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丨邓京力、佟文宇：《在解构与重建之间——艾伦·蒙斯洛的史学理论与实践》

艾伦·蒙斯洛

在解构与重建之间

——艾伦·蒙斯洛的史学理论与实践

邓京力；佟文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1期】

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艾伦·蒙斯洛（Alun munslow，1947—2019）曾于1997年起，执掌西方史学理论界前沿性学术期刊《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 Rethinking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下文简称《反思历史杂志》）二十年之久。直至2018年他因病离任，不久去世。这位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起初求学于英国经验主义的史学氛围之中，以一篇研究美国移民问题的计量史学论文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世纪80—90年代之后，蒙斯洛在海登·怀特和凯斯·詹金斯等人思想的影响之下，逐步成为一名后现代史学理论家。1985年，他发表了以怀特思想为理论工具剖析特纳边疆理论的论文——《叙事、神话和特纳论题》，标志着其思想和理论转向的开始。1992年，他吸纳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从话语和文化的角度书写了一部全新的美国史《话语与文化：美国的创造，1870—1920》。本书以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六位伟人的传记形式，旨在讨论意识形态与美国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1997年，蒙斯洛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年，出版了其影响最大的著作《解构史学》，并成为《反思历史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从此开启了他实践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事业。

与其他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不同的是，蒙斯洛在继承和完善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同时，亦将其思考付诸实践，促成了后现代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的结合，而这也体现了后现代史学自身的嬗变与落地。但是目前看来，国内外史学界对蒙斯洛的关注相对有限，国内学界则主要限于对重构、建构与解构这三种史学类型的介绍。更由于不少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从语言的不透明性出发来解构现代史学，而忽视对其建构性探讨，甚至认为其有走向极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因而对9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及其历史书写存在一定误解，有待具体深入的研究加以辨析。鉴于当下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建设需要，本文尝试从蒙斯洛解构史学的发展脉络出发，对其运用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接触过去，藉此重建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实践基础的路径做一探析。

《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

尽管海登·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有力地推动了后现代思想在历史学界的传播，但直至1989年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编纂学》一文发表，后现代理论才成为历史学家热衷讨论的话题。此后，以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不再限于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开始转向反思史学专业化及后现代理论与具体历史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蒙斯洛在1997年发表的《解构史学》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系统总结。这本书的主体思路明显源自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其所谓“解构”（英文Deconstruction，法文Déconstruction）是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和《声音与现象》等书中提出的一种针对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试图重新评估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传统，以摆脱理性的束缚和二元对立的局面。该词源于尼采的“拆除”（Démolition）和海德格尔的“摧毁”（Destrukion），但其含义并非如字面上那么具有破坏性，反而有“重新阐释”的意味，更加接近于“分析”或“分拆”，意在使文本自身或结构内部的矛盾显现出来。尽管德里达没有过多地论述这一词语，但结合德里达著名的“文本之外无他物”的看法可知，这是一种“不参考外部原初现实来掌握文本意义”的策略，也暗示着一切结构都有其悖论之处，而这一悖论既不指涉外部现实，也无法依靠外部现实来察觉。如德里达自己所言，“解构活动并不从外部触动结构。只有寓于这些结构之内，它们才是可能的，有效的，才能够击中要害。”但史学界往往把解构等同于碎片化、相对 主义，或是一种反对客观性的语言决定论，忽视其建构性和其它多重面向，也不考虑后现代主义者运用解构的目的和限度。这导致“解构”一词并未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在史学界，因而对它的解读和应用也常常出现偏差。可以说，蒙斯洛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实践了“解构”策略，一方面他把传统史学范式作为解构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把历史文本作为解构的对象。在《解构史学》中，蒙斯洛依据历史学家的认识论选择及其认知决策所产生的形式，区分了三种史学类型（History Genres），分别为重构论（Reconstructionism）、建构论（Constructionism）和解构论（Deconstrutionism），以期从最基本层面重新评估历史学的形态。具体而言，这三种史学类型主要根据对历史学本质的四个方面问题的立场来划分，分属于认识论（Epistemology）、证据（Evidence）、历史理论（Theories of History）和叙事（Narritive）。下面我们依此来厘清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本质区别与相互关联。

海登·怀特

所谓重构论，是指“维持着经验主义和历史意义的基本信念，认为只有证据才能构建历史解释，而历史意义最终源于其所构建的叙事的感知经验”。而建构论作为另外一种经验主义范式，则是“借用社会理论——即援引历史解释的一般规律，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孔德和韦伯的影响下从 经验主义主流中产生的”。前者主要是指十九世纪以来一直坚守兰克“如实直书”格言的历史学家，在那时他们是西方现代历史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西方乃至非西方的历史专业化进程。后者主要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法国兴起的新史学运动，由于各种新兴学派的出现而逐渐丰富其内涵，并在二战后获得巨大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到二十世纪后期，重构论和建构论作为主流历史学家所依托的史学范式，在蒙斯洛看来已经形成了六个经验主义的基础性共识，由此蒙斯洛将重构论和建构论集合在一起论述，以便提出他的解构论主张。

