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摘 要：
《全宋文》收方大琮《與林竹溪書》二通，其中第二通書在《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中失題，亦不見於《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鐵庵集》，係《全宋文》據前題補録。本文綜考林希逸端平二年至嘉熙元年間的生平事迹，結合相關材料認爲，這封失題之書並非方大琮寫給林希逸，而是寫給建甯知府姚珤的。
關鍵詞：
《全宋文》；方大琮；辨誤
方大琮（1183—1247），字德潤，號鐵庵，又號壺山，福建莆田人。現存方大琮文集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四十五卷本爲最古，是集由方大琮族孫方良永校正，方良節刊刻於明正德八年（1513），《全宋文》即據此本録入。該本卷二〇收方大琮與林竹溪書二通，首通於“竹溪”之下，小字注曰“希逸”，知此信是方大琮寫給林希逸的。第二通書失題，《全宋文》根據前題徑直補録爲《與林竹溪書》（二）。然檢《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鐵庵集》卷二〇，僅得方大琮與林希逸書一通，正德本失題之書不見於該本。本文綜考林希逸端平二年（1235）至嘉熙元年（1237）的生平事迹，以證其不合於信中所謂“乙未同朝”“赤手立郡”“自樞庭投赴”等經歷，進而結合相關材料，考證此信係方大琮寫給建甯知府姚珤，以訂正《全宋文》之誤題，兼及書信内容之考釋。《與林竹溪書》（二）原文如下：
某曩乙未夏同朝，見建報，至諸公相顧愕然，見大夫孰可使者？閣下自樞庭投袂赴之，於大場中赤手立郡，此閩人所共知也。某去秋逐歸過建，留三日，見其完好如太平官府矣。朝家非不知閣下三年之勞，而讒者乃爾，甚令人怫鬱。猶幸因記驛之文，得以寓建人相與之意，而不肖氏名亦附以不朽。專使賜翰，遺以刻本，懸之素壁，讀者謂其文拙，其事核，苟核矣，拙可恕乎？某與潛夫同逐，今之欲有所紀載德美者，必求時之顯貴者以爲誇。而大府同時二紀反有取於新逐之人，得無與世異好惡邪？得無爲不祥者所累邪？閣下不以爲累而稱之稍過，信乎與世異矣。繼漕事者，陳習庵也，近聞亦逐，若果然，則爲善者懼矣，猶幸其未必然也。前之日有傳檢詳將卜居於莆，聞者皆喜，不知何以有此傳，雖未必然，亦足見人心之敬愛也。
首先，“乙未”爲端平二年（1235），但林希逸端平二年（1235）夏始成進士，不可能與方大琮“乙未同朝”，兹考如下。端平元年（1234）秋，鄭清之入相兼樞密使，親擢方大琮兼六部門，提領安邊所，所據劉克莊《鐵庵方閣學墓誌銘》：“端平改元，公至行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門，歷司農寺簿，提領安邊所。”二年（1235），方大琮遷太府寺丞，據《鐵庵方閣學墓誌銘》：“二年，遷太府寺丞……三年，擢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兼侍左郎官。”又據《南宋館閣續録》知方大琮端平三年（1236）三月除秘書郎，六月除著作郎。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福清人，紹定五年（1232）始入太學，端平二年（1235）方進士及第，據林希逸《老艾遺文跋》：“紹定壬辰（1232），余方補上庠……乙未，余成進士歸。”林希逸曾多次言及“乙未成進士”的經歷，如《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林公行狀》：“餘因臞軒納交於公，既以乙未同進，相與三十年。”狀主林彬之，字元質，號囿山，莆田人，亦端平二年進士及第，本年真德秀知貢舉，據劉克莊嘗撰《囿山林侍郎神道碑》：“公少有能賦聲，拔鄉薦，至端平乙未西山真公知舉，君年餘五十矣，始以詞賦第二人擢第。”又《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二年正月）詔以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知貢舉，中書舍人權吏部侍郎洪諮夔、起居舍人蔣重珍同知。”六月，“禦集英殿，賜進士吴叔告以下及第、出身、凡百六十人。”林希逸、林彬之亦與其中。據此，林希逸端平二年（1236）夏六月方賜進士及第，故方大琮信中的“同朝”不可能指林希逸。
