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比较

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比较

高善文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内容提要

我们将过去 8 年中国经历的经济转型，与类似时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在经济增长率、城市化、出口和制造业竞争力等指标上，中国的总体表现是接近的；但在投资率、杠杆率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领域存在一些压力，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未来十年（即 2020-2030 年期间）的经济表现。

正文

2010 年 10 月我们撰写了研究报告《三十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潜在增速的趋势转折》（全文见附录），在文章中我们讨论了 2011-2020 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变化及其影响。当时我们在中性情景假设下的估算认为，到 2015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下落到 7 ％左右，到 2020 年进一步下降到 5.5 ％左右。同时我们在文章中提出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趋势中，政府可能持续采用逆周期政策，这将在经济中积聚大量扭曲和潜在的金融风险。差不多十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些推算的偏差并不算很大，关键的想法也差强人意。

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走在长期波动下行的趋势中，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逐步从模仿和追赶驱动的模式转入自主创新驱动的模式，逐步从依靠出口和投资转入依靠消费和服务来拉动经济。

站在当下，如何评价过去十年我国的经济转型？如何看待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尝试把中国经济的转型放在东亚经济体转型的背景下来比较和分析。

为了进行这样的国际比较，首先需要把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东亚经济体历史上的转型进行合理对标。为了寻找恰当的对标年份，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标，一是人均 GDP ，把它转化成美元的水平，并对美元的币值在历史序列上进行调整。二是观察经济体内部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变化。

结合这两个指标的观察，我们确立了经济转型的对标年份，如表 1 所示，即中国 2010 年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大致接近于日本 1968 年前后的水平、韩国 1991 年前后的水平、中国台湾 1987 年前后的水平。

基于这样的对标，我们对比各经济体主要的经济指标。

首先观察经济增长率。我们把对标的这一年作为观察的元年，观察这些经济体在元年之前二十年和之后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考虑到数据在短周期上波动较大，我们对经济增速进行了移动平均。

数据的结论一目了然，如图 1 所示，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有自身的特性，但是就过去转型十年的情况而言，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增速中枢不断下沉，在东亚其他经济体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在相应的年份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三者的平均经济增速与我国大致接近。

如果该图所显示的历史经验大体可信，并且能够对预判未来的经济走向提供合理借鉴，那么我们认为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减速过程应该还没有结束。从这里的数据看，日韩台在转型结束后的平均增速大约在 4-5% 之间。

我们沿着相同的思路比较了东亚经济体在转型阶段的人均电力消费量。如图 2 所示，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所经历的人均电力消费的提高与对标阶段的东亚经济体十分接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有较多可比的成分。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经济转型的指标是城市化率。从表面上来看，如图 3 所示， 中国的城市化率始终大幅落后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在可比阶段的水平。

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的转型，似乎与这样的城市化数据不完全一致，重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化率这一指标在定义和计算上存在诸多困难，比如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统计技术上的困难。再比如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东亚经济体，老年人难以实现城市化，而且老年人实现城市化本身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意义也十分有限。

我们尝试构建了另外一个指标，即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如图 4 所示， 该指标显示了中国经济所经历的深刻的内部转型，过去十年或者更广地来说，过去四十年中国所经历的转型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比毫不逊色。

该指标对我们预判 2020-2030 年的经济增长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如果我们把该指标作为中国真实城市化率的合理度量，从该指标来看，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很可能已经进入了晚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基本会结束，或者至少会大幅放慢。

二是观察图 4 的虚线。这些虚线的基本想法是，如果中国城市经济部门第二、三产业每年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维持在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我国非农就业占全部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将逐步超过日本同一发展阶段的水平。

总结而言，考虑到适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而适龄劳动人口中在城市经济部门工作的比例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在该水平上继续维持当前的上升速度将会变得越来越难。

第三，我们来评价过去十年中国可贸易部门竞争力的提升。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服务业的兴起是城市化的继续，同时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和可贸易部门也在高速增长，这一高速增长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技术基础。