蒙斯洛开宗明义地说，“建构论不过是重构论的实证主义模型的衍生品”，两者都以再现过去本真为信仰。实际上，并没有纯粹的重构论，在二十世纪的卡尔·贝克尔和查尔斯·比尔德等相对主义者的影响下，那种绝对的客观主义的幻想被打破，使得重构论者和建构论者所使用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相互交融。同时，在当代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下二者逐渐合流，使得其间的差别并不明显，更何况它们都植根于现代性之中。

在认识论方面，重构论和建构论都依据经验主义原则，一般来说就是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即美国历史哲学家大卫·卡尔（David Carr）和法国历史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描述的“存在一个基本的连续性和共同的形式在现实和叙述之间”。换言之，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且应当是对过去的再现。然而，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者的质疑下，尤其是世界性大战的毁灭性创伤，历史学家们逐渐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打击下走上建构论的道路。建构论者承认再现过去的困难程度，承认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历史距离，但他们仍然坚守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只不过建构论者主张发挥主体解释的能动性，并寻求社会理论的帮助，认为提问和前提假设是客观性的帮手，而非死敌，寻求突破剪刀加糨糊式的历史，而形成一种新型历史构图。但在根本上，启蒙以来的元叙述仍然笼罩着建构主义历史学家的头脑。

在证据或方法论方面，重构论者和建构论者面对证据时分别使用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要求专业历史学家必须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运用其主体性，仅仅回溯文献和过去的语境，由此历史学才与文学艺术相区别。但随着对传统重构论局限性的批判，一种温和的实在论，即建构论出现了，从而演绎法发展起来。如大卫·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学家的先入之见常常使历史解释成为可能”。建构论者虽然将事实和解释区分开来，事实不再是历史学家的全部，但解释仍然需要与事实相符，没有事实就没有解释。

在历史理论方面，重构论者以历史的视角回归“事件史”（Event History）及事件本身的背景，不存在某种特别的解释历史的宏观理论，如果有那也仅是启蒙以来的元叙述。但这是历史学家天然认同的，而非主要研究的对象。此时历史学家的精力集中在历史事件的特性，而非某种普遍性。然而，当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如此化约性的宏观历史理论之时，他们开始运用性别、种族、阶级或其他范畴来阐述历史的宏大进程，由此形成了一种“广义的结构化历史写作的结构主义传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法国年鉴学派，包括以经济、文化、心态等各种社会理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历史学家，开启了一个以明确命题的社会理论来书写历史的时代。历史学的这种从事件本身到结构性规律的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事件史的核心地位，也没有真正摆脱对元叙述的潜在认同。

在历史叙事方面，重构论者和建构论者拥有不同的态度。重构论者将叙事作为其重构历史的媒介，依照时间顺序，叙述发生和接下来发生的事，如莱蒙（M. C. Lemon）所说“它的解释力来自于其内在的能力或力量，去追踪或跟随个体对语境的有意反应。历史叙事的功能在于发现过去人们的意向性，并通过叙事对其进行复制，使故事具有可溯性和可理解性”，从而再现过去的真实情况。但建构论者却认为，叙事是非科学、非解释性的，叙事仅仅是将历史分析传递给读者的一种形式，虽然叙事可能带有或包含解释，但它们本身并不是解释。如迈克尔·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所言，叙事只是一种报告而非认识。因而，建构论者开始追求一种具有分析性的“结构历史”，以求处理事件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总之，因为叙事无法应用于普遍规律的阐述中，并且为了和那些小说家相区别，主流的历史学家虽然不否认叙事所具有的价值，但往往选择转身投入分析的潮流之中。

解构论集中体现了蒙斯洛在历史文本分析上对解构策略的运用，他认为“解构论意识不仅将历史定义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书面叙述（历史学家的文本产物），而且更彻底地提出，作为讲故事形式的叙述也可以为过去本身提供文本模型”。蒙斯洛指出，先前史学范式与解构论的区别在于“历史知识和历史解释主要是被置于语境中的证据的功能，还是美学和叙事话语的结构，而解构论所表达的信念则是我们只能通过文本表现的形式来了解过去”。下面我们继续按照认识论、证据、历史理论、叙事四个方面来探析解构论的特征。

在认识论上，解构论拒绝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合法性，认为符合论不过是历史学家的想象。不同于建构论者的主观性，解构论将主体从客观性信仰下释放出来，使主体本身成为意义建构的核心力量，不再需要实在这一中转站，甚至有意使历史表现为过去本身提供意义。而所谓真实、实在，如罗兰·巴特所说，可能只是关于真实的比喻，“在‘客观历史’中‘真实’从来都只是一个未阐明的所指，隐藏在表面上无所不能的指称后面，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的实在性效果（Reality Effect）的特征”。也就是说，客观性是某种想象投射，对过去的认知可能仅表现为一种审美体验。因此，从认识论而言，历史最好被视为一种文学形式，“其通过美学或叙事结构产生的知识和其他标准一样多”。这种将历史和文学不加区分的看法理所当然地被传统史家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历史学作为一门合法学科的消亡。然而，对历史的解构也并非等同于史学的终结，因为蒙斯洛还提出了相应的美学方法论原则。

