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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辟谣

维舟  · 公众号  ·  · 2021-05-15 12:00

正文


近年来,在公共事件中一再出现的一个情形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从社交媒体(微博、豆瓣、微信群)等非正式渠道获取信息,而官宣往往滞后一拍才来“辟谣”,有时甚至连辟谣本身也遭遇公信力危机。


这说到底是因为,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传播复杂、快速、交互的时代,单一中心的信息发布权威,难以应对网状结构的舆论环境,也无从料见信息在发布之后可能产生的非意图后果。


1

辟谣:对意见市场的干预


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舆论场,势必潜在地造成一种多中心化的倾向,任何个体或媒体都无法单凭自己的权威就使所有人都信服,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意见市场”上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解读供人选择,还因为人们在接收信息时,本身就很自然地会根据自己的立场、经验和理念加以筛选、理解,最终才予以接受。

那问题就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众难以辨别信息的真假,因而 任何“辟谣”的信息,在进入市场后,与谣言是平等的,对公众来说常常只不过是“又多了一条信息”而已

法国传播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正确地指出:“辟谣从来都不是一个信息的消除,而只是添加了个信息,人脑只能增加信息。”


更糟的是,按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的看法,“对错误观点的纠正反而会强化我们对错误观点的坚持”。

辟谣有时会起到反效果,因而电影《摇摆狗》中有这样一个讽刺的桥段: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政府顾问为了将媒体关注焦点从总统性丑闻上转移开,对总统建言:“您要辟谣,您就否认有B3型炸弹。”“什么B3型炸弹?没有B3型炸弹啊。”“如果我们否认有的话,那它就存在了。”

尽管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谣言,也都有辟谣,但如果仔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其背后机制的差异:在美国,即便是最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也是在一个开放、多变的动态意见市场上多元声音中的一元,而这个“市场”本身既无法控制,甚至也不必干预;但在中国, 这个“市场”却是一个被调控、干预、引导的客体,“有形之手”从未停下,而“辟谣”就是主要的干预手段之一

2

通过影响环境来影响人


为什么会这样,涉及的原因就太复杂了,几乎可以说牵涉到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文化。很多人也都就此分析过,但有一点,似乎还不曾见到有人提及,那就是:这种积极干预的做法, 着眼的是对整个环境的把控,是试图“通过影响环境来影响人” ,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假定任何采信、认同、决定都是个人自主决定的。

《无声的语言》
[美] 爱德华·霍尔 著,何道宽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实际上不难理解。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973年就在其名著《无声的语言》中指出,很多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高语境”的,其人际沟通往往不只是通过语言明白讲出,而有很多含蓄、微妙的表达,因而哪怕不说话,相处的气氛也能让人领会到很多。

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拉美文化中,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当一男一女相处时,不可能每次都克制住“异性相吸”的强烈欲望,于是无论男女,“ 都指望通过别人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克制来使自己获得意志力 ”。

既然他们受环境力量左右而无法自制,那么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男女彼此隔离、防备等相关措施,使他们无法因彼此接触而擦出火花——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这种束缚可能反过来使得人们对异性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不难看出,这与中国社会历来的理念十分近似,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也正是为了提防异性之间无法自制而设置的文化禁忌。因为说到底,中国和几乎所有传统社会一样,都属于“高语境社会”,在这种社会中, 个体尚未从各种社会组织中“脱嵌”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因而整个社会心理都相信一个人无法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而势必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习惯力量(所谓“风气”)的影响

越传统的社会,人们的行为、看法越容易受社会影响,越难摆脱它而自主决定。这就像余秋雨在《上海人》里说的,一个外地姑娘在穿什么衣服时难免要顾忌周围人的看法,或自我辩解“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是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换言之,在现代化最深入的大都市里,一个女孩子要穿成什么样,完全是她自己的事,也只有她自己能决定。

3

带节奏


在社会舆论的问题上,情况不必说更为复杂,但种种论调和管制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 确信人们的观念是深受舆论所左右的

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说法:“带节奏”,就体现了这种心态。这个说法指控别人故意煽动吃瓜群众,而 其基本假定,就是普通人容易受影响(所谓“跟风”),因而带动人们偏离“正确说法”,就是别有居心


在这一点上,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无数成语、典故都强调社会环境塑造人的强大力量,诸如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一傅众咻、居移气养移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战国时魏国大臣庞葱向魏王讲述“三人成虎”的故事,本意就是预见到了这种影响力,事先提醒魏王不要轻信,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幸预言成真。

既然如此,那么从儒家“秩序本位”的角度出发,“移风易俗”就被视为是确保社会安定的根本举措。所谓“社会风气”的说法,本身就表明 中国历来的政治治理有多么看重对社会环境的干预和塑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风气”对每个人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

公平地说,这样的治理思路并非没有道理,它被中国人信奉那么久,毕竟不是偶然的;但问题在于,这对个人的行为和意见表达施加了无形而强大的束缚,因为 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宽泛地裁定为“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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