如何来看待过去十年中国可贸易部门竞争力的提升？我们使用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来观察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变化，一个相对易于计算和比较的指标是中国的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的变动。如果中国出口品的竞争力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在提升，那么中国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将上升。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这使得中国的总出口量被放大。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把中国的出口分为两个指标，如图 5 所示， 红色柱状图代表中国的一般贸易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变化，蓝色柱状图代表一般贸易加上加工贸易后市场份额的变化。

在经济转型开始以后的 8 年时间里，日本出口品国际份额提升约 26% ，与韩国接近，而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中国出口份额提升的幅度约 24% ，不包括加工贸易中国出口份额的提升是 54% 。

换言之，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驱动的加工贸易在过去 8 年大幅萎缩，但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一般贸易出口份额大幅提升。即便把加工贸易包括在内，我国整个出口份额的提升跟日韩同期也非常接近。从这一角度来观察，中国过去 8 年时间里，经济转型后所经历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处于正常水平，甚至比日韩的水平略好一些。

出口部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还可以表现为出口部门工人工资水平的大幅增长，或者表现为本国汇率的大幅上升。从一般意义上讲，制造业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这意味着制造业竞争的背后是从事制造业活动的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这种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要考虑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劳动力的创造力、劳动的技术复杂程度以及他们相对工资水平的高低。所以可贸易部门竞争力的变化，我们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是观察可贸易部门工人工资水平变化和汇率变化。

如图 6 所示，我们首先以本币计算，把转型元年的工资指数设定为 100 ，来计算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以本币计价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情况。

我们看到转型 8 年以后，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制造业实际工资的累积增长幅度明显高于日韩台同期的水平。

但该计算没有考虑汇率升值的影响，所以进一步，我们把工资水平用汇率转化成美元的水平，考虑美元币值的变化再做一些技术性调整后，进行比较。如图 7 所示， 这一比较结果仍然显示在经济开始转型 8 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以美元计价的工资水平的提升要高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同期的水平，但要弱于日本同期的水平。

如果认为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就是汇率的升值和制造业实际工资的上升，那么在过去 8 年的时间里，中国放在东亚经济体转型的背景下来讲基本上处于正常水平。

接下来再比较一下市场较为关注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如果以相同的方法来比较同一发展阶段东亚各经济体的汽车保有量，如图 8 所示， 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明显低于韩国和日本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把比较的基准做一点调整，比如说中国的 2014 年对应日本 1968 年、韩国的 1991 年，调整后会发现人均汽车保有量变得比较接近，但是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上升的速度明显偏慢。

为什么要把对标的年限做一点调整呢？一个理由在于，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背景下，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似乎更大。它使得有能力购买汽车的人群数量相对下降。

即便是做了这样的调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仍然是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的提升速度相对更慢。

我们认为理由可能是，相比同样的发展阶段，汽车的使用成本在大幅提升。一是石油价格的大幅上升，二是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保护压力、排放标准快速提升等因素，使得汽车的持有和使用成本相对更高。

如果我们假设未来十年中国汽车的销售增速维持在 5% 的水平，会看到人均汽车保有量的差距在未来会快速地萎缩。在调整基年进行比较的背景下，我国人均汽车的保有量还会在后期超过日本和韩国同时期的水平。考虑到碳排放、环境保护压力、汽油价格等原因，在可比的收入水平上我们认为这一情形不太可能发生。

如果未来中国汽车销售增速平均维持在 0 附近，每年的汽车销量都维持在 2018 年的水平，我们会看到这一差距也许还略有扩大。

从这些情景推演来看，未来十年中国汽车销售的趋势增速不太可能超过 5% ，中国的汽车市场基本上已经步入了存量时代。

在历史上汽车和房地产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随着高速城镇化趋于结束，房地产市场的支撑作用在大幅弱化。而随着汽车逐步地跨入存量时代，来自于汽车消费增长的支持也在显著地弱化。需求层面的变化指向了这样的结论，即我国的经济减速过程存在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并且很有可能这一减速过程还没有结束。