在证据方面，基于审美原则，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所依靠的证据的有效性首先受到质疑，解构论者认为那些所谓的证据并非是过去的现实，更多的表现为一系列前人所作的记录和解释，这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真实性的保证。而且，这些证据、资料和作品，不可避免地被读者不断地解释，而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意图及其实践也就不再处于核心地位，那么，叙事解释就不再像莱蒙所认为的那样对语境之中历史主体的理解。由此，解构史学所需要的则不过是隐喻，“即一种通过回溯性赋予意义的方式把两个或更多事件联系起来的诠释类型”。如怀特所说，“历史学家，就像艺术家一样，试图通过选择隐喻来解决问题，他用隐喻来安排他的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意味着史料、证词与历史学家的想象和预设，都通过综合的方法成为历史文本的一部分，在话语的深层结构下，历史学可以超越证据排列和史料批判，直接触及历史真理。

在历史理论层面，建构论者所使用的各种社会理论模型，虽然在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变得如亨佩尔所说“仅仅是普遍假设，根本不能看成普遍规律”，从而褪去了绝对性、唯一性和普适性，“但他们今天仍然拒绝承认历史可能存在比实证主义者所承认的更多的虚构”，因为他们所放弃的不过是理论预设本身的客观性，而非客观再现过去实在的可能性。而解构论者在宏大叙事上放弃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模型对历史解释的权威地位和对不可预测的未来预言的诉求，追求多元解释的并存，认为历史解释不应过度承载过去和未来的重负，否则可能沦为权力与意识形态的附庸，而失去其自身的学术品格与学科本位。

在叙事层面，解构论首先源于对分析的反叛和对叙事的回归，认为分析实质上也是一种叙事，只不过其对象不再是事件或人物，而是某种社会理论的拟人化。比如，阿兰·梅吉尔认为，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是一部叙事史著作”。当然这种叙事不同于重构论所推崇的再现，而是一种叙事表现或者叙事提案（Narrative Proposals），“是历史学家各自解读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蒙斯洛重新定义了所谓“好的历史”，即由具有自我反思性、承认其局限性的史家书写，特别意识到历史书写是由远比经验主义者通常承认的更加不稳定和随机的叙述构成。因而，写作历史不限于验证真伪，而是要进一步思考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亦即历史表现问题；急需反思内容与我们赋予历史的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建构了内容。

显然，解构论思想与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有相互抵牾之处，但蒙斯洛恰恰是想通过解构传统史学对过去与现在、内容与形式、客体与主体、客观与主观之间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状况，向经验主义史学发出挑战。在这一点上，蒙斯洛继承了批判的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其著作《历史哲学导论》中对两种不同的关于历史定义的区分，也继承了相对主义者卡尔·贝克尔对启蒙普遍性叙事的批判，认为历史事实无法摆脱主观性的看法。但对于某些“务实的实在论者”（Practical Realists）而言，虽然客观性的使命自身可能无法完成，但只要遵守学科准则，不断磨练技艺，至少人类会越来越接近过去的真相。这种观点认为，虽然语言文字无法和客观历史全然一致，但也并非如相对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完全无关，历史学最终还是应当服务于求真的目的。林·亨特所说的“暂时的真相”也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观点。但显然，蒙斯洛并未止步于此，他不仅试图超越相对主义者对历史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试图以一种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接触过去。

尽管蒙斯洛从解构论的立场，系统批判了经验主义认识论对过去实在的信念与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获得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也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过去的探寻。他试图以一种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弥合过去与现在之间不可避免的断裂，并藉此重塑一种新的史学实践的可能性。为此，他一方面不断深入历史意识的内部，对“历史是什么？”的问题重新反思；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史学实践，在海登·怀特《元史学》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学图式。

一般而言，关于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认识论范式主要有四种，即符合论、关联论（the Correlation Theory）、融贯论（the Coherence Theory）、共识论（the Consensus Theory）。在蒙斯洛看来，尽管后三种认识论已经不再支撑过去与现在的对应关系，含有不同程度的相对主义色彩，但仍旧保持了对现代主义的重新表述，在本质上不构成对认识论本身的质疑。因此，他提出一种多元怀疑论（Multiple Scepticisms），用以支持解构论对历史学本质的反思。

