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刚刚结束了全国考研！今年，共有388万人报名参加考研。这一数字虽然仍然保持在历史高位，但
相较去年的438万减少了50万，连续两年下降
。这一变化是偶然现象，还是大学生开始对高学历的价值产生了怀疑？
在过去几年，考研人数持续飙升，一方面反映了“就业难”压力下学生对提升学历的期待，另一方面也让人不禁质疑：这场竞争究竟能否带来更好的结果？学历越高，真的越有优势吗？一些招聘广告上
“本科毕业月薪七千，硕士毕业月薪六千”
的戏谑场景无疑让人深思。
所以，
考研降温是大学生开始不相信教育回报了吗？
近年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正在陷入“过度教育陷阱”。
我们本以为多受教育几年，就能多赚点工资、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但实际上，这些岗位可能根本不需要高学历。
当教育投资的回报无法匹配社会需求时，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只能接受与其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甚至“向下就业”。
“过度教育”这一现象听起来直观，但
要讲透和解释其中原因是很难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如果要深入理解其成因和影响，就必须
对这个“大而化之”的问题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
。我结合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把“过度教育”现象拆解成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
精确描述问题：
学术研究需要像数学一样追求精确描述。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存在“过度教育”，那就要问：
学历从什么时候开始贬值？贬值的幅度有多大？
具体到年份和比例会让问题更加清晰。比如，社会学研究表明，早在2013年，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就开始显著下降。
-
因果关联
问题：
学术研究还需要像化学一样拆解问题，并分析各元素之间的关联性。“过度教育”与“就业难”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但
这是否会对其他社会问题产生连锁反应？
教育学研究表明，随着“过度教育”现象的加剧，性别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承受的压力更大，工作满意度显著降低。
-
情境比较问题：
学术研究还需要像历史学一样，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如果我们承认“过度教育”在中国普遍存在，那么
是否有国家成功避免了这一陷阱？为什么？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示，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的国家更容易规避“过度教育”问题。例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为学生提供了直接对接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技能，减少了对学术型高等教育的过度依赖。而欧洲部分国家则与中国相似，同样陷入了“过度教育”的困境。
研究问题拆解的策略有很多，大缸学苑/宇凡老师在下月开讲的《寒假论文写作和发表训练营》会系统讲授，也会涉及
使用AI工具协助生成可研究、可回答的子研究问题
。这个训练营，还会带你
拆解优秀论文、快速仿写出自己的论文
。
>> 想写出让导师和审稿人心动的论文？
点击了解👇
谁也没有先见之明。
当学历贬值、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选择继续相信学历，告诉自己——“只要继续深造，就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
但是，随着大学扩招，确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优势正在缩小。我们来精确描述一下。
2012年Jansen and Wu发表在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的文章指出：在1978年，中国人每增加一年的在校教育，收入就能净增长 2%。这个增长率一直保持增长趋势：1985 年为 3.5%，1990 年为4.5%，1995 年为 5.5%，2000 年为 6.6%，2005年为 7.7%。换句话说：如果十几年前你接受了更多的教育，那你绝对有超强的就业优势。
但是，2018年发表在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的一篇文章，经比较分析发现：
作为大学扩招的初期受益者，2005年的大学毕业还是没上过大学的毕业生（如高中生）工资的2.02倍。
但是，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缩小到了1.82倍，这说明随着大学扩招十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已经缩小了。
对比来看，虽然大学学历就业优势在缩小，但大学毕业生人数却连年增长。
下面这张图是2010-202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从630万增长到1178万人，翻了将近一倍！
换句话说：
可能市场上早就不需要这么多大学毕业生了，所以学历才在贬值。
但是人们还是没有办法，只能挤着考大学、只能靠这条路去翻身。
接着，我们来分析止“过度教育”的因果关联。其实，早在1970年代的欧美社会，过度教育的问题就发生了——
个人受教育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了现有职业需求更新的速度
。在当时，这也引起了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年轻人群体的担忧。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B. Freeman最早在1976年出版了《
过度教育的美国人
》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Freemand教授研究了高等教育扩张时期（1967-1976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回报下降问题，指出要从教育程度和生产力、工资回报方面角度理解，并认为
教育投入会存在上限
。
