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秩序加速调整和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增加，权力转移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向上增长的时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23年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比重达58.9%，2000—2023年平均增速为5.2%，远超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以中国、印度、波兰、匈牙利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但从世界经济整体形势看，不少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特别是经济一旦落入下行周期，过程十分痛苦，甚至可能引发政治与社会动荡，消耗国家和社会资源，贻误改革良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济一度双位数增长，但因地缘政治冲突和政局动荡，经济陷入低增长，发展几乎停滞（见图1）。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或将面临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陷入“政局动荡—经济下行—社会失衡”的恶性循环。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Choice
图1 2001—2022年智利、
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GDP增长情况
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增长困境，亟需稳定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内政局，而当务之急是启动改革进程，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防止经济持续下滑带来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虽有较好的增长潜力，但增长波动往往较大，带有脆弱性。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成功推动国家转型，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一方面，切中了经济改革的“要害”，破解了产业转型的“瓶颈”，不断加快建立更高水平的经济体制，实现包容性增长；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竞争中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竞争优势，实现“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深化改革”的良性循环，不断拓展外部增长空间。发展中国家实现稳定可持续增长，首要的前提是保持政局稳定，依靠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社会就业与民生问题，并努力摆脱“债务陷阱”，推动财政金融改革，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财政和金融环境。
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表现在其依赖于资源、能源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低附加值和产业链底端带来的价值必然损耗大量的资源、人力和市场。例如，东南亚诸国及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国不具备中国这样庞大的内需市场，腹地有限，劳动力人口增速低，资源禀赋无法支撑其未来向更高阶段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一方面，传统制造业萎缩，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下降；另一方面，新型制造业发展滞后，科技创新乏善可陈，不少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技术陷阱”。早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由于在后期转向金融、科技领域，巩固了自身的发展定位，新加坡、韩国已经率先走出发展的困境，迈入高收入阶段，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他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面临更加复杂的全球化格局，以及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增长困境，一旦诱发动荡局面，其脆弱性将充分暴露。世界银行预计，2024年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将增长4%，低于2023年的4.2%。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临下行甚至停滞问题。以泰国和白俄罗斯为例，1991—2007年，泰国的GDP年均增速为4.9%，2008—2023年下降至2.3%；1997—2010年白俄罗斯的GDP年均增速为7.4%，2011—2023年下降至0.9%，经济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发展中国家存在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全球化分工和廉价的国际资本使发展中国家快速获益，但却未能及时推进改革或选择了错误的结构性改革。韩国、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模式，坚持发展制造业和创新产业。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石油危机爆发后，受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影响，迫于结构性矛盾的压力，错误地选择了进口替代模式和“举债增长”战略，导致债务加剧，经济濒临岌岌可危的境地。除了内部结构，外部因素也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贸易摩擦形成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迫使各国暂停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投资，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投资环境恶化。由于地缘政治动荡和贸易摩擦加剧，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定，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甚至出现“逆行”现象（见图2）。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与以往相比，跨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障碍，如人口迅速老龄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Choice
图2 2000—2023年孟加拉国、
埃及、伊拉克和苏丹人均GDP增长情况
部分发展中国家虽拥有一定的要素禀赋优势，但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也会制约经济增长。以越南为例。一方面，越南人口红利优势明显，但经济结构和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越南成长最快的加工制造业，主要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转移和外国厂商投资的加大，侧面反映了越南的人口红利效应。2016年以来,越南制造业发展迅速，全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但另一方面，越南的城镇化率仍较低，当前约为40%左右，相当于中国2005年左右的水平。尽管外来投资会给越南的工业化带来正向效应，但制造业仍处于低附加值阶段，主要是因为科研支出增长缓慢，科研强度相对较低。数据显示，2019年越南的科研投入占比仅为0.4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依赖资源禀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由于比较优势有一定的局限性，发展后期存在衰退性产业转移问题，容易导致内生动力不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会造成城镇化和工业化减缓。
劳动生产率低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转型迟缓的根本原因。相比城镇化率超过70%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等“智力城镇化”国家），城镇化率超过50%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南非、俄罗斯、巴西等“体力城镇化”国家）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拉开3倍左右的差距。国际清算银行（BIS）称，大量没有核实的“隐性”信贷也会削弱生产率水平。高企的债务抑制了投资，进一步削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反过来，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使得债务负担不可持续，进入恶性循环。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新兴市场债务规模已攀升至104.6万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7.1%,占全球总债务的比重由2022年的32.8%上升至33.4%。为此，需要警惕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按照IMF的报告估计，目前新兴市场有约237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违约风险。虽然过去两年阿根廷、巴西、印尼和土耳其偿债总量占GNI的比重逐步下降，但仍显著高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债务水平（见图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ind
图3 2008—2022年阿根廷、巴西、