多元怀疑论并不等同于彻底的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它并不否认外部世界本身（过去）的存在，也对人类的认识能力与言说的意义保持肯定的态度。实际上，彻底的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论调意味着放弃历史学家的基本伦理责任，甚至导致为大屠杀和集中营辩护。而蒙斯洛显然认为，我们言说是有必要的，仍旧要指涉过去，尽管需要保持怀疑。多元怀疑论包含四种不同模式，分别是经验怀疑论（Empirical Scepticism）、 认知怀疑论（Epistemic Scepticism）、本体论怀疑论（Ontoligical Scepticism）和语义学怀疑论（Semantic Scepticism）。经验怀疑论质疑的是事实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它不仅是对现有的证据能否保证推论的有效性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对形式论证解释本身有效性的质疑。故即使面对更加可信的推论和证据，经验怀疑论也会终止判断（Suspend Judgement），而不是像相对主义或经验主义者的怀疑论一样，会相信其中的一种事实比另外一种更可信。认知怀疑论则怀疑现实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对过去有一个可知结构的拒绝，即在承认过去存在的基础上，仅承认过去是崇高的实体。本体论怀疑论是对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质疑，即否认过去如历史一般在场，认为过去是缺席的，两者属于不相同的本体论空间。语义学怀疑论则是对“词”和“世界”之间意义创造存在特定联系的怀疑。在蒙斯洛看来，这些怀疑论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进行自我批判，不仅尊重经验世界的既定特征，而且致力于捕捉语言中事物的本体论本质。其中本体论怀疑论代表着蒙斯洛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看法，即对历史时间的看法，是多元怀疑论的出发点，也是蒙斯洛建构其史学理论的出发点，这大致可以概括为：

所谓“永恒的当下”，是从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实时”（RealTime）概念演化而来。与我们可感知的、不断流逝的、瞬间的现在不同,这种当下时间是非实在性的、主观建构的，却是关乎人之本质的生命时间（Lived Time），同时也意味着对时间的空间化隐喻（Spatial Metaphorisation），是蒙斯洛用以弥合过去与现在之间断裂的媒介。如同安克斯密特对崇高的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和其他的历史经验的区分，在“永恒的当下”主体处于一种准本体的裸体状态（Quasi-noumenal Nakedness），是体验的一部分，而非像在实际的现在之中那样是经验的主体。我们可以把这种对时间的理解方式称之为“当下主义”（Presentism）。不过可以看出，蒙斯洛所说的“当下主义”与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si Hartog）等人所提出的当下主义是不同的。首先，不同于阿赫托戈所谓当下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体制，与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事件强相关，是对未来主义历史性体制的终结，并在此之后主导了人类的历史意识，蒙斯洛的“当下主义”则是人类生活或历史学家“做历史”的不可避免的本质，认为任何时代的历史意识本质上都是当下主义的。如安克斯密特所说，这意味着“世界上最真实的体验......可以揭示自我的最真实状况”。其次，蒙斯洛所说的“当下主义”也并非忽视过去和未来。林·亨特认为当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遥远的过去；佐尔坦·西蒙（Zoltán Boldizsár Simon）也认为“永恒的当下”将自身延伸至过去和未来，最终与弗拉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样，导致人类事务将不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从而失去历史。但在蒙斯洛看来，永恒并不指当下对过去和未来的入侵，而是指相对于瞬间的、被未来不断解构和延异的现在，当下是过去和未来不断运动的场所。故其“当下主义”在正视历史时间的断裂中忽略历时性的时间，而着眼于时间的共时性，将过去和未来以记忆和期望而非证据和理论的形式重新整合在一起。

如上所述，在蒙斯洛多元怀疑论和“当下主义”的立场上，所谓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并非永远缺席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无法产生任何有效的根本联系。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可以相遇的过去其实是人们认识过去实在的方式，即我们的认识论或认知（Knowing），而现在则包含我们自身当下的存在和我们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我们的主观“存在”（Being）或本体论，而后者的历史实践即“做历史”，则可以称之为我们的言说（Telling）。由此，认识、存在和言说三者的关系才是理解历史及其实践本质的关键。在蒙斯洛看来，正是本体论存在将认识转化为言说，历史的意义才得以产生。

其中我们认识和存在的接触之地即“永恒的当下”，它们的产物，亦即言说的对象则被蒙斯洛称为“作为历史的过去”（the Pastas History）。其本质并非过去本身，而是历史，是过去在当下的重新建构。在蒙斯洛看来，“作为历史的过去”是历史实践的真正对象，表现为一种多元决定论的复杂结构。这一结构借助阿尔都塞的阐释，可以理解为对矛盾存在条件的复杂情境的反思性把握，其中所谓情境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是多种条件的综合体，可以理解为历史中的所有要素，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数据、概念、意识形态和语言等，在“永恒的当下”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元素比其他元素具有优先级。蒙斯洛的这种反本质主义多元决定论超越了因果关系主导的线性历史解释，也超越了二元论的结构主义的历史解释。

但另一方面，多元决定论揭示了简单过程只有在复杂的深层结构中才能被认识，但并不意味着外在的主体言说完全被抛弃，而应该将之视为多元决定论的集中表现。对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永恒的当下”所保留的部分相当有限，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丰富推测，最终还是难免在文本中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呈现。历史学家将哪些史料写入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主体意识决定的，这揭示了过去和现在并不像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明确的关系，而是依靠历史学家的情节化选择来确定其关系。经由这一从认识到言说、从思考到写作的叙事表现过程，历史的意义才得以产生。蒙斯洛试图在此基础上重建历史学。

