上的关系继承下来的做法，早已有之。西晋末年匈奴刘渊姓刘，建国号为汉，称帝后甚至还要追封刘禅为孝怀皇帝，其理由就是汉高祖与匈奴的和亲。这种和亲已经距离刘渊的时代非常遥远了，但在需要时还是可以取之做自身正统性的依据。
唐代也有这种例子。当时还是太子的唐代宗李豫在收复长安时，为了拉拢回纥，与其叶护王子结为兄弟。之后叶护被杀，其弟登里成为可汗。唐肃宗去世之后，代宗即位，登里可汗乘机南下，代宗令太子李适（即德宗）前往安抚。在会见登里可汗时，双方为李适是否应该舞蹈行礼发生了争执。回纥宰相和车鼻将军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唐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李适）叔，叔侄有礼数，何得不舞蹈？”事实上，代宗并未和登里可汗“约为兄弟”，登里是从其兄叶护那里继承了这种关系，并将之直接套用在德宗身上。
正因有上述历史先例，石敬瑭才借用这种逻辑为自身合法性寻求依据。而其继承者少帝石重贵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开运时朝廷已经准备和契丹开战，但晋少帝却未放弃他与辽太宗的祖孙关系。《旧五代史·契丹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