印尼和土耳其偿债总量占GNI的比重情况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增长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外部形势的变化显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从内部来看，委内瑞拉、孟加拉国等国需要稳定国内政治局势，进一步推进体制变革，适应现代社会与民众发展要求，真正改善民生与社会发展环境，尽快促成社会内部和解，否则经济改革的成本代价将更高。就外部而言，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如何破解经济转型困境并融入“再全球化”面临重大考验。中国的经济转型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样本，即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巩固国内超大市场；另一方面，推动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积极拓展外部市场。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2.5%、28.9%。同时，中国的制造业投资特别是先进科技投资增长加速，加快形成“消费内需韧性+科技创新升级”的新增长模式。
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通常也面临货币错配的挑战。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发展中国家陷入“三元悖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会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挑战，必然面临国际游资的攻击风险，而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又会导致净外币资产和负债的不稳定。稳定汇率是经济全球化的名义锚。东亚国家由于自身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原罪”，只能以外币（主要是美元）进行借贷和投资，采取软盯住美元的政策，防止本币过度波动或贬值，但这也使其陷入了高储蓄困境。持续盯住美元，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或者恶化，就会出现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和资金流出的状况，而这种贬值的背后往往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有分析指出，大量借入后资本通常会流向高风险资产，一旦经济发生变化，违约风险便会积聚甚至放大，硬通货外债就可能导致“货币错配”，从而引发国际金融不稳定。发达经济体一旦开启降息周期，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形成巨大考验。
有研究指出，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即便银行制度设计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也会走向危机。因为虽然在金融自由化初期会出现比较快速的、低风险的经济增长，但随着外资银行竞争加剧和资本边际产出下降，银行为了利润而追求额外的风险，最后可能导致银行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便是典型案例。另外，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和贸易顺差带来大量外汇储备，是面对强势美元动荡的强心针。反观拥有庞大经常项目赤字的土耳其和阿根廷，在面对美联储加息收紧货币政策时出现汇率、股市大幅波动。统计显示，阿根廷比索是2023年全球贬值最严重的货币之一，按美元计算的累计贬值幅度达到78%，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并不是继续增加外汇储备，而是逐渐实施以本币计价的国际贸易政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掀起“去美元”浪潮，跨境投资和贸易的本币结算规模在不断扩大。
选择金融开放的时机非常重要，在不确定性因素剧增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政策可能并不是十分有效。1980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压力下迅速开启金融自由化，结果出现了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被迫宣布允许卢布自由浮动，卢布兑美元汇率从6卢布兑1美元猛跌至17卢布兑1美元，带来俄罗斯企业和银行的倒闭，经济全面衰退。2002年，阿根廷宣布放弃货币局制度，阿根廷比索下跌70%，社会与经济形势逐渐恶化。历史经验表明，金融自由化的成本很高，在风险管理成熟度不高的情况下，必须逐步实行自由化进程才能够避免陷入金融殖民主义。由于受制于美元外债占比过高等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可能将继续承压，陷入“滚雪球”的长期债务困境。2023年，阿根廷的存量债务规模为2859.5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44.6%。阿根廷已经多次延期偿付债务，未来如何跳出“债务陷阱”仍是未知数。
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源于其自身历史与政治，以及外部势力的渗透。“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成为原料、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来源地，借助出口导向和资本支持形成一定的后发优势。这种模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长期依赖外国资本驱动，加上不稳定的汇率与货币政策，很容易诱发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均遭遇严重打击。比较来看，波兰、匈牙利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共性。一方面，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改革保持连续性，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善于利用全球化红利，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化，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本国工业。反映在经济增长方面，2023年，波兰和匈牙利的人均GDP都达到2.2万美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3.9倍和3.8倍；同期，泰国和埃及的人均GDP增幅明显低于波兰和匈牙利（见图4）。2019年泰国的人均GDP达到7628.6亿美元，2023年则下降至7171.8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该国产业固化，改革进程较慢。同时，贫富差距过大引发政局和社会动荡，拖累了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Choice
图4 2000—2023年波兰、
匈牙利、泰国和埃及人均GDP增长情况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难度颇高，但却是“正确而难”的事。中国已然找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效益。据统计，2013—2022年，中国累计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2018—202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增至2.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1%。虽然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推行“脱钩断链”政策，但仍难以替代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2023年，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4.2%，连续7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但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身处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的特殊时期，外部循环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以越南为例，2023年越南出口金额为3561.8亿美元，同比下降3.9%，虽创造巨额顺差，但却是进口大幅下降的结果，呈现“衰退性顺差”的特征。欧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急剧变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局势动荡也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2023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7%，其中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分别下降8%和3%。
未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将处于经济增长困境与政治、社会结构变革并存的转型期，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无法弥合，而且可能会呈现出反复无常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寻求改革应尊重自身的历史与国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在推进经济改革和转型方面已经探索出成熟且独特的模式。一方面，坚持改革不动摇，在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持续深化改革，具有较强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坚持渐进性改革，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主要矛盾，循序渐进推动落实改革事项。当前，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旨在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和障碍，释放改革动力，焕发经济再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与信心。面对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复杂局势，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增长的困境，一方面，要立足本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高宏观政策治理水平，审慎运用财政赤字和货币政策，提振国内投资和消费信心，增强内生性增长动能；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再全球化新机遇，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推动区域自由贸易，有序推进市场开放，广泛参与有利于本国、本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国际循环，降低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文章刊于《银行家》杂志2024年第9期「经济观察」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