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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陈忠海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本文为瞭望智库特约文章
东方自古就有一套“朝贡体系”，中国被奉为宗主国，其它国家被视为藩属国；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藩属国要向宗主国定期朝贡。这种秩序长期存在，并在维系地区战略平衡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日本作为体系中的一员，很早就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自唐以来，上千年的时间里，日本至少5次试图向中国主导的这个体系发起挑战，并且每一次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他们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屡败屡战。
这是为什么呢？
从附庸朝贡到渐生反骨
中国对日本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东夷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金印镌刻“汉委奴国王”5个字。
自那时起，日本就是中国属国，肩负朝贡义务。
金印图
注：1784年，日本九州福冈县的志贺岛上有个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这枚金印（该印蛇形纽，鳞状鱼子纹，阴文篆书，2.3厘米见方，2.2厘米高，重108克，含金量超过95%，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黄金冶炼技术。）金印重见天日印证了中国史籍的记载，轰动了日本。
3世纪以后，大和国逐步兴起；5世纪时，它统一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国家。到中国南北朝时，大和国仍不定期遣使来朝，接受中国南朝皇帝的册封。
然而，随着势力渐渐坐大，大和国反骨渐生。
隋朝初建之时，执政的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开头就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了很不高兴，但是，他当时正忙于征伐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无心与大和国交恶，所以只是在回复写了句“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
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开头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隋炀帝阅后大发脾气，把主掌外交事务的部门骂了一通，指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从那时起，日本似乎是铁了心要摆脱属国地位、与中国分庭抗礼。从唐朝到明朝，至少5次向中国发起了挑战。
第一次：跟唐朝抢地盘
唐朝初年，日本仍向唐朝遣使朝贡。表面上，双方关系还挺融洽，其实不然。贞观六年（632年），日本使团回国，唐太宗派新州刺史高表仁随船同往以宣达唐太宗的命令，以尽天朝安抚属国之意。但是，高表仁到了日本，日本王子不愿意接受藩属国的地位，两人就礼仪问题撕了起来，闹得很不愉快。高表仁没有宣读“朝命”就气呼呼地回国了。
随后，朝鲜半岛的“一把火”点燃了两国战争（当时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均主动向唐朝遣使进贡）。
贞观十六年（642年），高句丽东部的泉盖苏文杀死国王，立了个傀儡为王，自己则在背后独掌大权。泉盖苏文担忧唐朝出兵讨伐，赶紧拉拢百济和当时还被称为倭国的日本，一边对付亲唐的新罗，一边对唐朝积极备战。
新罗善德女王向唐朝求援，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下达征讨高句丽的诏令，次年3月，亲率大军出征。然而，唐军虽然突破了高句丽的多道防线，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没有将其彻底征服。
唐太宗驾崩后，高句丽加快了对新罗的侵夺，新罗再次求援。唐高宗先后5次派兵出击挫败高句丽。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军一改过去由辽东直接发起进攻的传统，采取迂回战术先出兵攻打百济。
这年7月，唐军将领苏定方率军从山东半岛渡海，迅速占领百济。
百济王室向日本求援，齐明天皇决定出兵朝鲜，次年，到前线劳军途中病死。即位的天智天皇派5000名士兵护送百济王子回国即位，又派出27000余人攻打新罗。
龙朔三年（663年），唐朝水师主力与日本水师主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的入海口）附近爆发了一场激烈海战。
这是中日两军的历史上第一场大战，以日军大败、全部退出朝鲜半岛而告终。《旧唐书》记载：唐军“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不仅损失惨重，此战以后，日本举国沉浸在对唐朝报复的恐惧之中。日本学者仓本一宏在《白江口之战》中写道：“从天智朝到天武朝绝不是战后时期，而是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战争状态。”
然而，几千年偏居岛国的日本人没有想到，大唐竟以德报怨、3次派大臣带着礼物出使日本。之后，日本派出大批遣唐使，全面向唐朝学习，直到“安史之乱”。
第二次：无视两宋，几百年不与邦交
唐朝灭亡，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之乱。直到宋朝建立，中国再次恢复了大一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按理说，日本应该向中国派遣“遣宋使”。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宋朝表现挺积极。当时，有不少日本僧人到中国寻求佛法，皇帝知道后一般都会亲自诏见，赏赐丰厚礼物。元丰元年（1078年），日本僧人仲回要搭乘宋朝商船回日本，宋神宗让他携带“国牒”以及赏赐转交日本政府。