接着，社会学家接力继续开始研究过度教育。最直接的研究是关于工作满意度和生产力：如果你都学到研究生了，再去做一线操作员，工作满意度会大打折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高学历人才做什么工作都能做得好，但实际不然。已经不乏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指出，
在过度教育情况下找到的工作，由于人们对工作不满意，所以生产力并不会提升
。
毕竟，人们上了大学，工作和生活期望就会提升，但市场并没有准备好给予相应的职位和尊重。
我们来看看韩国的案例就知道了。
和中国类似，韩国的1980/1990年代，既是大学生教育回报率急剧下降的时期，也是大学扩招的时期。到 20世纪末，韩国几乎有 80% 的学生都能上大学了。但是，大学教育最直接影响了女性——
很多女性第一次获得了高等教育的机会
，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是，市场并没有给女性高技能人才很多岗位，结果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只得从事较低社会地位的工作，导致女性也对工作现状颇为不满，同时也浪费了社会人力资源，无法提升整体生产力。
同时，我们回答“过度教育的陷阱”也要有
情境比较方法
。我们要多看一个数据。
理解过度教育，不能光看后果，也不能光看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
还要看不同国家的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之间的匹配关联问题
。
试想一下：如果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很少，但劳动力市场也没有那么多高技能岗位，那么过度教育也就不容易发生。
但是，现在随着大学和硕博毕业生不断增长
，市场上可能没有那些多提供高学历或各类专业岗位的工作，这时候你不得不”向下就业“，于是就容易导致过度教育问题。
因此，“高等学历、向下就业”，反映了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之间的匹配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做了这方面的测量和比较，可以看出欧洲有些国家已经是“过度教育国家”，但也有些国家已经避免了过度教育问题。
下面左右有两组数据
。左边是欧洲各国中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分布。其中，淡色是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越排在上面的国家说明该国的大学生越多。右边是欧洲各国的高技能职位（深色）和低技能职位（浅色）的分布。越排在上面的国家说明该国需要低技能职位越多。
哪些欧洲国家是过度教育国家呢？
以西班牙和爱尔兰为代表
，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例较多（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但TA们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工人比例相对较低。
哪些欧洲国家避开了“过度教育”问题呢？以捷克和德国为代表
，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例低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工人所占比例也低于平均水平。
奥地利是个反例——不用太多教育都能找到高技能岗位！
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数据远远低于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但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工人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说明这个国家不太可能内卷，过度教育也不容易发生。
我们继续做情境比较，并且在比较中继续分析因果关联和精确描述。关于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那些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的国家，不容易产生“过度教育”问题。
在职业教育发达的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瑞士），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可行替代方案，因为职业教育直接反映了
劳动力市场的标准和分类
，让你想过度教育也不太可能！
对比来说：高等教育中的那些专业门类（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无法对应到劳动力市场的行业，也难以实时动态调整。反过来，职业教育的专业门类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门类可以直接对应、及时调整，这样就容易解决“学习的技能用不上”的问题。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大学教授Valentina Di Stasio等人2016年在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分析了职业教育的差异如何影响了过度教育
。
该研究团队发现，
在职业体系薄弱的国家
（如爱尔兰或爱沙尼亚）
，过度教育的程度更严重
。但是，在职业体系强的国家，如瑞士、捷克，过度教育就不那么严重。
下图中，x轴是职业体系指数，y轴是过度教育年限。图中各个字母和方块，是各个国家，比如IRL是ireland（爱尔兰）。
不过，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就说职业教育全都有利于避免过度教育。因为谁来提供职业教育培训，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方面也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常喜欢研究的问题。
比如，在美国、英国这样职业教育体系不发达的国家也搞职业培训，但主要由雇主（而非国家教育体系）提供。所以，学生也没办法在找工作之前就习得很好的职业技能，最后还不得不卷高校的学历、通过过度教育的方式来找工作。但是，
德国较好地形成了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的职业培训合作关系
，又促进企业长期雇佣员工，激励企业向员工培训内部的、专用型的技能，才能够发挥职业教育的有益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