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专题回顾】贸易摩擦如何影响出口？

1. 美国贸易目的国结构

进口： 以2016年为例，美国进口货物来源占比超过10%的有三国：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总占比接近50%；其中， 占比超过20%的仅有中国一国。

出口： 美国出口目的国中，也是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占据前三，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占比都超过15%， 中国尚且不足8%。

也就是说，出口美国最多的中国却不是美国主要的出口国，因此，仅从进出口对比来看，中国是最明显的“靶机”。

这一点从美国主要对外贸易逆差占比来看的话更为明显：

贸易差额： 中国贡献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47% ，而超过5%的前4国家（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都是美国目前主要指责的贸易对象。

再从分解的出口产品结构来观察：

2. 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

美国的出口产品占比超过10%的有：

机电音像产品（占比25%）、车辆、航空器等运输设备（18%）、化工产品（11%），这三项合计达达53%。

中国的出口产品占比超过10%的有：

机电音像产品（占比42%）、纺织产品（12%），这两项合计达达54%。

可以发现，中美之间在最主要的机电音像产品上有明显重合，不考虑产品层次的话，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总结而言，中国并非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出口国，却是最大进口国，且对贸易产品从类型上竞争关系明显，中国是美国贸易差额的主要对象国，靶机的形象很明显，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存在很强的贸易战动机。

1.从贸易本质上来看——中美之间的相互贸易

回顾一下基本的国际收支公式：国内总储蓄-国内总投资=经常项目余额=-资本项目流入

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国内投资大于国内储蓄，其投资的资金支撑自然要依赖国外的储蓄，从贸易的角度而言，就必然进口更多的国外产品，形成经常项目的逆差。

美国储蓄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且在70年代末开始不断下行，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并且储蓄率在持续下降，在国际收支关系中必然沦为债务国，在贸易中对应的成为逆差国（ 从下图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储蓄水平跟国际收支情况的领先关系） 。 其国际收支矛盾的根源在于：国内异常低迷的储蓄水平无法支撑对应的投资水平。

而当美国依赖海外资金时，70-90年代的日本作为高储蓄率国家，自然成了盈余资金的输出国，在无形中成为了美国收支矛盾的中心；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作为主要的储蓄盈余国，又成了美国治理国际收支失衡的新目标。

2. 从贸易替代关系来看——中美对外贸易的竞争性

在产品具体的替代上来说，我们需要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由于这一指标涉及理论假设较多，因而计算偏差较大。

我们进一步采用更为宏观的思维去思考这一问题： 用美国出口增速和他国出口增速之间的关系来看是“同步变动”还是“替代变动”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考虑全球平均增速的影响，以防全球性贸易的扩大/萎缩带来对比关系的同向变动。

因而，我们用“美国出口增速-全球出口增速”对比“X国出口 –全球出口增速”，来探讨X国在出口上的超平均表现是否会挤占美国的对外出口：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德国贸易的超水平发挥才是美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威胁所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在近几年看来，有明显的“同步性”。也就是说 美德之间的出口才是相互“替代的”，中美之间是“互补的”，这也显然符合我们的观感，也解释了年初以来，特朗普的贸易战矛头为何率先对向欧、日。

因而，从实质上来看，美国的贸易差额并非由外部造成，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也是互补的，并不存在明显竞争。然而，由于表象上呈现出的竞争性，中国的出口又极易成为美国转移矛盾的“靶子”。

首先，从前述内容可以发现，由于中国并非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国，同时美国的出口产品结构集中度明显低于中国，可以说从贸易的角度，美国受到的冲击确实要小于中国。

再进一步来看：

中国目前进口的美国产品确实属于美国对外出口占比较高的品种，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美国主要的三项出口商品中，化工制品和机电制品在出口中国的结构中都在6%左右，只有运输设备项接近10%，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的筹码可能最主要的就是飞机、汽车这些运输设备，其他项目的反制对美国的损害的相对较小。

但需要注意一点：飞机、汽车行业集中度较高，在美国先行的政治体制下，其游说能力较强，因而虽然涉及面较小，但在工商利益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下，似乎也发动贸易战的阻力并不小。

因而总结而言： 中国并非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出口国，却是最大进口国；而且美国出口目的地结构相对分散，其主要出口商品中，中国的进口占比也相对较低，不考虑其他层次的博弈，中国仅从贸易角度的反制措施相对匮乏。

目前所担心的贸易冲突可能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传统的反倾销、反垄断和贸易制裁；（2）排他性的贸易协定/组织；（3）制造业回流；（4）以边境税为代表的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战”；（5）汇率操纵指控。

1. 传统的反倾销、反垄断、贸易制裁VS排他性的贸易协定

（1）传统的反倾销、反垄断和贸易制裁

这里就涵盖了本次的“知识产权问题”的摩擦，其中涉及的手段，市场近期普遍担心的是——贸易代表署（USTR）启用“301”条款：

该条款隶属于《1974年贸易法》，该方案贸易代表署（USTR）更大的贸易裁量和处置权力，而该规则更是直接赋予USTR单方面制裁贸易对象国的的权力。

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在美国动用301条款时，对应国家的总体出口以及对美出口情况，可以发现：

301 条款的动用并没有对对象国的对外贸易造成总体打击，甚至并没有对对象国对美国额总体出口造成“拐点”性的打击。

为什么这种“反倾销、反垄断和贸易制裁”的冲击不会太大？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

其一，简单而言，反倾销、反垄断打击的只是中国的个别行业，从历史数据来看，在中国受反倾销、反垄断诉讼最为严重的2012年，倾销诉讼涉及商品额度占总出口金额的比重也不超过1.5%；

