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元年(936),晋高祖石敬瑭以称臣、输岁币、割让燕云十六州等条件换取契丹援军南下。在凭借其军事力量获得帝位的同时,“儿皇帝”的名号也随之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千年后的今日,我们已经能够用相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历史问题了。学界关于石晋与契丹的关系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研究主题有二。其一是如何评价石敬瑭的历史地位。石敬瑭在传统史家眼中是以“无耻”“卖国贼”的形象出现的。但今人已能更加平和细致地分析其功过,还是肯定了其在内政上宽仁的一面。其二是具体探讨丢失燕云十六州对中原帝国的影响。许学义认为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在现实上导致了双方实力出现明显的消长,更促进了契丹进入封建社会。而郑学檬、张建宇认为,北方藩篱之失并非始于石敬瑭,而宋人的历史书写中也夸大了燕云地区的屏障作用。
但以上研究都还存在进一步的思考空间。如石敬瑭父事契丹除了引借援兵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政治意图?
石敬瑭称儿的政治意义
辽太宗率众为石敬瑭解围之后,便立刻展开立其为帝的活动。《辽史·太宗纪上》云:“(天显十一年,即清泰三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幸其府。敬瑭与妻李率其亲属捧觞上寿。”这一记载虽未见于新旧《五代史》《通鉴》,但颇符合自古以来称帝前先封大国的传统,故当属实。十一月,辽太宗正式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其册文中颇有值得分析之处,兹摘录如下:
大契丹皇帝若曰:……暨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顺承,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顾予纂承,匪敢失坠。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
朕昨以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据宝图,弃义忘恩,逆天暴物,诛剪骨肉,离间忠良,听任矫谀,威虐黎献,华夷震悚,内外崩离。
……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旂,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册文第一段是在陈述辽太宗、唐明宗、石敬瑭三人的关系其来有自,辽太宗、石敬瑭的父子关系有历史依据。第二段则是强调唐末帝李从珂的失德,需要有人取而代之。第三段则是宣告大晋建国,并确立其与契丹的关系是“永与为父子之邦”。这三点都有值得分析之处。
首先,石敬瑭父事辽太宗有着自己的逻辑,即唐明宗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保奉明契”。作为唐明宗的女婿,自然也继承了唐明宗的人际关系,故而册文中说道“尔惟近戚,实系本枝”。这种人际关系的继承,就是石敬瑭以辽太宗为父的理论依据。两者的父子关系是建立在唐明宗与契丹之“明契”上的,是论资排辈延续下来的,与年龄无关。
但辽太宗在册文中所言并非全然属实。唐明宗于天成元年(926)四月即位,辽太祖在天赞五年七月去世。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也即如果两人真的有“保奉明契”,也必然发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之间。在这两个月内的外交活动,《辽史》上记载比较官方刻板,是一般史书的书写模式:
(四月)是月,唐养子李嗣源反,郭存谦弑其主存勖,嗣源遂即位。……(六月)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国哀来告。
这里只说姚坤前来告哀,属于正常的外交活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唐明宗在宣告自己政权的正式确立,希望得到周邻政权的认可,但唐辽双方尚未签订某种“明契”。实际上,两国关系并未就此缓和,譬如当年八月“庚子,幽州言契丹寇边,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御之”。之后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更是杀掉了“契丹戍平州者”,带着十几万人投奔后唐。直到次年,契丹才逐渐遣使请求互市、朝贡、通和。但即便如此,双方冲突仍未平息,相互间的攻伐不绝于书。可见在天成元年姚坤告哀那次,并未签订什么盟约。
但辽太宗所言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其实姚坤使辽这一事件在《旧五代史·契丹传》和《契丹国志》中就有清晰的记载。其中又以《旧五代史》记载最为详尽,兹引于下:
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书告哀。……阿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
又谓坤曰:“今汉土天子,初闻洛阳有难,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远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立。”……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仇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
原来所谓“明契”,即是辽太祖准备占取幽州,要与唐明宗“面为盟约”,但只是一个构想,并未实现。《契丹国志·太祖纪》云:
(辽太祖)又曰:“我于今天子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所得专也。”太祖怒囚之。旬余复召之,曰:“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给纸笔,趣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固谏乃复囚之。
可见姚坤都激烈反对此事,更不用说唐明宗了。而辽太祖将此事认为是“明契”,其实是在为自己占据燕云十六州提供历史依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辽太祖在与姚坤谈判时,不断以“我儿”指代唐庄宗,其逻辑依据是“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这件事是事实,《旧五代史·武皇纪下》云:“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机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留马千匹,牛羊万计,期以冬初大举渡河。”但其实这种兄弟之盟早已破裂。众所周知,李克用死前交给唐庄宗三支箭表达自己的恨意和遗憾,其中一支即是用来“击契丹”的。唐庄宗也一度“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但这是其“方营河北时”的权宜之计。在贞明三年,契丹围困周德威镇守的幽州二百余日,唐庄宗派李嗣源(唐明宗)驰援,和契丹在幽州城外发生大战,“俘斩万记”,赢得了幽州保卫战的胜利。唐辽两者的关系其实已经冷淡到了冰点。辽太祖心里也很清楚此点,故称与唐庄宗是“彼此仇敌,俱有恶心”。而以此为说辞,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威胁手段找一个借口。
从这里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一条逻辑线索:因为辽太祖和李克用是兄弟,所以唐庄宗可算是辽太祖之子。而唐明宗是李克用的养子,当然也同样算作辽太祖之子。如此一来,唐明宗和辽太祖之子辽太宗耶律德光也就成了兄弟,那么唐明宗的女婿石敬瑭也就成了辽太宗的儿子。或者反言之,石敬瑭认辽太宗为父,就等于成了唐明宗的儿子,自然享有继承后唐帝国的权力。这种关系可用下图更清晰地表现出来。
图6-1 后唐、晋与契丹诸帝关系图
其实将这种并非发生在自己而是祖辈身上的关系继承下来的做法,早已有之。西晋末年匈奴刘渊姓刘,建国号为汉,称帝后甚至还要追封刘禅为孝怀皇帝,其理由就是汉高祖与匈奴的和亲。这种和亲已经距离刘渊的时代非常遥远了,但在需要时还是可以取之做自身正统性的依据。
唐代也有这种例子。当时还是太子的唐代宗李豫在收复长安时,为了拉拢回纥,与其叶护王子结为兄弟。之后叶护被杀,其弟登里成为可汗。唐肃宗去世之后,代宗即位,登里可汗乘机南下,代宗令太子李适(即德宗)前往安抚。在会见登里可汗时,双方为李适是否应该舞蹈行礼发生了争执。回纥宰相和车鼻将军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唐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李适)叔,叔侄有礼数,何得不舞蹈?”事实上,代宗并未和登里可汗“约为兄弟”,登里是从其兄叶护那里继承了这种关系,并将之直接套用在德宗身上。
正因有上述历史先例,石敬瑭才借用这种逻辑为自身合法性寻求依据。而其继承者少帝石重贵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开运时朝廷已经准备和契丹开战,但晋少帝却未放弃他与辽太宗的祖孙关系。《旧五代史·契丹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