然而，等了2年，也不见日本有什么回应。宋神宗急了，让商人借贸易之机带“国牒”给日本政府。这一回，日本政府一连开了5次公卿会议研究对策，但结论仍然是拒绝。
1年后，宋朝的公文又来了，日本这才勉强搞出了一份回文，但其中丝毫不提邦交之事，更甭说恢复进贡了。
宋朝其他皇帝也以不同的方式向日本方面发送过文牒，但日方就是不跟你有正式来往。
日本人是成心的。
两宋时期，中国虽然富有，但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长期侵扰，连自己家门口的事也没有弄好，对日本的无礼挑衅行为也是无可奈何。这导致在两宋的几百年里，中日只有民间往来而无正式邦交。如此一来，资源匮乏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额的贸易损失；但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不愿屈膝。
第三次：拒绝给忽必烈当“小弟”
忽必烈
在元朝建立前，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已成为其从属国；忽必烈继承蒙古可汗之位后， 3次派人经高丽去日本，试图迫使日本俯首称臣，遭到拒绝。
1269年，忽必烈又派赵良弼赴日发出警告：你们再犹豫，我就要刀兵相见了。谁会笑到最后？你们好好想想吧（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执政的北条时宗断然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疆域空前广大。
然而，他先后5次发文都遭到日本拒绝。
这个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蒙古汉子怒了。
1274年，忽必烈任命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3万多部队从朝鲜合浦出发，乘船越海进击日本，先在对马群岛和一岐岛取得胜利，日军将领允宗助国、经高等战死，元朝联军随即在今天日本福冈一带的海湾登陆。
日本集结起10万军队迎战。元军装备了火炮等先进武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但是，由于兵力有限，眼看着后援迟迟不至，元帅忻都下达了撤退命令。然而，突然来袭的大风使元军损失惨重。
日本人喜极而泣，认为是“天照大神”特意赐下的“神风”。
忽必烈当然不服气，于1281年再征日本，此次远征日本的军队多达10万余人，分成两个方向发起进攻：
忻都等仍率4万部队从朝鲜半岛渡海；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军约10万人，分乘海船3500艘从庆元（今宁波附近）等地启航东渡，进攻日本侧冀。
范文虎所部于当年6月出发，7月下旬在日本与忻都所部会师。这时，在日本登陆的元军已达14万人，灭亡日本实在是个大概率事件。
然而，8月1日，元军再次遭遇大风，损失过半——忽必烈第二次远征日本又以大败而结束。
忽必烈驾崩之后，元朝的征日计划随之终止。
日本虽然打退了元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武士阶层自认为在抗元斗争中立下战功，纷纷要求恩赏，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封赏-世袭制度，导致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最终引发“倒幕运动”，镰仓幕府从此被埋葬于历史的坟墓。经过短暂的分裂，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
第四次：纵容海盗袭扰中国
朱元璋总结了元朝失败的教训，给子孙们立下一个规矩：不得随意征伐。他颁布的《皇明祖训》列出15个“不征之国”，日本排第二。
室町幕府深知自己与明朝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当时中朝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不敢公开与明朝为敌，再次成为了中国的藩属国。
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冬天，先后有9个国家来中国朝贡，其中就有日本。
与宋朝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路线不同，朱元璋实行“海禁”，诏令“片板不得出海”。正常的海外贸易的停滞，促使走私活动大量出现。这一时期，倭寇频繁骚扰中国沿海地区，成为横亘于中日之间的一个新问题。
倭寇横行
明朝认为，倭寇横行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有关——即便没有暗中操纵或指使这种行为，日本的不作为对这些贼人来说也是一种纵容。
因此，明朝决定警告日本政府。
于是，在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派郑和出使日本。郑和为远航西洋准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次赴日成了这支远洋舰队的“首秀”。
使者背后的大明朝10万水师，使执掌日本的足利义满感受到巨大压力。他不敢怠慢，马上下令捉拿了20多名海盗，用“蒸杀”的残酷刑法处死，算是给了明朝一个交代。
明成祖很高兴，赏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的金印一枚，并允许日本可以“十年一贡”。
为照顾日本的贸易需求，明朝允许日本以藩属国的名义进行朝贡贸易。
注：日本船只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载货物来中国，货物被视为“贡品”，明朝政府收取后以“国赐”的形式回酬日本所需的中国物品。由于相关船只必须持有明朝政府事先所颁的“勘合”（类似于签证和执照），这种贸易形式又称“勘合贸易”。
第五次：想以朝鲜为跳板吞并中国
室町幕府晚期，日本再次陷入乱战，出身于下层武士的丰臣秀吉强势崛起，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逐步统一日本。
丰臣秀吉
崇信武力的丰臣秀吉企图继续扩张。他认为，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朝鲜，使朝鲜成为进攻中国的跳板。
他刚刚就任关白（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丞相），就在给家臣一柳末安的信中写道：他不仅要统一日本，还要征服唐国（中国明朝）。