其二，按照《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中国在遭遇反倾销、反垄断时要采用第三国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这一条于2016年12月到期，虽然欧美学术界和政界部分人士不同意将此理解为到期自动获取市场经济地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条款到期意味着，当遭遇倾销、垄断指控时，需要证明中国“非常经济地位”才能使用第三国， 举证责任的转移意味着，欧美想通过反倾销、反垄断指控限制中国贸易更为困难。

（2）排他性的贸易协定

在特朗普上任之前，最令市场担心的部分便是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为代表的排他性贸易协定，旨在重构WTO框架下的贸易格局，遏制中国贸易发展。

但随着特朗普在1月23日签署行政令退出TPP，该项计划趋于破产，而美国短期内重建一个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而这一方向的贸易压制宣告流产。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市场其实更为担心贸易摩擦以外的外需冲击——讨论最热烈的就是——制造业回流：

2. 制造业回流

“制造业回流”并非是新事物，实际上并非由特朗普提出，近期可以朔及的是：

2009 年，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 在各行各业中 只有制造业抗危机冲击的能力最强 ，对保持 经济稳定、保证就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塑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必须依靠制造业的振兴。

在此后的危机应对措施中，美国着力强化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出台了一系列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并推动“再工业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渐纠正过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问题。

从美国09年过后推行的结果来看，其贸易差额确实增速时有放缓，但是相比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持续大幅下跌，目前美国贸易差额收敛的速度明显放缓，因而，制造业回流并不能视为这一轮贸易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考虑到全球经济的下行背景，制造业回流造成的冲击影响并不显著。

前期这一轮“制造业回归”热烈探讨有两个原因，特朗普的减税预期+国内广为传播的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使得市场对于制造业企业加速回流美国有所担心。

其中，制造业成本核算的依据是201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文中使用了劳动力综合成本、电力成本、天然气成本和其他一项的数据来计算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此来衡量各国的制造业成本。

其中美国的竞争力指数为100，中国的竞争力指数为95。

但是这一数据明显有误：美国的前三项成本加总实际为20.8，指数处理的方法是在此基础上加上79.2，得出100；中国的前三项加总成本是16.4，处理的方法是加上79.2，得出95。

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绝对指数明显没有可比性，以此衡量的中国制造业成本达到美国的95%，结合美国税收优惠和运输影响，甚至会高于中国，明显不合逻辑。

实际上，可比的方法是前三项加总，可以发现中国的主要优势项是劳动力成本，主要劣势项是天然气成本，加总过后的结果是美国成本的80%。

再结合美国的税负相对优惠（各种算法存在争议），去掉运输成本，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总体上确实在逐步衰退。但是需要注意的几点是：

（1）低估美国成本，高估中国成本

① 上述劳动力综合成本低估了美国数值，因为其中包含较多白领薪水，而实际上美国蓝领工人的收入高达中国4倍左右；

② 上述天然气成本明显高估中国数值，因为美国天然气相对优惠，其能源消耗占比中，天然气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以煤和水电为主，以天然气衡量中国能源成本明显高估；

（2）忽视美国制造业工人供给能力

今年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讨论的一个热点是福耀玻璃在美国建厂，但是根据曹德旺的描述：“第一财经问：那你工厂两千多工人都怎么招来的？”“曹德旺：招的都是跟我年纪一样大的人。”

高龄化的制造业工人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的，同时，这还没考虑美国工程师数量的相对匮乏。

（3）忽视隐性优势

制造业企业生产存在集聚优势、规模效应，配套设施以及产业链也至关重要。这些优势难以在短期内一下打破。

总结“制造业回流”的影响，一是现在流传的媒体言论明显高估了美国的成本优势，忽视了回流存在的壁垒和中国的隐性优势，但是需要注意点的是，中美制造业优势差确实在缩小，但是目前就这一点探讨对中国出口的实质影响还为时过早。

3. “边境税”为代表的贸易战VS汇率指控

从历史经验来看，传统的贸易摩擦无法遏制来源于贸易优势的出口趋势，这一点从前期中国遭遇反倾销期间的出口增长，结合日本的经验都可以看出：

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对美国纺织品发动贸易限制，随后逐步到钢铁、汽车，直到全方面，但是日本对于美国的贸易优势始终在扩大，直到“广场协议”。

因而，如果说贸易摩擦给中国出口带来冲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汇率指控，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该手段的主动权在中国手中，而且随着联储缩表政策的诉求，其长期可持续性存疑）；或者是全面征收边境税，这意味着全面贸易战的展开，而且除非是单独针对中国展开，否则会遭受全球性的反制，这也是美国经济难以接受的（概率较低）。

那么总结几种贸易摩擦方式，我们认为： 传统的反倾销、反垄断冲击不大；排他性的贸易协定已经自废手脚，短期难以新建；制造业大规模回流尚不具备基础，即使发生也需要经历较长的投资期；需要担心的是汇率操纵指控和边境税这样大规模贸易战的开展，但目前来看，美国尚不具备全面开展的空间，可能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推出。

1.什么决定了贸易的趋势？

如果不考虑全面贸易战的展开，传统的贸易摩擦对贸易总体走势并无方向性的影响。

而实质影响全球贸易的决定性力量是——全球经济走势：

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看出， 全球经济走势跟全球的出口、中国的出口情况高度一致。

而具体到哪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出口拉动更为明显：

从出口占比来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美、欧以及东盟这三大区域的经济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