我们再来观察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另外一些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的结构变化。

首先来看投资率，如图 10 所示， 经济跨过转型的转折点后，投资率在趋势上都会开始下降，而投资率的趋势下降是经济减速很重要的原因和背景。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后投资率停止上升，并且在一段时期后也开始下降，这一特征与其他经济体接近。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投资率始终显著高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水平，并且在经济开始转型后投资率的下降异常缓慢。如图 11 所示， 对日韩来讲，在经济开始转型以后，投资率从高点到重新稳定下来的累积降幅接近 6 个百分点，但迄今为止我国投资率的降幅大约只有 3 个百分点；而在年均投资率下降的对比中，日本、韩国平均每年下降约 2 个百分点，而我国每年平均降幅只有不到 1 个百分点。

如果其他经济体转型过程的经验有借鉴意义，那么意味着我国投资率的下降还远没有结束，未来投资率的下降将会伴随经济增速的趋势放缓。

为什么当前的投资率没有跌透？我们再来比较经济转型时期杠杆率的变化。如图 12 所示， 总体来讲，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杠杆率都有上升，并且在经济转型前后杠杆率的提升看起来还会有一些加速。在经济转型开始之前中国的杠杆率始终高于其他经济体的水平，这与我国的投资率情况一致。但在经济开始转型后，我国杠杆率的上升幅度显著高于其他经济体。

如果计算转型开始 8 年间杠杆率的累积提升幅度，如图 13 所示， 日韩的水平在 20-25 个百分点，而我国在 55 个百分点，为什么在经济转型阶段我国杠杆率的提升幅度如此之大？这主要源于我国频繁且大幅地使用基建、房地产等逆周期政策来刺激经济，从而维持了相对更高的投资率。这一过程伴随着杠杆率的大幅抬升，在一定意义上积累了风险。

换言之，尽管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增长率比其他的经济体略高一些，但这是建立在我国投资率较高，投资率的下降缓慢，并且杠杆率大幅抬升的基础上，它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

此外我们再来比较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另一个对我国经济不利的指标——老龄化程度，即经济之中 65 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如图 14 所示， 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始终高于可比时期其他经济体的水平，这一点在历史上一直如此。而真正的问题是最近几年中国的老龄化在明显加速，并且到 2027 年以后会进一步加速，这是我国在转型后面临的非常不利的前景。

总结而言，我们将过去 8 年中国经历的经济转型，与类似时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在经济增长率、城市化、出口和制造业竞争力等指标上，中国的总体表现是接近的；但在投资率、杠杆率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领域存在一些压力，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未来十年（即 2020-2030 年期间）的经济表现。

附录

三十年未有之变局

—— 中国潜在增速的趋势转折

高善文 高伟栋 莫倩

2010 年 10 月 12 日

按语：这是作者与同事在 2010 年 10 月份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主要讨论 2011-2020 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变化及其影响。我们当时在中性情景假设下的估算认为， 2015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下落到 7 ％左右，到 2020 年进一步下降到 5.5 ％左右。差不多十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些推算的偏差并不算很大。

现在翻阅和检视当时的推断过程，许多假设和预测的细节并不准确，但一些关键的想法似乎差强人意。例如我们当时认为造成长期经济减速的因素来自劳动力、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资本系数（即经济增长对资本积累的弹性） 等所有关键因素的放缓 。特别是最后一个因素，容易被研究者忽略，但其影响非小，也与过去十年中国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关系十分密切。再比如政策当局容易将经济减速归结为周期性力量，并试图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来对冲，这带来政策的摇摆和诸多现实的困难。

内容提要

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正在逐步趋紧，人口红利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转为人口负债，国民储蓄率将出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长可能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考虑到劳动力供应与资本存量增速的趋势性下降，以及总产出对资本的弹性可能将从过去十年的高位上明显回落，在一些合适的假设下，我们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潜在 GDP 增速可能即将出现趋势性的下降，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从目前的 9%-10% 下降到 6% 附近。