其次，信曰：“某去秋逐歸過建，留三日，見其完好如太平官府矣。”案： 方大琮嘉熙元年（1237）九月被殿中侍御史蔣峴彈劾落職，事見劉克莊《答洪帥侍郎書》（其二）：“嘉熙丁酉，臺官蔣峴劾方大琮、劉某、王邁、潘牥四人在端平初妄論，乞坐以無將不道之刑。先皇聖度如天，悉從末減，大琮罷右史，某奪袁州，邁失漳倅，牥免官而已。”據此知方大琮此信應寫於嘉熙二年（1238）。方大琮被逐後，曾赴建陽作短暫逗留，事見所撰《建寧府重建建溪驛記》：“又明年秋，余自西省出，公走書相迎，辱此大館，其便安皆身享之。”所謂“大館”，據文意，即重修之後的建溪驛。故信中所稱“閣下”應于嘉熙元年（1237）秋，方大琮過建之前，便已在建寧府任職，且卓有政績。然這與林希逸端平三年至嘉熙元年間的生活經歷，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兹考如下。端平三年（1236）春，劉克莊解職歸鄉，林希逸始得與之交游，據林希逸撰《後村居士集序》：“余成進士南歸，後村旋亦去國，始謁見于其居，挾策過從，凡一再歲。”嘉熙元年（1237）春，劉克莊赴任袁州，于本年中秋復罷職，奉祠歸莆，至嘉熙三年（1239）十月，由江西提舉改任廣東提舉，期間始終奉祠里居，時方大琮、王邁亦在莆田，相與之游。既然林希逸謂與劉克莊游“一再歲”，那麽至少端平三年（1236）至嘉熙元年（1237）這段時間内，林希逸不可能在建陽主持公廨、驛站的重建。此外，信中謂“閣下自樞庭投赴之”，“樞庭”即樞密院，林希逸端平二年（1235）始成進士，不應在此前便居此清要之職，而他真正除樞密院編修的時間在淳祐七年（1247），據林泳（字太淵，號弓寮，林希逸之子）所撰《宋竹溪鬳翁林希逸墓誌銘》：“（淳祐）七年兼莊文府教授，除樞密院編修官。”況檢《宋竹溪鬳翁林希逸墓誌銘》全文，所叙官曆皆與建陽無涉。據以上考述可以確定，此信不是方大琮寫給林希逸的。
筆者根據方大琮撰《與李丞相書》《建甯府重建建溪驛記》，以及劉克莊《建寧府新建譙樓記》等文判斷，這通書信應是方大琮寫給建甯知府姚珤的，現考釋如下。
方大琮《與李丞相書》（其三）已述及姚珤“投袂赴建”之事：“姚珤貴叔投袂赴建，於焚燬略盡之餘，反側未定之際，辛勤三年，郡人德之。”案： 姚珤，字貴叔，號立齋，南劍州順昌縣人，嘉定四年（1211）趙建大榜進士第二名，據所撰《姚同巡公墓碑》，其先祖姚懋原係北京大名府人，因官延平府之順昌縣，遂家順昌。姚珤于紹定間任福建都運檢詳，端平二年（1235）五月，以直秘閣出知建寧府，事見劉克莊《建寧府新建譙樓記》：“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秘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直秘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這與信中“閣下自樞庭投赴之”相合，據此知信中所謂“三年之勞”，當指端平二年、三年至嘉熙元年。同時，根據劉克莊此《記》，亦可知姚珤在赴任建寧府之前，確曾與方大琮爲同朝關係。端平二年（1235），建寧府發生兵變，據《宋史翼》卷三十一：“徐斌福建建陽人，端平初隸建寧府，十二指揮虎翼軍值卒黄勇等叛，欲殺守，約三鼓深入郡治，至别廳之便門，斌適在闔户拒之，守得逸去，賊誘斌以利，不聽，乃斬，闔入，遂遇害。”此即信中“建報”所載之事，朝野震動，姚珤臨危受命，毅然赴郡，“時城中遺燼、暴骼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姚珤在郡三載，面對百廢待舉和政府財力不濟的局面，多方籌措資金，“已租散幣，非益斂也，公受私直，非强民也”，重修城内公廨、學校、城門等。信中謂“記驛之文”應指方大琮作《建寧府重建建溪驛記》，其文備述姚珤興復之功，曰：“作諸城門，備屏衛而民志固，即驛地增創左翼砦而軍心一，新學宫，標明倫，而士以道化相告語。蓋市區三十六，凡居者稍復舊觀矣。”姚珤所新修“諸城門”，據《八閩通志》卷十三：“端平二年，郡守姚珤重建建溪、資化、建安、水西、萬石、臨江六門。”同書卷四四：“（府學）端平二年復毁於兵，殿宇僅存者，危欲傾頽，郡守姚珤復建明倫堂。”至嘉熙元年，城中公廨已復建完成，即所謂“已完好如太平官府”。嘉熙元年（1237）春，劉克莊赴任袁州，道經建甯，姚珤請劉克莊作《建寧府新建譙樓記》，其文曰：“又明年（嘉熙元年）春，餘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廛肆鱗集，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廨也。”據方大琮《建寧府重建建溪驛記》，重建建溪驛之事，經始于端平三年（1236）四月，竣事於十月，嘉熙元年（1237），姚珤邀請方大琮過建，小住于重建後的建溪驛，《驛記》當作于其時不久。復據信中意，姚珤應有刊刻《驛記》之舉，並遣專人將刻本遺贈方大琮。由於劉克莊、方大琮二人在嘉熙元年（1237）九月同時被禦史蔣峴彈劾，而姚珤不避嫌諱，依然請二人作文以記諸事，故方大琮在信中贊姚珤“信乎與世異矣”。信中“繼漕事者”，當指繼姚珤之後任閩漕之事者，“陳習庵”即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縣人，嘉定十年（1217）吴潛榜進士，《宋史·陳塤傳》：“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又據《八閩通志》卷三六：“陳塤，嘉熙初爲福建轉運判官。”方大琮書信作於嘉熙二年（1238），信曰“近聞亦被劾”，則知陳塤應該在嘉熙元年（1237）即任福建轉運判官之職。綜上考述，則此書應題作《與姚貴叔書》。
本文通過訂正標題之誤，提示在整理文人往來信劄，尤其那些闕名、闕題的信劄時，很有必要對其中所述之時、地、人、事稍加辯證，從而爲研究提供更爲可靠的文獻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