安克斯密特

在上述叙事表现过程中，“作为历史的过去”于蒙斯洛看来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兼具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特征，但其所蕴含的反本质主义精神使其比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抑或相对主义更加复杂。一方面，这是对话语层面的结构性阐释；另一方面，也是对历史学家叙事能力的强调。在历史学的实践进程中，主体和客体在话语层面不断重塑，从而其本质也随之不断变化。“作为历史的过去”以一种表现而非再现，是为某种目的而对被表现之物的替代。“存在于其中的被表现与其表现之间的空间正是由史学填补的。被表现与其表现之间的认识论差距是历史的场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历史的过去’ 的场地。它是其比喻过程、情节化、论证、理论和道德意义的场所”。其间分别形成了比喻化过去（Figuring the Past）、情节化过去（Emplotting the Past）、论证过去（Arguing with the Past）和价值判断过去（Valuing the Past）四种解释范式，这分别对应于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的比喻理论、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

其中比喻理论是元史学的基础，提供了客体最初被掌握或理解并被解释的形状或形式，也是对前述“作为历史的过去” 的结构性揭示。其中转喻（Metonymy）、 提喻（Synecdoche）和隐喻（Metaphor）这三种基础的转义形式都通过对应、关联或相似性来用一件事指涉另一件事，故它们是建构论和重构论的核心，暗示着真理的符合论和认识论再现主义。而第四种比喻，也即反讽（Irony）则是我们现在后现代时代的主要比喻，因为它允许我们对符合论和文化知识生产条件下无法解释的悖论保持怀疑。这种怀疑促成了我们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逆喻性的理解，从而发现它内在的悖论本质。如蒙斯洛以詹金斯所论述的“真实的阐释”（Truthful Interpretation）为例，由于阐释的是“作为历史的过去”，不是过去本身，故必然包含想象，所以“ 真实的阐释” 实际是不可能的。

为此，蒙斯洛也提出了四种历史反讽模式，以促发后现代状态下对常识的怀疑，分别为证明反讽（Irony of Justification）、历史作者身份反讽（Irony of Historical Authorship）、结构反讽（Structural Irony）和语言反讽（Linguistic Irony）。证明反讽代表对论证的可信性质疑，历史作者身份反讽蕴涵作者的叙事选择对过去可知性的质疑，语言反讽则暗示历史学家和过去之间没有共同的词汇，这三者分别对应于经验怀疑论、认知怀疑论和语义学怀疑论。结构反讽则呈现了过去的外部世界中的偶然事件转变为作为叙事结构的过程性不协调。这些反讽内在化为作者—历史学家（Author-Historian）身份的悖论，一方面是作者创造的本能，一方面是对过去的重负。这在蒙斯洛看来是主体存在本质的规定性原则，也是作者-历史学家的基本伦理和本体论预设。这意味着历史学家需要将自己的历史故事视为意识形态的最终呈现，而其故事中人物的声音根本上是作者的声音，是作者的叙事选择。由此，作者-历史学家在这里发挥着两个功能，一是成为“作为历史的过去”叙事的本体论媒介，二是揭示作者对情节化、论证和价值判断的主导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作为历史的过去”必须由历史学家本体论成为媒介才能成立；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情节化、论证和价值判断归根结底是一种作者意义上的决定。

情节化是指在语言上把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流（Flow of Events）或编年史变成一个故事，并对原因和影响有指定的解释。在这方面，蒙斯洛同意怀特的看法，认为情节化是历史学家强加的，过去本身是复杂且混沌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但保罗·利科和大卫·卡尔认为情节化同时也是事件真实本质的反应，“结构本就存在于事件自身”。利科假定叙述的行为模仿了历史主体的有意行为或社会、文化、经济变迁中的“待发现”结构，认为过去的人们总是用情节来把他们的生活建构成叙事。这意味着过去的痕迹是提供意义的关键，因为需要通过它发现过去的情节化结构。虽然利科和卡尔同为叙事主义者，但蒙斯洛将他们的看法视为最复杂的建构论，是符合论和模仿理论（mimésis）的结合，仍然没有完全超越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束缚。

关于论证过去，蒙斯洛认为未来历史实践的基本模式应分为两个部分，作为上层结构的历史叙事的本体论和作为下层基础的方法与技术上的认识论主张。尽管比喻化和情节化部分，也就是上层结构更关乎“做历史”的本质，但这并不代表论证完全被蒙斯洛抛弃。虽然论证不应该限制情节化的进程，不决定历史的形式及对它的诠释和意义，但论证可以检验情节化的解释水平，进而回答历史编纂是如何运作的。如果追问证据证明过程到底价值何在，那么就是作为叙事历史书写的刹车，为历史学家的伦理选择做出最为基本的限制。

如同每一个历史叙事都是一个价值判断活动，每一个历史叙事都有一个价值判断维度，这在怀特那里称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蕴涵在怀特那里指的是“史学家假设的某种特殊立场……反映了这种假设中的伦理因素，使我们在当前社会维度内采取一种立场并遵照执行”。当然怀特并没有分析情节化、形式论证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哪一个对文本具有更大的决定性，只是引入比喻理论作为历史话语的深层结构，将上述三种解释模式综合起来，并承认文本的复杂话语和文学属性。

