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戴笠（右）在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第四期培训暨第五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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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为了抵御日军的进攻，需要灵活确切的军事情报；为了贯彻长期抗战的国策，需要不断打击和牵制沦陷区的敌伪；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需要对异己势力进行监视和镇压；为了维护后方秩序和经济稳定，需要查缉走私、检举奸商、监督水陆交通乃至展开对日经济作战。这些，都成为军统局的主要任务。
军统正式成立后，局本部（军统术语称内勤）与各地组织（外勤）急剧扩张。1938年，军统正式在编人员有6721人，至1945年已发展至24725人，而这一数字，尚未包括军统掌握、运用的诸多公开、半公开单位。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军统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地区，布建了广泛的特务网，成为战时中国最庞大的特务组织。
军统内勤组织由特务处时期的科、股二级体制升级为处、科、股三级体制，各处的名目、执掌虽多有更张，但其核心的四处一室变化不大：第一处为军事情报处，以鲍志鸿任处长；第二处为党政情报处，先后以严灵峰、王新衡等任处长；第三处为行动处，先后以刘培初、徐业道、郑修元等任处长；第四处为电讯处，以魏大铭任处长。在四处与局长之间有秘书室，设主任秘书一人为幕僚长，先后由郑介民、毛人凤担任，负责批阅各处文件。以上四处一室，基本支撑起了军统最主要的特务工作。
军统外勤组织仍然维持特务处时期的区、站、组等层次，但其数量大幅增长。除在国统区与沦陷区有所布置外，军统还积极拓展海外组织，在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乃至美国、印度、埃及、英国、法国、苏联、土耳其、秘鲁、智利等地建站建组。至1944年，军统外勤组织达到全盛状态，共有情报及行动单位709个。
此外，为了便利开展特务工作，军统掌握、运用了大量公开、半公开单位，包括各地警察局、各战区长官部调查室、集团军司令部调查室、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合作所等等。
八年抗战期间，军统共计搜集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国际等各类情报1,021,863件，可谓数量极多。只不过情报的作用往往隐而不彰，也较少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故而后人很难量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
除电讯侦译外，情报人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潜伏陷区，或假意投敌佯任伪职，也是军统搜集情报的重要手段。
潜伏陷区方面，以军统设在汉口机场附近的防空情报分台为例，当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分台情报人员杨敬先以杂货店为掩护，侦查敌军飞机起落情况。每当上午6时以后，敌军机场开始忙碌起来，杂货店生意冷清，杨敬先即爬上高不及两尺的小阁楼，监视敌机行动，然后把密藏在天花板内的小型收发报机取出，平卧在货堆中，将敌机升降情形，以简电报告重庆。每组简电仅有9位数字，可以代表一份完整的防空情报，如324640635，首位数字代表机种，第二至第三位数字代表数量，第四位数字代表飞行高度，第五位数字代表飞行方向，第六至第九位数字代表升空时间，这份简电大意即为：上午6时35分，敌轰炸机24架，六级高，向第四位方向飞去。如通报顺利，用时不超过1分钟，故汉口敌机每次起飞轰炸重庆，重庆方面均能及时获悉，并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施放警报，疏散民众，使空袭损失降到最低。
佯任伪职方面，以南京情报组为例，组长程克祥佯任南京日本大使馆翻译。副组长彭盛木为台湾人，先后佯任周佛海秘书、汪精卫翻译、伪调整国事会秘书、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嘱托及伪中央储蓄银行总裁秘书等职。举凡周佛海参加的敌伪会议，乃至汪精卫与日寇要员之私人会谈，皆由彭盛木将全部会议记录密报重庆军统局本部，深获戴笠嘉许，其情报考绩曾在军统名列第一。