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主要风险在于：这一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宏观政策的剧烈摆动和经济或金融危机。以反周期政策应对结构性变化，使得经济表现与其潜在趋势之间的裂口渐行渐远，最终导致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随后的政策紧缩会相应的导致经济的衰退或资产泡沫的破裂，其表现通常是一场危机。

一、 劳动力供应转折

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可能正在面临从宽裕到短缺的转折。从人口统计层面的数据考察，扣减退休人口后的新增劳动力在 2011 年前后即将进入零增长区间（图 1 ）。在未来五年即 “ 十二五 ” 计划期间，中国的新增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展望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总额将出现显著的下降。如果进一步扣减高等教育人口，低端劳动力供应在 2005 年前后可能就已经进入了零增长区间。一般认为 40 岁以上的劳动力进行城乡转移的概率较小，那么考察 20-40 岁之间的新增人口趋势，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2005 年前后这一年龄层次的人口已经进入了零增长区间。

在上述人口统计学证据之外，更为关键的证据来自劳动力及相关产品的价格层面的数据。 2003 年以来， CPI 和 CPI- 食品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口，并且这一裂口在 2007 年以来越来越大； 2006 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速也在 20% 附近，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价格压力。从这些综合性的证据出发，我们认为可以做出一个具有结论意义的判断：中国在 2007 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对这一判断的详细论证请参阅《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上升的地平线》等文）

二、 “ 三十年未有之变局 ”

这一局面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 “ 三十年未有之变局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新增劳动力每十年大概新增 1 亿人左右，支撑了年均 10% 的经济增速。此后十年这一局面将不复存在。

在中国已经出现或者即将经历劳动力供应的逆向转折时，经济增长的趋势在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和资本系数等四个方面可能都会受到负向冲击。

负向冲击的四个维度

一般认为经济的长期趋势取决于供应能力的演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的总供应能力可以分解为 劳动力供应、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 （可用以衡量技术进步）。更为微妙的一个变量是 资本系数 ，即经济增长对资本的弹性。我们将学术文献中，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一）劳动力投入

中国目前可能已经站在劳动力供应收紧这一趋势的初期，劳动力供应在未来的下降趋势是可以通过人口学数据进行具体测算的。美国的人口统计局对各国的人口预测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我们也可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调查数据进行推算。

对中国尤为不利的一个影响是中国在尚未达到中等富裕程度时，就实行了计划生育这一国策。这使得在未来十年劳动力供应的减少和老龄化趋势格外陡峭，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的拐点和刘易斯拐点距离很近。例如一些估计结果表明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的拐点在 2013 年前后，距离中国跨过刘易斯拐点的 2007 年只有五六年的时间。

（二）资本投入

在投资层面，中国受到两个结构性因素的不利影响。 第一个基本原因来自劳动力层面，即中国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人口红利即将在未来几年中消失。 伴随着劳动力供应的趋势性收紧以及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可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和资源将向非生产性支出倾斜配置。具体而言，劳动力供应的收紧将同时导致工资收入提高、投资占比下降、消费占比上升等。

第二个基本原因是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中国自 2002 年以来经历了与日本 60 年代类似的重化工业化。 2007 年，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行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70% ，较 2002 年提高了 7.4 个百分点。我们选定 2007 年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总额比重在 1% 以上者作为样本。这 22 个行业中，在 2002 年 -2007 年份额提升最快的是有色、煤炭、通用设备、钢铁、化工等重化工的代表行业；份额不升反降的是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参见表 2 ）

重化工业占比提升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快速积累，反映在总量层面上我们就看到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比重自 2003 年起上升了一个平台。此前这一比例均值略高于 30% ， 2003 年以来均值上升到 40% 以上。

投资占比的提高通常伴随着经济增速的平台上升。中国经济增速自 2003 年之后的平台较 90 年代有所提升。日本 50 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速的平台也与投资占比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 2002 年之后，伴随着投资占比的上升，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这一状况在 2009 年已经开始逆转，我们预计消费占比的提升将是未来十年的一个趋势，其水平可能从目前的 35% 左右恢复到 90 年代的 45% 左右。