一般来讲，通过伦理、美学和认识维度的共同作用，历史学家对历史做出价值判断，但蒙斯洛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首先做出伦理选择，并且在这一选择中进行美学和认知的工作，这反映了蒙斯洛和怀特之间的差异。在研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理论的文章中，蒙斯洛首先用特纳的美国边疆史学来证明怀特的比喻理论，拓荒者拥有自由土地是美国化的一种转义，而使用转喻、提喻、隐喻和反讽时，都可以产生不同的历史意义，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不同的政治权力采用。特纳选择将之作为一种转喻，强调了美国本质上的民族化特征，并将边疆定义为一块自由土地的存在，拓荒的历史是追寻自由的历史，也是美国民族形成的历史，从而将之融入对美国的塑造中。而特纳的这一历史解释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家社会的形成相适应，并源自特纳自身对后工业社会的危机感和美国早期传统的留恋，也就是其作为一名作者的意识形态或伦理取向，而“怀特将此置于其结构主义模式的尾部，无疑是其理论的缺陷”。故在这一层面上，蒙斯洛相信意识形态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作者的主体性，历史无外乎是一种作者创造（Authorial Creation）。对此，安克斯密特也有同感。他认为审美和伦理维度的叙事话语要优先于认知与规范性话语，并赞美主体性，认为“历史学家在叙事时不应将道德和政治信念放在一边，真正的历史著述都要采纳特定的伦理和政治原则”。安氏这一观点源自他对怀特仅仅关注文学理论而忽视了语言学理论的批判，他认为正是由于语言的非透明性，导致历史文本和作者最初脑海中历史的差异，怀特因而“不像认识论或一般语言哲学家那样真地把语言／实在的鸿沟当成问题”。因此，怀特是从历史文本层面提示了元史学比喻理论，忽视了其中复杂的实践过程，也忽视了作者的主体性作用。

不同于其他专注理论建构的史学理论家，蒙斯洛有志于将他的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历史书写领域，《反思历史杂志》便是他实践性成果的集中体现。在詹金斯和劳特里奇出版社的编辑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Callum）的支持下，蒙斯洛于1997年创办了这一杂志，并在此后二十年间主导了杂志的发展。应该说，蒙斯洛将其全部的心力都倾注于这场反思历史的实践之中，几乎每一年都为杂志撰写多篇社论。该杂志为其解构史学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条件，也逐步成长为西方史学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创新性力量。

《反思历史杂志》创办的初衷是为了宣传蒙斯洛所倡导的创造性历史书写，并为那些从事历史书写实验的年轻学者提供发表的平台。所谓的创造性历史书写，或称实验史学（Experimental History），是一种非传统的历史实践范式，最初也是由蒙斯洛在《反思历史杂志》上首先提出的。他受到《观察者评论》（The Observer Review）上有关实验文学的启发，发表了“实验历史书写” （Experimental Historing）的文章，以此质疑正统史学（Proper History）及其认识论立场。2004年，在蒙斯洛主编出版的《反思历史的实验》一书中，提出实验史学有如下三个关键要素。其一是“自我”，他认为实验史学“最大的越界行为是将自我注入过去之中”。如同蒙斯洛对作者—历史学家概念的阐释，这一双重身份意味着以作者的身份（Authorship）重新接触并创作过去（Authoring the Past）的历史学家与过去本身形成的不可调和的悖论。其二是叙事行为，他认为对过去的思考只能在书写它时被理解，如同舞者编排他们的表演，历史学家编纂他们的历史。蒙斯洛在将实验历史作品视为艺术品的同时，不单凭静态的数据、档案和文本，而从历史学家的叙事实践出发整体地、动态地理解历史。其三是历史表现。蒙斯洛将实验史学定义为关于过去的 “历史学家的表演” （Historians’ Performance），即历史学家建构或编排其叙述，并使读者对此做出回应的方式。从中我们看出，蒙斯洛与怀特一样，非常重视历史作品的形式更甚于内容，希望拓展历史书写的边界，而且在坚持作者对作品主导的同时，期待历史学家选取有助于与读者互动的表现形式。

上述思想在《反思历史杂志》上得到清晰体现和具体实践。作为一个明确以实验性历史作品为取向，并“第一个公开呼吁和推广超越19世纪叙事边界且具有当代感的历史书写的学术出版物”，学者们在最初的创刊会议上讨论了各类非传统形式的历史书写，诸如历史叙事的实验和史家自传书写的重要性。正如杂志本身的刊名所标明的，“反思历史”的主旨即在于对我们所知的历史的反思、对历史学本质的反思、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反思。这也是蒙斯洛一直以来所致力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除此之外，此标题也暗含有对历史学家的自我反思的诉求，试图通过超越传统认识论，对史家自身进行系统的内省。在蒙斯洛最初为杂志所写的两篇社论中，再次强调了其《解构史学》的理论观点。在稿件选取和栏目安排上也突出了其理论的实践特色。诸如杂志不限制文章的字数、研究时代、地区和专业方向，鼓励作者使用更贴近读者的用语；专门设置“争鸣”（Controversy／Controversies）、“注解和批评”（Notes and Commonts）、“邀请历史学家”（Invitation to Historians）、 “概念”（Concepts）、“重新评价”（Re-Appraisals）、“重新评论”（Re-Reviews／Reconsiderrations）等栏目，以促进学界的互动交流和对理论议题的反思。