次年，他在会见耶稣会副管区长加斯帕时公开表示，待日本国内基本完成统一后就会出兵明朝和朝鲜，以使自己“威名传至后世”，为此，还拜托这位西方传教士帮自己购买2艘兵船。
此时，日本国力与中国可谓“天壤之别”：日本刚刚经历了30多年的混战，可谓百业凋敝、满目疮痍；而明朝建国已200多年，总体上没有大的战乱，军力尚且强大、皇权尚且稳固。怎么看，双方都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丰臣秀吉如此高调地叫嚷着要攻打朝鲜和中国，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实在是发了疯。
注：1589年，丰臣秀吉派使者到朝鲜，要求朝鲜李氏政权派代表来日本“祝贺丰臣秀吉出任日本国王”。朝鲜李氏政权一向亲近明朝，对日本较为冷淡，但顾忌邻国关系，还是于次年派黄允吉为特使来到日本京都。丰成秀吉让黄允吉带国书给朝鲜国王李昖，令朝鲜与日本共同出兵征伐明朝，要朝鲜做日本的“征明向导”。李昖断然拒绝，并紧急通报明朝政府。
丰臣秀吉分别给琉球国、台湾岛上的高山国以及吕宋的西班牙总督、印度的葡萄牙总督等发出公函，要他们支持自己讨伐朝鲜，还以亚洲新霸主的姿态要求琉球国、高山国向他称臣进贡。琉球国王悄悄把相关信息报告给了明朝政府。
实际上，丰臣秀吉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他依靠无数武士的拥戴消灭了对手，为巩固执政根基，他必须考虑这些人的利益。战乱结束意味着大批的武士要失业了。如何安置他们？如何满足他们所期待的回报？
日本资源贫乏，很难从既得利益者口中分一杯羹给这些功臣，对于此时的丰臣秀吉，发动对外战争或许是稳定时局的最佳途径。
1588年，欧洲的阿尔马达海战使丰臣秀吉眼前一亮——同样是岛国，英国人能完成的伟业，日本人何乐不为呢？
1592年，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分率20万日军分东西两路侵略朝鲜，拉开了战争的帷幕。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7年。1598年，中朝两国联军将日军全部赶出了朝鲜。
《明史》这样描述日本人的巨大损失：“丧师数十万，糜响数百万。”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丰臣幕府的灭亡，丰臣秀吉于当年病死，德川家康趁势崛起。
史观错误，日本难逃宿命
日本向中国发起的这5次挑战，付出的代价一次比一次严重。贸易损失还好说，一场大仗下来动辄死伤几万、十几万人。如此损失，日本根本无法承受（唐朝时，日本的总人口约为500万左右，其后至明朝嘉靖年间，大多在400万至500万之间）。
然而，即便屡次付出惨痛代价，日本人也未能吸取教训，仍然长期沉浸在所谓“亚洲大帝国”的迷梦之中。如此执迷不悟到底为哪般？
一方面，大陆的魅力太大。岛国多灾多难、资源匮乏、缺乏纵深，这种环境造就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危机感，很容易激发对外扩张的冲动。向疆域广阔、物产丰饶的大陆发展，成了无数日本人的“终极之梦”。
另一方面，武士阶层推波助澜。幕府时期，日本天皇长期被架空，国家难以实现集权，地方大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权力，却难以真正实现集权、无法左右时局。武士阶层趁乱坐大，成了对外扩张的急先锋。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神国”史观危害甚重。日本人自诩为“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才是世界的中心。
丰臣秀吉就是利用这些说辞进行舆论宣传和战争动员的。他说自己是母亲“梦日入怀”所生，上天赋予了他统一天下的使命。这种在历史上被用了无数次的把戏，日本人就信了。
那场战争完全是他蓄意挑起，创伤遍及中、朝、日三国。作为战争罪人的丰臣秀吉理应受到各国人民的一致挞伐——对其疯狂行为进行批判以警醒世人。
然而，在很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丰臣秀吉并非罪犯，而是一个有大本事、值得学习和效仿的英雄。在日本的各种相关书籍中，几乎都把丰臣秀吉树立为正面形象，日本多地设有祭祀丰臣秀吉的神社，他在日本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战后，日本投降仪式
缺乏对前人错误的清算，后人就会再犯前人的错误。在近现代，日本人再次为其错误历史观支付了巨额“账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一点上，直到现在，很多人日本人恐怕还都要好好地补一补历史课。
中国三次崛起，都被日本破坏
本文仅供参考，请理性分析。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总是相互影响，但是不得不说，中国总是在关键时刻带动日本的发展，但是日本，每每在中华民族气运的关键时刻和转折点上，总能发现日本幽灵般的身影，一再打碎中国"起沉疴、图崛起"的希望，是让近代中国屡次沉沦的梦魇。
在日本落后的时候，中国总是伸出有好之手，帮助日本进步，比如在秦始皇时期，中国的一部分祖先就到达了日本，带去了铁器，让日本从石器时代，跨越青铜器，直接迈入铁器时代；在唐朝时期，日本还是奴隶社会，是中国传播了先进的文化，让日本有了大化改新，走入了封建社会。在元朝时候，虽然忽必烈发动南宋遗民进攻日本失败，大部分中国人留在了日本，被当做奴隶，但是同样带去了先进的军事，让日本的军事从村民械斗进入了真正的军事战争。
反观日本，日本一旦有所进步，就开始想进攻中国，占领中国，盘点起来有三次，第一次是明朝万历年间，日本进攻朝鲜，妄图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第二次是甲午中日战争，掠夺中国的物资成为其发展的动力；第三次，是民国建立之初，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让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夭折；第四次是侵华战争，打断了民国黄金十年的发展。
日本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毒瘤，它像魔咒一样笼罩在中国的上空，中国要想真正站起来，必须要破除这魔咒，所以中国政府把12月13日这一天定为国家公祭日，其实也是我们的国耻日，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中国同胞遇难，也是为了不忘过去中国遭受日本欺辱的那一段段血泪，勿忘国耻，更是为了永远记住并要破除中日之间那些不堪回首的魔咒史。
