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每次回乡，我都有一种矛盾的感受：在这里既有一种亲近田园带来的放松感，同时却又明显觉察到攀比的社会压力甚至比在城市里更大。
虽然俗话也说“财不外露”，但在现实中，这些年来村民们的
“发家致富”通常都会迅速转化为一种极富攻击性的视觉信号
。每家都很清楚邻居的女儿节假日发了什么节礼，而楼房、汽车、婚礼这些的排场则更是肉眼可见的社会声望，很多人直白或含蓄地向我妈探询，我工作这么多年也不买车，是不是在上海混得不够好？
这种对社会声望的竞争，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意的人哪怕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而即便是不在意的人，也都不得不经常为自己的做法辩解。
如果说现在的中国已逐渐迈入消费社会，那么“我消费故我在”的律令，在这里还呈现为不同的意味：
人们的消费，是如此紧密地和自己的权力地位联系在一起
，以至于他们似乎感到有义务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而花钱，甚至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超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范畴去花钱。
多年前，我一位同学曾感叹，无法理解自己父亲固执地想在乡下老家盖楼的强烈愿望。本来富裕起来之后盖楼也属寻常，但她爸想盖的却是在村里一片两层楼住宅中鹤立鸡群的四层楼，施工周期和费用自然也都翻倍。
她苦心规劝：你就我一个女儿，我又在外地读书，将来工作也多半在上海，绝无可能回乡多居住，你们老两口守着四层楼十二个房间，到底有什么必要？但不论她怎么说，老爹就只一句话：“不用说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愿，决不会改变。”
那栋楼后来勉强盖完，家里已经没钱装修，烂尾了几年，才稍稍装点下门面。从年轻一代的视角来看，实在无法理解父亲为何不量入为出，如果只盖两层楼，那剩下的钱装修，家里早可以住得很舒服——何况两层六间，对老两口也足够了。
但她父亲所着眼的却不是这一点，而是
一种要“争一口气”的心理，因为他毕生想做的就是要在村里证明自己的成功
——在这个意义上，那栋四层楼就像是他为自己建造的丰碑，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自尊心（看你怎么界定）的一个昂贵的玩具。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何那么多人想要“气派”，因为
这种权力美学在意的并不是“美”本身，而是一种身份消费，通过这些声望物品的符号象征向社会发出信号，渴望别人由此承认其社会性成功
。
这一点，两千年前的项羽已经直率地一语道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换言之，“富贵”正是要让人知道并承认，才有意义，也才能获得满足感。
不过矛盾的是，
如果说在传统时代，这样的社会声望引起的是认同与追随，那么在分化独立的时代，引发的则是竞争攀比、嫉恨与矛盾摩擦
，而这就谈不上是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声望”了。但对人们来说，用这种声望物品凸显自己，又是自我成就的必由之路。
所以，在以往的价值观里，
一个人要得到社会好评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有能力但不用”，好比武功高而不攻击人；二是“有资本但共享”
，将自己的财富、能力转而服务于大众，将物质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
不难看出，这其实是一种社团主义的倾向，
个人的自我实现最终还是取决于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不只是自我肯定
，而很多亲友似乎也都很自然地觉得你的成功不止是你个人的事，他们也有权沾光。
这与中国社会浓厚的“成功学”气氛相辅相成，因为
“富贵”和“气派”既然是外显的标志，那么“成功”自然也更多意指物质层面的成功，而不是指向内在的超越
。
毫无疑问，这些做法在乡村更粗鄙也更不加掩饰，但这并不是说城市里就没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微信朋友圈就是一个更接近乡村熟人社会的环境，因而朋友圈里的声望物品比拼也很激烈。
大体上，越是价值观传统的群体，这样的气氛越是浓厚。因而乡民常无法理解“低调”，赚了钱为什么不买车买衣服？这与其说是品性，不如说是因为社会性质的不同。
城市社区庞大复杂，展现自己小小的物质优越，有时很容易显得可笑；不仅如此，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观众”也许根本不会在意，因为他们既不了解你的底细，也不觉得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自我展现的目的、方式和对象都变了——简言之，在各方面都变得抽象了
。
我结婚时，妻子本来想选家里一张雕花木床作为婚床——那原本是我做木匠的爷爷给我父母结婚时打的，精工细作、古典繁丽、严丝合缝。但并不意外，这遭到了我妈的强烈反对，因为这老床“过时了”，“会被人笑话的”。
确实，有一点她是对的：家具也有潮流。在他们结婚的年代，还有闲心和手艺去精雕细琢这些大件家具，因而当时打家具结婚是全民现象级的；但在市场化之后，工业化的家具厂引入了新潮流，线条简洁的成品家具才是“时尚”。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些工业化设计即便不是更难看，也不见得在审美上一定超越原本的手工家具，但在乡下的声望却显然是高下立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