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昆曲，起初，不是由于看演听唱，而是由于读《西厢记》和《桃花扇》等，觉得人物雅，辞句雅，有诗意。可是到北京之前一直没看过。30年代初来北京之后，一因为一直很穷，二因为精力的大部分放在故纸堆里，连当时大为流行的京剧也很少看。其时昆曲已经很不景气，现在回想，简直不记得哪里曾经上演过。大概是1931年的秋冬之际，记得由俞平伯先生主持，在崇文门外木场胡同广兴园演了一场昆曲。事前在北京大学课堂上向学生宣传，说主旨是扶持雅音。剧目主要是韩世昌主演的《钗钏记》。票向学生推销，记得是六角一张，随票奉送唱词一纸。我乐得有此机会，买了一张。这个剧场，过去没听说过，一生也只去这么一次。时间是下午，我去了。剧场地点偏僻，建筑和设备都破旧，光线阴暗，气氛冷冷清清。上座情况很差，至多不过是三分之一吧，集中在台前池子一带。看看，不少人面熟，想来都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蔡元培先生和吴瞿安（梅）先生都已不在北京，如果在，推想他们是一定来的。学校热心昆曲的人自然都来了，除俞平伯先生以外，其他都不记得了。韩世昌当然是扮柳鸾英。他天赋的细小身材，扮闺门少女，娇媚玲珑，简直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算来他那时候是三十三岁，足见功力深厚。
散戏之后，想到昆曲的现状和前途，感到很凄凉，时代风气的力量竟如此之大，简直是可怕。其后还看过韩世昌演什么戏，很怪，竟一点也不记得。但记得看过郝振基的猴戏，侯永奎的武生戏，白云生的生角戏，据理以推，总当是看过韩世昌的旦角戏。现在想来，其时我也是被时代之风刮得东倒西歪了，因为分明还记得看过马连良的《打渔杀家》，荀慧生的《钗头凤》，郝寿臣的《法门寺》，叶盛章的《巧连环》，萧长华的《蒋干盗书》，等等。
一转眼到了40年代晚期，友人曹君一次告诉我，昆曲完全没落了，韩世昌、白云生等生活无着落，白在某处摆摊卖纸烟，韩则变相卖唱。其时曹君在灯市口贝满女子中学教国文，因为课文中有曲，所以想请韩世昌来表演一次。不久就这样做了，我也参加，担任招待。大概是上午九点多吧，韩世昌来了，随着一个吹笛伴奏的。韩已经是半百之人，那个伴奏的也不年轻。我们招待他，奉茶，闲谈。韩朴实，温厚，没有一点曾是名演员的架子和习气。话题自然也转到昆曲的没落，大家都为此表示惋惜。问起为什么不改走其它的路，他说，他并不是不能演京剧，只是总觉得唱词太俗，没意思，所以甘心闲着。下一堂是国文课，算作讲曲的深化实化，听韩世昌演罢。实际是只唱不演，穿长袍便服，站在讲台上安安静静地唱，伴奏的坐在旁边吹笛。不化妆，不表演，一个半大老头子直挺挺地立着唱女声，效果自然不会好。唱了三四段，算作完课，即时送些车马费，送出校门，作别。此后就在没有见过他。
那次听过清唱之后，有时想到昆曲，心情总是很暗淡。韩世昌，艺高，人好，可是被时代的风吹倒了，想爬起来实在不易。到了50年代有了转机，“人力”十足，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人、地、钱，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一件大事的成败，用旧话说还要看“天命”如何，用科学的词语是，还不得不取决于时代的风气，再说明显一点，是还要看绝大多数年轻人爱好什么。我老了，很少到热闹场所去，听人说，近些年来，京剧上座的情况也不佳，而芭蕾舞、音乐会的票却难买。我想实况大概是这样。80年代初，江苏昆曲剧院来北京演唱，承北京昆曲界的老人物送来几张票，我去看，发现有名旦张继青的戏，上座的情况就好，没她，上座情况就差，远来的和尚尚如此，北方昆曲剧院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不出户而知之。这就是电视机前，只要放映的是旧剧种，不管是昆曲还是京剧，三十岁以下的人，尤其是二十岁以下的人，总是“望影而逃”。为什么？理，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风气像是一股水，它会流到哪里呢？但倒流的可能总是很小的。有时想到这些，不由得就想到韩世昌，想到他的所谓雅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过去的除了让它过去，还有什么办法呢？
摘自《负暄琐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