下面一起看一看这三次打断中国崛起的三次侵华。
一、明朝万历一次价值昂贵的援朝抗日战争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令日本战国精英群雄倾巢入侵朝鲜，旬日之内，朝鲜三都沦陷八道瓦解，覆亡只在旦夕之间。应朝鲜李朝所请，宗主国明朝大举派军援救朝鲜，中日之间第三次大规模碰撞就此展开！在这场决定亚洲今后三百年命运的决斗中，拥有大量火器的双方军队演绎了史上首场近代化国际战争。
七年之后，损失惨重的日军被彻底逐出朝鲜半岛，丰臣秀吉气病交加而亡，在明朝大军凯旋之日的献俘仪式上，万历皇帝对数十个藩属国宣布：“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
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这场战争前后凑一块7年。明朝方面虽胜，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潘州的杨应龙趁机发动叛乱、建州的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50年终告灭亡。
二、改变历史航向的中日甲午战争
由于在1894年和日本的战争中，中国大败。中国的十年洋务运动被打断，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标志者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中国迈向近代的路程生生被打断。大清帝国的真正主人慈禧老佛爷，不得不批准了特使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
日本关于甲午战争的浮世绘
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这就意味着中国已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的北方失去了天然的隔离屏障，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对朝鲜半岛局势如此关注和揪心的原因。
事实上，这场战争也是因朝鲜而起。1868年，日本下级武士和大名推翻了280年的幕府德川统治，天皇明治领导的军国主义被推上了历史前台。是为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 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日本和英国签订了《中英通商条约》一周后，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
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当时帝国退居幕后的慈禧老佛爷一心忙着自己的60大寿，根本无心恋战，主张议和了事。
同意议和的不仅是老佛爷，还有洋务派。这场战争，也让李鸿章这个晚清重臣走向了他后来官场和政治声誉的两重天。事实上，李鸿章也反对这场战争，他认为还没有到和日本真正决战的时候，北洋水师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协调指挥上还有很大的缺陷。
但当时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光绪皇帝在自己最信任的老师翁同龢的游说下，认为这是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好时刻。可以通过这样的一场胜利来摆脱慈禧的权力控制，那时候，名义上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许多时候，慈禧的权力阴影却无所不在。所以在主持廷议时，光绪坚决主张开战。迫于爱国舆论的结果，慈禧只得同意了光绪的要求。
在这场战争前夕，朝野上下，包括康有为等一批知识分子，对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军国主义的日本根本不屑一顾，民粹主义泛滥，一致要求对日本开战。
翁同龢挟民意自居，坚决劝说光绪命令李鸿章开战。事实上，翁同龢在这场战争中还抱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由于早年其兄翁同书在任安徽巡抚与太平军交战时，多次弃城逃跑，后被当时负责剿围的曾国藩弹劾，而代笔之人正是当曾府的幕僚李鸿章。后来翁同书被革职充军，翁家就这样和李鸿章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以帝师身份位居中枢时，没少给李鸿章小鞋穿。
就这样，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投入了这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程政治格局的战争。
在复出前去日本马关的船上，这位进士出身的将军写了这样一首诗：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摇指前程是马关。
李鸿章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翁同龢后来也没有好到哪去，1898年戊戌新政不久，就被慈禧赶回了老家江南的常熟。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这位著名的书法艺术家军机大臣，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
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日本成为甲午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中国的巨额赔款，也日本近代的崛起，输入了强大的资金血液。等于依靠中国，再造了一个新的日本。也为日后日本多次觊觎中国提供了最好的战争动力。
直到今天，在当年《马关条约》谈判的春帆楼旁，日本政府还立着这样一块碑，碑文上这样写道：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也。
