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为2016年度航天功勋奖获得者颁奖
今年年初，在2017年度工作会议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2016年度航天功勋奖”授予一院祝学军，五院何宇，八院徐洪青、罗志军，九院谢天怀5人，每人奖励100万元。
拿到集团公司的年度最高个人荣誉，这5个人有何过人之处？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什么样的“航天功勋”呢？
祝学军：型号工作不能总跟别人身后跑
祝学军（右）
祝学军，1962年12月生，中共党员，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型号系列总设计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防工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带领团队不断攻克新技术，研发了我国多个新型装备，拓展了我国的装备技术和装备领域，推动了我国装备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我们做的工作不是为了个人得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既然是国家的事，那就一定要办成。”
——一院型号系列总设计师 祝学军
“干型号工作，不能总跟在别人身后跑。”这是祝学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1999年，37岁的她从前辈手中接过型号总设计师的重任。自此，注重创新的她带领研制团队一路快跑，以技术发展和用户需求为牵引，不断在原有型号中增加新技术，注入新能量，搭建新平台，开拓新的技术领域。
“自力更生”地“挖掘任务”，这是该型号研制团队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坚持的事情。据与祝学军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管总介绍，祝学军的思维和眼光总是很超前。
祝学军是典型的“技术大拿”，不单“以技术服人”，更能“以理服人”。在现场协调会上，面对矛盾和争议，她总能站在型号全局优化的角度，分析利弊，用探讨的语气提出自己的观点。经过她的优化分工，各单位的优势技术和资源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各系统高效和谐地开展工作。
装备型号研制非常艰苦，其间难免遇到试验失利等挫折。“创新是做之前没人做过的事，本身就带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肯定会有风险。”祝学军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负责、敬业、严格、坚韧常被同事拿来形容祝学军。管总说，无论是在型号会议上，还是在试验现场，都能看见祝学军的身影，她给团队带来鼓舞，也为其他人做了表率。陈副总说：“我晚上七八点给祝总办公室打电话，她几乎都能接到。”
然而在祝学军看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是她践行航天精神的实际行动，“我刚参加工作时，我的前辈就是这样做的，我希望能把航天行业里的好传统保持下去。”
何宇：这里最能给我成就感
何宇
何宇，1971年11月生，中共党员，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空间实验室系统总指挥。圆满完成了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3 次国家重大任务，为空间站工程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为航天强国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万人一杆枪，一个人在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但整个系统的人力积聚起来，爆发出来的能量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五院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空间实验室系统总指挥 何宇
从神舟九号开始，何宇就担任飞船系统的总指挥。在此之前，技术改造的工程师、单机的设计师、分系统的负责人、总体的副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他几乎什么岗位都干过，一路与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共同成长。如今他已加入航天大军23年。
对于技术的重视程度，何宇有时不亚于总设计师，“规避风险的关键就是吃透技术”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工作中遇到任何疑问，何宇都要一探究竟，若有人说“天宫一号就是这么干的”，他一定会让手下盘根究底查个明白才行。
“累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个人心里都很踏实。”在同事眼里，何宇坦率直白，有一说一，虽然话不多，但总能击中问题要害。
节奏快、压力大的工作日复一日，何宇却从未萌生过离开的念头，“这里最能给我成就感。”他说。
徐洪青：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名和利
徐洪青
徐洪青，1966 年1 月生，中共党员，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常委、八院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兼型号总指挥。引入了项目管理模式，组织制定9 项型号研制基础性管理大纲，全面制定型号设计规范和准则，牵头制定型号28 个设计规范，为型号全面推进、不出现方案性反复、实现一次成功奠定了基础。
“我们造装备是为了实用，特别是百年以后不让后人认为我们是在混日子。”
——八院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兼型号总指挥 徐洪青
在很多人眼里，徐洪青代表着一种标准、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因为他负责的型号是技术和管理融合的典范。即便是与之朝夕相处的研制团队成员也会觉得他为了执行标准而不近人情。但事实往往证明，他的一丝不苟带来的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精品工程”。