除了派员潜入日伪，军统对中共的渗透活动也始终在进行。早在国共停止内战之初，戴笠便向蒋介石进言：“共党目前虽可接受领导，共同抗日，但不放弃组织活动，本党之组织斗争技术多有不如，复图利用之，恐将影响国家统一局面。”另据台湾“国史馆”新近披露的《军情局档》显示，1937年，戴笠曾向蒋介石报告：“共党近在肤施设立抗日军政大学，本处在上海有共党路线工作人员四人已蒙认可，介绍前往受训。”戴笠电报中提到的四人，包括后来被称为台湾“调查局之父”的沈之岳。沈之岳在延安潜伏了一段时间，又调到新四军中工作，后来直至1939年身份暴露，才被迫撤离。自此以后，因中共防范严密，军统再也没能成功派人潜入延安。至1942年军统内部会议，高层干部不得不“切实检讨，对共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
军统因从事对日情报工作而殉职者不少，但令人感慨的是，由于军统以“无名英雄”相标榜，故其殉职人员的史实长期以来鲜为人知，道听途说竞相纷起，颇使读史者难辨真伪。以流传颇广的“军统七姐妹”为例：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中国远征军新38师撤往印度，途中突遭日军袭击，因突围无望，乃集体跳崖壮烈殉难，此后军统召开大会，对七姐妹隆重追悼，并由女少将姜毅英致祭词云云。此事娓娓动听，且被若干学术著作多次引用，实则疑点重重，不足采信。因军统极为重视精神训练，编有《先烈事迹汇编》，备述殉职人员死难经过，以期后死者“发扬光荣历史，效法先烈精神”。《事迹汇编》搜罗全备，即便是遭遇自然灾害或交通意外而死的基层特务人员也都详细记录，只有抵罪伏法者或无据可查者才付之阙如。既然七姐妹有“军统开会追悼，姜毅英致祭词”，显见并非上述两种特例，如此精神训练的大好材料，《事迹汇编》中竟无片言只字提及，岂非有悖常理？不仅如此，所谓七姐妹事，在军统文献以及远征军史籍中亦全无踪影，足见其事荒谬，难称信史。
抗战期间军统的行动工作，以对日暗杀（军统术语称制裁）、游击及策反为主。
戴笠对暗杀兴趣浓厚，在他看来，“国难严重若此，而汉奸又如此横行，非流血无以表现大中华民族杀敌锄奸之精神”。在戴笠的严令和重赏之下，军统在抗战期间制裁敌酋巨奸515次，举其要者，如：1938年击毙伪军政部部长周凤岐；1939年击毙伪外交部部长陈箓、伪交通部长李国杰；1940年击毙敌开封特务机关长及川贞作、伪和平促进会首要张啸林、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伪新民报总编辑吴菊痴；1941年击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方负责人赤木亲之、兴亚院联络部驻厦门特务机关长泽重信；1943年设计毒毙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1944年击毙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等。至于坊间盛传军统曾经击毙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其事漏洞百出，全无根据，所谓“南造云子”实与“七姐妹花”一样，皆为好事之徒虚构的人物。
游击方面，军统先后成立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两支部队，专门从事此方面工作。此外，尚有散布在陷区各地的行动队、破坏队、爆破队、工作队等等。
抗战期间，军统行动人员壮烈殉国者不少，其事迹尤著者，如：南京区毒杀狙击组组长卜玉琳曾设计制裁梁鸿志等日伪要员，后遭叛徒出卖被捕，于1939年9月20日在狱中绝食身亡；上海区行动队员吴本德于1940年4月13日击毙公共租界汉奸头目谭绍良，后遭日伪宪警围捕，先以短枪还击，迨子弹告罄，乃大呼“我已收够本钱，对尔辈汉奸走狗，夫复何畏！”持棍乱击，当者披靡，终被日寇围射殉难；广州站行动组长江志强于1941年9月17日率组爆破日伪机关，撤退时遭敌宪拦截盘查，乃暗中撤去炸弹弹簧，与敌宪同归于尽；浙西行动队员俞阿四于1944年2月7日击毙伪杭州市长谭书奎，因奸徒出卖被捕，后被押往南京，被敌当作烛芯，灌注白蜡，浇成蜡烛……
军统行动人员对抗战的贡献与牺牲不容忽视，但无可讳言的是，这些人良莠不齐，其出身既有学生、军人，也有帮会份子、地痞流氓，甚至不乏戴笠网罗的亡命之徒。如1940年，戴笠命令毛森组建浙西行动队，并将一批“江湖好汉”交给毛森使用，据毛森回忆：“这批人都是嵊县、新昌一带的强梁，很多是刚由狱中提出来的待决死囚。”戴笠热衷于招纳这些人的原因，是看重他们胆大心狠，担任行动工作较易成功，但这些人既有积极抗日的一面，也有殃民不法的一面。再如1944年，军统所属别动军第二纵队驻扎江西萍乡，经常假借抗日之名，对百姓敲诈勒索、奸淫掳掠，乃至当地竟然流传着“宁可日本人杀，不要别动军扎”的民谣，别动军作为抗日队伍，却被民众痛恨若此，难怪纪律败坏成为军统最为后世诟病的劣迹之一。