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给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不幸的是，大清国的洋务运动这一自救行动因为外部危机而发起，也最终被外部危机所打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葬送了这场本来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改革开放，甚至也由此敲响了大清国的丧钟。
甲午战争，一场由日本挑起的海上战争，以一个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马关条约》作为终结，让洋务运动的所有成果遭到否定。不变革没有出路，变革成果又被日本所毁灭。古老的中国，由此错过了一个富国强兵的大好时机。来自日本的威胁，从此像噩梦一般，给此后的中国屡屡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直接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航向。
在甲午战争17年后，大清帝国在奄奄一息中覆灭。
三、《二十一条》让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夭折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征祥，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请求与袁世凯直接密谈。在密谈中，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对此绝对保密。
1915年1月至4月期间，袁世凯一面命北洋政府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将条约的部分内容向报界泄露，希望获得英美两国支持抗衡日本。当美、英、法三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质询时，日本外务省既不便公然抵赖，又不敢全部公开，于是只承认了第一、二号的11条。
2月9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思类承认了第三、四号的存在，却对性质最恶劣的第五号七条加以隐瞒。在美方越来越严厉的追问下，加藤高明才于同月21日向格思类承认了第五号的存在，但辩称这只是日本的“希望”而非要求。
消息传出，举国震怒。签约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元“救国基金”。天津南开学校的十七岁学生周恩来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振兴经济、誓雪国耻。袁世凯下令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又名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称为“五九国耻”。
后来袁世凯为了让日本支持他称帝，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约，导致民怨沸腾，它直接导致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夭折。当然袁世凯的81天的皇帝梦也随着各路拥护共和的讨伐大军的捷报而一命呜呼。
四、抗日战争：重创整个国家体系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经历，深刻地刺痛了后来的蒋介石。1931年，日本再次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时任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替其起草《中国之抗日》一文中这样泣血写道：可战而不战，若败，则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亦则政府之罪也。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大量军队以遏制日军的进攻；随后交战双方即转入相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称）的主战场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重创了整个国家体系。
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
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遭受重创的国民党政府在四年后，逃去台湾，国民党政权也在大陆灰飞烟灭。
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事件，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一定时期的偶然事件，但是如果回望100多年的近代历史和分析日本的地缘特点、文化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事件的出现不过是历史的延续--近代历史上的日本总是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如今亦是如此。
镜头再闪回1894年的深秋，日军由南向北跨过鸭绿江，从此对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50年的侵略。50年中，中国历史风云变化，大清倒掉，洪宪复辟，军阀纷争，政党政治，共和萌芽，同时纠结着内忧外患。当然，这些纠结中，更是无法摆脱日本这样一个恶邻带来的梦魇。
百余年的历史让中国人无法不把日本看成一个恶邻居。在近代所有涉足中国领土的列强中，涉足最深、影响最恶劣的，只能是日本这样一个近邻。
当中国今天凭借改革开放重享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之时，日本因为参拜靖国神社、挑起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多次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一句话，近代以来，日本总是出现在中国的转折点上。这是中日战争之间的一道无法回避的魔咒，以史实观之，日本对中国所起到的作用完全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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