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刚刚结束了全国考研！今年，共有388万人报名参加考研。这一数字虽然仍然保持在历史高位，但相较去年的438万减少了50万，连续两年下降。这一变化是偶然现象，还是大学生开始对高学历的价值产生了怀疑？
在过去几年，考研人数持续飙升，一方面反映了“就业难”压力下学生对提升学历的期待，另一方面也让人不禁质疑：这场竞争究竟能否带来更好的结果？学历越高，真的越有优势吗？一些招聘广告上“本科毕业月薪七千，硕士毕业月薪六千”的戏谑场景无疑让人深思。
所以，考研降温是大学生开始不相信教育回报了吗？近年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正在陷入“过度教育陷阱”。我们本以为多受教育几年，就能多赚点工资、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但实际上，这些岗位可能根本不需要高学历。当教育投资的回报无法匹配社会需求时，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只能接受与其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甚至“向下就业”。
“过度教育”这一现象听起来直观，但要讲透和解释其中原因是很难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如果要深入理解其成因和影响，就必须对这个“大而化之”的问题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我结合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把“过度教育”现象拆解成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精确描述问题：学术研究需要像数学一样追求精确描述。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存在“过度教育”，那就要问：学历从什么时候开始贬值？贬值的幅度有多大？具体到年份和比例会让问题更加清晰。比如，社会学研究表明，早在2013年，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就开始显著下降。
因果关联问题：学术研究还需要像化学一样拆解问题，并分析各元素之间的关联性。“过度教育”与“就业难”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但这是否会对其他社会问题产生连锁反应？教育学研究表明，随着“过度教育”现象的加剧，性别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承受的压力更大，工作满意度显著降低。
情境比较问题：学术研究还需要像历史学一样，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如果我们承认“过度教育”在中国普遍存在，那么是否有国家成功避免了这一陷阱？为什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示，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的国家更容易规避“过度教育”问题。例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为学生提供了直接对接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技能，减少了对学术型高等教育的过度依赖。而欧洲部分国家则与中国相似，同样陷入了“过度教育”的困境。
研究问题拆解的策略有很多，大缸学苑/宇凡老师在下月开讲的《寒假论文写作和发表训练营》会系统讲授，也会涉及使用AI工具协助生成可研究、可回答的子研究问题。这个训练营，还会带你拆解优秀论文、快速仿写出自己的论文。
谁也没有先见之明。
当学历贬值、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选择继续相信学历，告诉自己——“只要继续深造，就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
但是，随着大学扩招，确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优势正在缩小。我们来精确描述一下。2012年Jansen and Wu发表在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的文章指出：在1978年，中国人每增加一年的在校教育，收入就能净增长 2%。这个增长率一直保持增长趋势：1985 年为 3.5%，1990 年为4.5%，1995 年为 5.5%，2000 年为 6.6%，2005年为 7.7%。换句话说：如果十几年前你接受了更多的教育，那你绝对有超强的就业优势。
但是，2018年发表在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的一篇文章，经比较分析发现：作为大学扩招的初期受益者，2005年的大学毕业还是没上过大学的毕业生（如高中生）工资的2.02倍。但是，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缩小到了1.82倍，这说明随着大学扩招十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已经缩小了。
对比来看，虽然大学学历就业优势在缩小，但大学毕业生人数却连年增长。下面这张图是2010-202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从630万增长到1178万人，翻了将近一倍！换句话说：可能市场上早就不需要这么多大学毕业生了，所以学历才在贬值。但是人们还是没有办法，只能挤着考大学、只能靠这条路去翻身。
接着，我们来分析止“过度教育”的因果关联。其实，早在1970年代的欧美社会，过度教育的问题就发生了——个人受教育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了现有职业需求更新的速度。在当时，这也引起了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年轻人群体的担忧。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B. Freeman最早在1976年出版了《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Freemand教授研究了高等教育扩张时期（1967-1976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回报下降问题，指出要从教育程度和生产力、工资回报方面角度理解，并认为教育投入会存在上限。
接着，社会学家接力继续开始研究过度教育。最直接的研究是关于工作满意度和生产力：如果你都学到研究生了，再去做一线操作员，工作满意度会大打折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高学历人才做什么工作都能做得好，但实际不然。已经不乏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指出，在过度教育情况下找到的工作，由于人们对工作不满意，所以生产力并不会提升。
毕竟，人们上了大学，工作和生活期望就会提升，但市场并没有准备好给予相应的职位和尊重。
我们来看看韩国的案例就知道了。和中国类似，韩国的1980/1990年代，既是大学生教育回报率急剧下降的时期，也是大学扩招的时期。到 20世纪末，韩国几乎有 80% 的学生都能上大学了。但是，大学教育最直接影响了女性——很多女性第一次获得了高等教育的机会，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是，市场并没有给女性高技能人才很多岗位，结果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只得从事较低社会地位的工作，导致女性也对工作现状颇为不满，同时也浪费了社会人力资源，无法提升整体生产力。