在执掌《反思历史杂志》的二十年中，蒙斯洛将其推动的实验史学的成果结集为两部文集。第一部是前文提到的《反思历史的实验》，该书收录了从1997到 2003年间发表在《反思历史杂志》上十四篇历史书写的实验性文章。其内容分为自我反思（Self-reflexive）、新声音（New voices）和微缩模型（Miniatures）三个部分。这些文章通过历史学家的自我反思和多种写作技巧，如诗歌、散文、列表、想象性对话、原始引用以及时间的扭曲等不同形式，用以解构现代西方专业史学实践。进而，对创造性历史书写形式进行探索，激发那些无法用传统历史编纂学方法表达的新见解、情感和理解。属于自我反思部分的四篇文章主要是由几位历史学家对其实验性历史书写的反思与评论构成，核心是探讨历史是如何和为何被以这种方式构建出来的。新声音部分的六篇文章主要是对历史书写形式、方法和模式上所使用的多种不同技巧的探讨，目的在于超越传统史家的历史表现力。微缩模型部分收录的四篇文章一般采用极简的文字表达，试图揭示某种历史现象，形式类似于“游吟诗人的习作”。其中，自我反思是这场反思历史实验的核心，“它是对历史主体和历史学家所共同扮演的主导性和想象性角色的一种自觉理解”，蒙斯洛意在借此推动其解构史学理论转化为反思历史的实践性发展。

第二部文集是2013年出版的《创作过去：书写和反思历史》。在蒙斯洛的主持下，《反思历史杂志》从1998 年第一期开始就邀请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为其因何如此解释与书写历史而撰写 自传性文章。蒙斯洛将1998到2011年间该刊在“邀请历史学家”栏目发表的十五篇自传结集成此书。这部文集延续了前文自我反思的主题，以个体的形式从总体上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于自我与其历史书写之间关联性的认识；将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的主体性，以及史家自传作为一种历史书写形式的重要性比较集中地表现出来。由于蒙斯洛所邀请史家身份的多元性，且并未为他们的写作设立任何共同方向和程序性结构，使得该书在内容、观点、写法上各异。从根本上而言，主编者“不认为有可能从这些并不相同的文本中建立任何兼具集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历史理解，所以本书只是由十五位历史学家的思想组成，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了蒙斯洛提出的邀请”。这就为诸位史家展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提供了条件，也最大限度地将自我反思的价值体现出来。这也恰恰是蒙斯洛所主张的通过史家自我反思式的研究，重新回到历史之中，在过去、现在与历史的不断交融中，将其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再次联结起来。

阿兰·梅吉尔

蒙斯洛的解构史学理论挑战了传统史学的认识论原则，得到某些学者的认同，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方学界对历史学的元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深入讨论。

首先，某些学者较为直接地反对后现代史学，进而质疑蒙斯洛解构论的有效性。如前英国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主任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莱恩（Patrick Karl O’Brien）发表在其机构官网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历史学家协会的成员们并不相信关于基本事实和普遍真理的全部主张……也试着在历史书写中恢复诗歌和有说服力的修辞；培养超然和讽刺的理想。”体育史家约翰·休森（John Hughson）也不同意穆斯洛在《解构史学》中重构、建构和解构的划分，认为区分历史学家的派别与执著于定义什么是现代和后现代毫无意义，而且还会导致年轻学者盲目追求学术潮流而忽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最终致使思想的隔离。

对于这类观点蒙斯洛回应称，他至少从来没有打算把传统史学描绘成一种“自发的、客观的、准确再现的、严守准则的”史学，而“大多数历史学家，无论他们是否是客观主义者，怀疑精神普遍都多过盲目崇信”。可以看出，蒙斯洛承认《解构史学》中所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式的史学类型，是对社会实践现实的高度抽象，而并非认为所有的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就只有重构、建构和解构这三种工作模式，这种区分只是为进一步的讨论扩展出有效的空间。但他也表示，通常的怀疑主义和对修辞的追求并不能说明其已经摆脱了传统史学的立场，如爱德华·卡尔虽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位怀疑论者，但在其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下，“卡尔最终仅仅将英国史学推向了一种以新的确定性认识论为轴心的平衡”。

其次，争论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有些学者在批判性审视蒙斯洛观点的基础之上，在与自身理论体系的对话中探究解构论的限度和价值。比如，巴基斯坦学者佐勒菲卡尔·阿里（Zulfiqar Ali）以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为例，指出其所代表的建构论与以怀特和蒙斯洛为代表的解构论，都是将先验的历史知识转化为经验知识的范例，与其他将经验转化为先验的知识论范式一样，都是基于现代历史知识的先验预设而完成的，并未超脱历史知识的现代话语。而福柯摆脱了西方现代性对历史的先验预设，通过对历史知识本身的考察，在过去和历史学家之间构建起重新联系过去的关于概念生成实践的考古学方法，这更值得研究。