需要澄清的是，消费占比的提升并不一定意味着消费增速提升到将经济增速维持在 10% 这样高的水平上。从国际比较情况来看，消费占比的提升、投资占比的下降往往伴随经济增速的平台下降。

例如泰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中期的十年中，经济增速平台在 9.5% 附近。这一经济增速平台的提升依靠的是国外资本流入及投资的上升，总量数据表现上，私人部门投资占比从这一时期之前的 20% 左右上升到 35% 附近。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的固定资本投资大幅放缓，私人部门投资占比回落到 15% 附近，比经济腾飞之前更低。与之相伴随的现象就是经济增速被 “ 腰斩 ” ，从接近 10% 下降到 5% 左右。（这些均值的计算都扣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期间的数据点，以反映经济相对均衡时的趋势增速）

一些研究者考虑到中国城市化率与国际水平相比偏低，因此重化工业可能仍将高速发展，进而带动投资增长，使得中国经济仍维持在 10% 左右甚至更高的平台上。

我们认为至少中国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中国的重化工业已经实现了从大量净进口到大量净出口的过程。这一进口替代过程的完成表明中国重化工业的代表性行业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站在了国际技术的前沿，此后这一行业的增长将更多的取决于相对较慢的全球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在 2004 年从粗钢的净进口国跃升为净出口国（钢材已折算为粗钢）。在这一阶段中国钢铁行业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全球经济环境较为有利，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实现了对进口产品的替代，并开始占据海外市场的份额。这表明这一行业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是很难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速的。

“ 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 。从钢铁这一代表性重工业行业的情况我们可以大体上判断中国重化工业至少加速增长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十年的增速甚至有可能比 2003 年 -2007 年这一平台有所下降。考虑到中国经济中重工业目前的占比状况及其在经济周期中的先导作用，我们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潜在趋势抱以相对谨慎的态度。

（三）技术进步

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考虑到中国处于转轨过程的特别情形，中国的技术进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制度红利，以及后发优势所形成的 “ 追赶红利 ” 。从文献和历史数据表现来看，制度红利释放强度最大的时期是 80 年代初期， 90 年代中期之后制度红利的释放一般认为已经比较缓慢。

“ 追赶红利 ” 的成因是中国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与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国家，例如美国，在技术层面存在非常大的断层，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较高。而这种技术断层可以用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收入差距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度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20 年左右的赶超，随着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收窄，未来十年的追赶红利在趋势上将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综合考虑到制度红利和赶超红利的趋势，我们可以对技术进步的前景设定三种情形，最乐观的情形即中国未来十年的技术进步达到过去几十年的长期平均水平；最不利的情形中，我们假设中国已经和美国一样走在了技术进步的最前沿，而美国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技术进步的长期均值在 1% 左右；在中性情形下我们可以假设中国的技术进步落在这两者之间。

（四）资本系数

劳动力供应的抽紧对经济增速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影响，即经济增长对资本存量弹性的下降，或称资本系数冲击。这一点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容易理解的。一种理解是劳动力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出在下降，设备投资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缩小。

另一种理解是此前劳动力供应充裕，资本是短边，且资本远较劳动力容易组织，因此资本的议价能力较强。而这种议价能力的优势将随着劳动力供应的抽紧逐步消失。这一点是有鲜明的草根证据的，即 2010 年以来本田下属工厂的罢工事件、富士康的工资调整案例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系数和劳动系数实际上表征了初次分配格局。考虑到收入分配改革的进程，资本系数在未来 5-10 年中出现下降也是具有较大概率的。

中国 2003 年以来伴随着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资本系数有显著提升，一种估计是该系数从 90 年代的 0.55 左右上升至 0.76 左右。这和劳动份额的恶化是比较一致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自身也要求更高的资本份额。根据我们此前的分析，我们认为至少重化工业的加速阶段已经过去了，此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