同时，我们回答“过度教育的陷阱”也要有情境比较方法。我们要多看一个数据。
理解过度教育，不能光看后果，也不能光看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还要看不同国家的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之间的匹配关联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很少，但劳动力市场也没有那么多高技能岗位，那么过度教育也就不容易发生。但是，现在随着大学和硕博毕业生不断增长，市场上可能没有那些多提供高学历或各类专业岗位的工作，这时候你不得不”向下就业“，于是就容易导致过度教育问题。
因此，“高等学历、向下就业”，反映了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之间的匹配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做了这方面的测量和比较，可以看出欧洲有些国家已经是“过度教育国家”，但也有些国家已经避免了过度教育问题。
下面左右有两组数据。左边是欧洲各国中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分布。其中，淡色是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越排在上面的国家说明该国的大学生越多。右边是欧洲各国的高技能职位（深色）和低技能职位（浅色）的分布。越排在上面的国家说明该国需要低技能职位越多。
哪些欧洲国家是过度教育国家呢？以西班牙和爱尔兰为代表，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例较多（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但TA们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工人比例相对较低。
哪些欧洲国家避开了“过度教育”问题呢？以捷克和德国为代表，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例低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工人所占比例也低于平均水平。
奥地利是个反例——不用太多教育都能找到高技能岗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数据远远低于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但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工人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说明这个国家不太可能内卷，过度教育也不容易发生。
我们继续做情境比较，并且在比较中继续分析因果关联和精确描述。关于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那些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的国家，不容易产生“过度教育”问题。
在职业教育发达的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瑞士），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可行替代方案，因为职业教育直接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标准和分类，让你想过度教育也不太可能！
对比来说：高等教育中的那些专业门类（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无法对应到劳动力市场的行业，也难以实时动态调整。反过来，职业教育的专业门类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门类可以直接对应、及时调整，这样就容易解决“学习的技能用不上”的问题。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大学教授Valentina Di Stasio等人2016年在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分析了职业教育的差异如何影响了过度教育。
该研究团队发现，在职业体系薄弱的国家（如爱尔兰或爱沙尼亚），过度教育的程度更严重。但是，在职业体系强的国家，如瑞士、捷克，过度教育就不那么严重。
下图中，x轴是职业体系指数，y轴是过度教育年限。图中各个字母和方块，是各个国家，比如IRL是ireland（爱尔兰）。
不过，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就说职业教育全都有利于避免过度教育。因为谁来提供职业教育培训，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方面也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常喜欢研究的问题。
比如，在美国、英国这样职业教育体系不发达的国家也搞职业培训，但主要由雇主（而非国家教育体系）提供。所以，学生也没办法在找工作之前就习得很好的职业技能，最后还不得不卷高校的学历、通过过度教育的方式来找工作。但是，德国较好地形成了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的职业培训合作关系，又促进企业长期雇佣员工，激励企业向员工培训内部的、专用型的技能，才能够发挥职业教育的有益面向 
荐读文献：
Capsada-Munsech, Queralt. 2017.“Overeducation: Concept, Theor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Sociology Compass 11(10)
Di Stasio, Valentina, Thijs Bol, and Herman G. Van de Werfhorst. 2016. “What Makes Education Positional? Institutions, Overeduc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Jobs.” Research in SocialS 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3:53–63.
Hannum, Emily, Hiroshi Ishida, Hyunjoon Park, and Tony Tam. 2019. ‘Education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Postwar Expan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1):625–47.
Mok, Ka Ho, and Jiwei Qian.2018.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Youth Transition: Skills Mismatch, Informal Sector Jobs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31(4):339–52.
Peter Hall等编，《资本主义多样性》，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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