尤金·泽勒纳克（Eugen Zelenak）基于蒙斯洛的解构论提出一种直接实在论（Direct Realism）和强制阐释主义（Impositionalism）的二分法来代替蒙斯洛的三分法。此范式的主旨是将蒙斯洛所说的建构论一分为二，将其所借鉴的社会理论本身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的建构论归入直接实在论，而将秉持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建构论与解构论合并为强制阐释主义。泽勒纳克提出此种范式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蒙斯洛的三分法是对解构论的过度强调，可能导致某些强调多元建构论观点的价值被忽视。

伊斯坦·斯齐亚尔托（István M. Szijáró）则反对蒙斯洛提出的“做历史”（DoingHistory）是一种作者行为的观点。斯齐亚尔托认为，不论是历史还是小说，其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事实和虚构的要素，以致通常对两者的区分并不奏效，导致确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说，过去及其痕迹无法真正进入历史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作品完全由作者主导，反而是由史料和作者共同创作（Co-authorship）完成的。因为历史学家可能会在自己叙述事实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观点。在史料本身进入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历史学家有义务也必须接受那些可靠史料对自身观点的改变。斯齐亚尔托以西蒙·沙玛的《公民：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为例，证明历史学家会在对史料的不断梳理中改变原有的观点。在书中，沙玛起初不赞同起义中革命者对爱国市民的迫害，但在更多的证据浮现出来之后，他却转向同情起义者，因为共和党的报复更加残忍和恐怖。因此，好的历史作品是史料和作者共同创作完成，而不同于文学仅仅由作者完成。

更富有理论探索性的研究出现在贝汉·麦卡拉（C. Behan McCullagh）的《基本历史描述的真实性》一文中。他首先指出，蒙斯洛在《历史学的未来》一书中通过对多元怀疑论的探讨，拒斥在句子层面的历史描述的真实性。接着，麦卡拉通过找出索绪尔和奎因在词与物关系问题上的论证漏洞，借用苏珊·哈克（Susan Hack）的基础融贯论（Foundational and Coherentist Theories of Truth），来表明蒙斯洛忽视了使句子为真的真值条件，而且历史学家从来不是像蒙斯洛所说的那样做历史。

最终，麦卡拉细数诸种真理论，提出自己的关联性或批判性真理论（Correlation or Critical Thoery of Truth）。他认为在场的某个人的感知意味着存在真相，而我们对其所作出的描述也就暗示着对真相的追寻；虽然这一描述并不必定为真，但必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知觉经验，这也就意味着有必要通过达成使描述为真的真值条件来获得这一真相。

最后，有学者针对解构论对当前历史学的影响进行了学术史总结。亚历山大·迈克菲（Alexander Lyon Macfie）梳理了以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刘易斯·纳米尔（Lewis B. Namier）、普勒姆（J. H. Plumb）、爱德华·卡尔、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等为代表的20世纪英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史，讨论了亚瑟·马维克、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蒙斯洛、麦卡拉等当代史学理论家对于捍卫历史学价值所做出的不同理路的思考。进而他指出，麦卡拉继承了英国思想家奥克肖特基于对历史经验的考察，并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符合论观点，将历史学视为一种合理推论、建构并融贯于当下的产物，这完全可以回应以詹金斯和蒙斯洛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的质疑。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似乎也代表了英国史学界较为主流的看法。

尽管蒙斯洛的解构史学理论引发了不少争议，但也同时成为当前史学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倾向。上述这些观点之间的碰撞呈现出一种新的学术特征，即如赫尔曼·保罗（Herman Pual）所说“松散的、研究不同的‘有关历史学问题’的学者网络”。从中我们窥见，西方史学界在怀特之后或许不仅存在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和艺术之争，而是呈现出不断反思和多元方向的史学发展态势。这意味着包括蒙斯洛在内的多种史学理论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揭示了一部分真理，但又难以做到兼容并蓄、恰到好处地完美平衡所有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斯洛的史学理论至少经历了从解构论到重建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他所实践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其学术旨趣并非指向取消历史或史学的合法性，而是要在西方社会总体进入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对现代专业化史学的本质及其学科原则进行重新反思。这也是其执掌《反思历史杂志》二十年的主要宗旨。

在蒙斯洛看来，尽管历史与虚构难以完全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和文学没有学科边界。他所设想的恰恰是要从不同学科的本质差异出发，对历史学的话语实践与学科本位进行新一轮的重新建构。当下的学术研究应以主题而非学科作为核心导向，各个学科之间在同一主题之下可以发挥出不同属性的功能价值。而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相异之处就在于，其仍旧要实现在“永恒的当下”不断与过去的重新接触，并以此重建历史化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这也无怪乎伊丽莎白·厄尔玛斯（Elizabeth Deeds Ermarth）认为，相比较于怀特对跨学科的理解，蒙斯洛对作者—历史学家身份的理解反而是一种对历史学科本位的强调。因为其间隐含着主体对其身份的社会功能的实现，这也促使未来史学的发展更加复杂多元化。历史学作为创造与获得历史意义的学科，将日益成为一门因价值而有所分野的学问。而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日新月异，历史学也将不断延展其学科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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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