抗战末期，日寇败迹渐露，军统的工作重心由抗日趋向反共。戴笠告诫部属，“对付共产党比打日军更困难十倍百倍”。当时，如何顺利接收，并防止中共军队抢先占领各大城市以及战略要地，成了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戴笠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便亲赴东南，预作布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戴笠立即打电话给军统干部刘方雄，令其前往上海，给敌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话，只要冈村“能将京沪杭地区保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军接收”，“不但他的战犯问题由我戴某人完全负责，我政府必将优予厚遇，不使他稍受委屈”。同时，戴笠电令毛人凤，对各地待机反正的伪军74万余人给予先遣军名义，并任命早与军统暗通款曲的汪伪头目周佛海为先遣军总指挥，负责维护宁沪地区治安，防止中共军队进入。此外，戴笠命令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中美合作所教导营等特务武装加紧向宁沪地区挺进。终于，在戴笠一系列精心策划之下，忠救军在9月初抢先进入上海，控制了局势。
1945年圣诞，戴笠（前排右二）与梅乐斯（前排右四）同立人小学学生一起过节
然而就在军统为国民政府成功接收心腹要地之时，军统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抗战胜利后，国内舆论界掀起了一波波针对国府特务组织的反对声浪。长期以来，军统从事特务工作，其对抗日虽有贡献与牺牲，但外界知之甚少，加以特务人员纪律不良，殃民不法之事时有所闻，且在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军统始终对中共进行镇压与破坏，故而无论党内党外乃至社会舆论，普遍对军统没有好感。尤其中共和民盟纷纷抨击特务组织“种种恶劣行径”，要求当局撤销特务机构，“停止迫害人民的特务活动，给人民以民主与人权保障”。此外，就连美国方面，也在国共和谈开始后，对国府表示戴笠及其组织“反共色彩太浓厚了，为促进今后和平协商，（军统）应当退出政坛”。当时的形势，正如戴笠所言：“本局工作今后比抗战时期更为艰苦，委员长外，都将主张取消特务。”
1945年底，蒋介石面对国内外的强大压力，手令戴笠、郑介民、唐纵、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李士珍组成七人小组，负责设计特务组织的改革方案。1946年1月17日，政协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对戴笠明确提出“今后政府将要改组，各党各派均将参加，军统局需要取消。你自己研究一办法，不用负责，而能实际控制这机关”。
2月12日，戴笠离开重庆，先后前往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处理公务。2月下旬，抵达北平。3月10日，戴笠在怀仁堂召集北平军统人员举行总理纪念周，他发表演讲说：“现在共产党也因为我们对党忠实，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下去，人家不打倒，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戴笠这番话，不仅是为众人加油打气，似乎也在暗示大家军统不会真正取消，然而当时的形势已对军统十分不利。
正当戴笠在北平视察之际，毛人凤自南京发来电报，告知“七人小组”之一的李士珍向蒋介石提出了不利于军统的改革建议。李士珍时任中央警校教育长，多年来在警政问题上与戴笠意见相左，这次又在军统面临改组时“落井下石”，戴笠盛怒之下，草拟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驰电毛人凤，令其亲译并转呈蒋介石。电文中，戴笠怒斥“李士珍同志乘各反动派大叫打倒特务、取消特务之时，向钧座有所建议，企图乘此机会使本局工作解体也”。毛人凤阅后，认为“措辞火气太重”，准备另拟一电，送戴笠过目后再发。3月14日，戴笠离开北平，飞往天津、济南等地。3月16日，抵达青岛。
3月17日，戴笠决定飞沪，并于18日赶回重庆。当时天候不良，前来送行的军统青岛站长梁若节等人建议戴笠暂留一天。而戴笠“要于十八日返渝，因有一重要会议即将举行，他打算为军统局存废事，作最后之努力”。故未考虑梁若节等人的建议，仅利用起飞之前的空暇，游览了汇泉风景区。戴笠看见一栋幽静葱翠的别墅，不禁感慨：“如余能在此，可供息肩终老之所矣。”语意凄楚，梁若节等当即报告：“正准备另租一处，以供先生再来青岛时休假小憩之用。”戴笠听了，释然开颜。上午11时，戴笠乘坐专机飞上海转重庆，因气候恶劣转飞南京，冒险穿云着陆，误触岱山，坠机身亡。
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首长戴笠因飞机失事遇难身亡。图为在南京中山陵烈士陵园，举行的戴笠葬礼
3月19日，蒋介石获悉戴笠已死，在日记中写道：“（戴笠）不幸以气候恶劣竟在南京附近遇险身亡，殊为悲痛，此生虽多缺点，但其忠诚与热心实不愧革命信徒也，今焉则无矣。”随着戴笠的暴亡，他所手创的军统加速走向了改组，国民政府特务组织的盛世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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