从事航天工作26年，特别是担任总指挥12年来，数千个日日夜夜，徐洪青每天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与中国式的人情作斗争，甚至与自己的惰性作斗争，把技术和质量的标准真正坚持下去。他坦言，自从担任总指挥以来，他天天如履薄冰。“我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如果事情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就放不下心；连自己都不放心，搞出来的装备怎么让别人放心？”
为了让自己和用户都放心，装备应用后，徐洪青就定下来坚持定期走访用户的惯例。时任总调度的朱光华回忆，这一习惯已经成为徐洪青与用户沟通的平台。
“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名和利。”徐洪青说。无论是被团队指责不近人情，还是被外界所误解，徐洪青始终认为，国家装备的意义更重要。
2005年，徐洪青从前辈手中接过总指挥的接力棒，之后十几年来，他带领的这支团队涌现出了院长助理、总体部主任、总体所党委副书记、专业所副所长、型号副总师等人才，其人才培养智慧可见一斑。
徐洪青提出从技术、进度、质量、人员和经费5个维度管理型号，使型号技术指标全面实现，创造了国内相关型号的纪录，用户赞不绝口。
罗志军：我没有业余爱好，工作就是我的兴趣。
罗志军（左二）
罗志军，1968 年11月生，中共党员，航天科技集团和八院科技委常委、型号总设计师，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创造了型号定型试验一次成功的纪录，打造精品工程，为国防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多名硕士研究生和型号技术骨干。
“从前辈手中接过型号研制的重担，我们不讲任何困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八院科技委常委、型号总设计师 罗志军
他是一位超级学霸，曾师从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是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八部第一位博士后；他是型号研制团队的领袖，潜心打造精品装备，铸就国防利器坚如磐石；他是令人尊敬的导师，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更严格，以身示范培育科学作风。他就是八院科技委常委、型号总设计师罗志军。
“我没有业余爱好，工作就是我的兴趣。”罗志军至今工作了20年，其中做型号总设计师就做了10年。
都说艺高人胆大，有一次试验失利，罗志军迅速找到残骸，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一般人没有1个月是不可能完成归零的，可他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使得试验工作继续进行。
2008年，他带领团队仅用7天时间就完成7次飞行试验，且试验均一次成功，为国防科技进步和八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志军对自己要求严格，他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从设计师到型号总设计师，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看模型、编程序、推公式的习惯。
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罗志军热心追求新技术，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扩展装备的使用功能。有时即便用户没有提出要求，罗志军也会作出承诺，因为他要为国家设计好用管用的装备，而不仅仅是做试验。
谢天怀：“二次创业”放手一搏
谢天怀（右二）
谢天怀，1958 年2 月生，中共党员，航天科技集团九院科技委主任、国家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成功主持将挠性捷联系统推向运载、飞船、航空等领域；为航天激光惯导事业的创建、保障重点型号任务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不吃老本，从零开始。”
——九院科技委主任 谢天怀
大学毕业后，谢天怀进入航天系统，师从陆元九院士，潜心于惯性导航技术研究。跟随行业泰斗，谢天怀迅速成长，38岁时，已经成为副所长。
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天怀到国防科技大学拜访高伯龙教授。高伯龙教授向他展示了激光陀螺的最新研究进展。这是惯性导航领域的一项新技术，有望带来该领域的新突破。
这次拜访，让谢天怀心里“长了草”。对于这个新领域，他早已关注，也非常感兴趣，想试一试。可是，如果现在投身进去，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当前从事的研究方向，而这些“老型号”恰恰是旁人看来“最平稳、最实惠、最容易名利双收”的福地。
在人生的岔路口，谢天怀体内的“不安定因子”占了上风。40岁时，这位功成名就的航天人离开了熟悉的战场，选择从零开始。找厂房、搞设备、组建队伍、学习技术……他忙得不亦乐乎。
激光惯导技术难度太大，独立研究至少花费十年。谢天怀决定跟国防科大合作，对方拿出已有的技术，他则搭建一个“产学研”平台，把一项单纯的技术转变成一个集成系统研究。
2003年，谢天怀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一次重大型号任务中，激光惯导产品得到了一次宝贵的搭载机会。“虽然只是一次搭载，不参与实际控制，但我把它看成是一次重大跨越，跨过去了，激光惯导就要成功了。”谢天怀说。
2005年，在航空领域，谢天怀带领团队迎来新的机遇——获得参与一项旧飞机改装工程的机会。在这项工程中，他们首次把激光惯导技术应用到飞机导航中，取得成功。为此，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旧飞机改造成功后，激光惯导的风头一度盖过了航空领域的传统惯导设备。背后映射的无疑是一场创新与守旧的争夺战。“这是一次现代和传统的切磋。”谢天怀说。
文图来源：《中国航天报》
文/任悦鸣、郭倩、沈睿、岳付升、赵聪
编辑/杨成
监制/黄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