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是我们一生的潮湿”“如何区分优绩主义与努力上进”……你是否也曾听到年轻人们谈论这些话题？截至本文诞生时，“#优绩主义”已经在小红书获得了近2000万浏览量、10万讨论，在知乎获得了138万浏览量、2000+讨论。优绩主义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潜在问题？我们又如何看待它？
优绩主义一词出自哈佛大学Michael J. Sandel的著作
(图源网络，侵删)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优绩主义的定义。
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这样一套观念：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来决定[1]，有能力的、努力的人值得更高的地位和收入。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制，认可“能者多得”的原则[1]。
优绩主义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画面：人们不受出身背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每个人——无论起点高低——都可以通过才能与努力取得成功、向上流动，核心思想是“我们不应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得到奖励或受到阻碍”[2]。
这听起来多么令人振奋！
然而，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哲学家Michael Sandel指出：“优绩至上理想的阴暗面根植于其最诱人的承诺，即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自我的承诺。自我掌控与自我实现的承诺伴随着令人难以承受的负担。”[2]
如果个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财富与地位仅仅来源于才能和努力，那么胜利者很容易拥有强烈的【配得感】，“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2]，并相信他人的失败是咎由自取。这就造成了“精英的傲慢”。
实际上，我们很难完全排除“无法控制的因素”对个人的影响。例如，学生常常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班级，而不同班级教师的水平可能不完全一致——也许1班的数学老师比其他班级的水平更高、2班的语文老师水平更高，一段时间后，1班的数学成绩更好、2班的语文成绩更好，这时我们很难完全否认环境的影响、把学生成绩的差异全部归因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
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假如1班的一个学生在老师的影响下，对数学充满热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却没有这样认真地学习其他科目，最后导致偏科，那么这个学生的成绩看似是由自己的努力导致的，但其实ta的努力受到了环境因素的影响，此时ta应该对自己的处境承担多大责任呢？
这提醒我们，优绩主义思想深处隐含了一种矛盾：它希望一个人的收获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试图排除环境、机遇等不可控因素对个人的限制，却没有考虑“才能”和“努力”本身就可以被“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3]。
2024年，经济学顶刊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发表了经济学家Peter Andre的论文《Shallow Meritocracy》（《浅层的优绩主义》）[3]，探究了上述问题——人们如何对待【不可控的外界因素对个人努力的影响】？如果不公平的环境打压了一个人工作的积极性，那么ta应该为此得到补偿吗？
Andre通过在线平台招募了653名美国被试*（以下简称为“裁判”），告知他们：现在有2名工人在做一种简单重复的计件工作，他们可以自行决定自己要做几件，每做一件就将得到固定的一份工资，多劳多得。工人A的工资是0.5美元/件，工人B的工资是0.1美元/件，二人的工资是被随机分配的，也就是说，工资的差异是工人不可控的运气导致的。
*注：Andre还进行了一些后续实验以排除无关变量、探究认知机制和结果的可推广性，共招募数千名被试，样本的人口学变量反映了美国人口总体特征。
2名工人一共完成了50件工作，他们各自的工作量和收入如下（下表的7种情况按照随机顺序出现*）。比如，情境（1）中，工人A做了50件工作，收入是0.5 * 50 = 25 美元，工人B的工作量和收入是0；情境（2）中，工人A的收入是0.5 * 45 = 22.5 美元，工人B的收入是0.1 * 5 = 0.5 美元，此时我们可以观察到某种不公平——A的工作量占两人总工作量的90%，收入却高达两人总收入的98%。
*注：每个裁判总共评判了8种情境，其中，上表中的7种是由研究者假设的，而第8种是由真实的两个工人做出来的——研究者真的招募了一批工人来干活儿，并给他们随机分配0.5或0.1美元的计件工资。绝大多数裁判以为8种情境都是真的。数据分析仅采用7种假设情境。
裁判的任务是：在每一种情境中，决定如何重新分配2个工人的收入——当然，也可以选择维持原状。
这里，研究者操纵了一个关键的自变量：一半裁判被分配到控制条件，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工人在结束全部工作后才知道自己的计件工资是0.5还是0.1；另一半裁判被分配到实验条件，得到的信息是：工人在工作开始前就知道自己的计件工资。
二者的差异是：实验条件工人的努力程度会受到不可控的环境因素，即计件工资的影响——知道自己每件能赚0.5美元的工人A将有更高的积极性，而不幸被分配到每件0.1美元的工人B积极性将会受挫*；控制条件工人的工作量反映了他们本人在基线（没有受到激励或挫折）条件下的努力程度。
*注：裁判们能想到这一点。在补充实验中，裁判估计实验条件的工人A愿意做的工作量是B的3.46倍，即，他们知道环境会有力地影响工人的努力意愿，并没有犯“基本归因错误”。
结果，裁判们是这样重新分配二人工资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裁判们总体上倾向于把A的工资分一些给B，使二人的收入与工作量大致成正比。例如，如果B做了10%的工作，那么经过重新分配后，ta的收入也大约是二人总收入的10%，而不再是分配前的2%（虚线所示）。
更重要的是，统计分析表明，控制条件（图中红色）与实验条件（图中黄色）的结果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假如B做了10%的工作，那么实验条件的裁判并不会考虑“B不幸被分配了很低的工资，这损害了ta的工作积极性，假如B的运气像A一样好，那么ta原本可能做得比10%更多，所以我要额外补给ta一些钱——比10%更多的钱。”
上面这个思路涉及了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也就是设想【原本可能发生但实际未发生】的事件，它可以用“如果….那么…”的形式来表达[4][5]：如果B的运气好一些，那么ta可能会更加努力。这就像是想象一个“平行时空”发生的事情。
Andre发现，反事实的不确定性是一部分裁判不愿意额外补偿B的原因：在后续实验中，314个裁判被明确告知“B在工资和A一样高的时候，会完成像A一样多的工作（即，总工作的50%）”，这个信息消除了反事实的不确定性，结果有一部分裁判就愿意给B更多的补偿了。
比如，下图的情境是B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完成了30%的工作，并且裁判得知B在“平行时空”会完成50%的工作。此时，裁判们在30%的试次中会给B分配50%的工资，35%的试次中仍然只给B分配30%的工资，还有约15%的试次不进行再分配，而是维持现状（B获得总收入的10%左右，A获得总收入的90%左右）。
Andre指出，以上几种分配方式反映了裁判们对“公平”的不同理解：
一些人的原则是“实际选择的优绩主义”（actual choice meritocracy）：他们根据个体实际做出的选择和努力来分配收入，而不考虑选择是否受到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也不考虑个体在反事实条件下会作何选择。在实验后的开放性问题中，他们这样解释自己的决策：“虽然我知道B在工资更高时会完成50%的工作，但ta毕竟没有真的这样做，所以不该把真正做了工作的A的收入分给B。”
另一些人的原则是“可比选择的优绩主义”（comparable choice meritocracy）：他们倾向于根据人们在“可比较的”条件下的选择来分配收入，比如，根据两个工人在反事实条件的工作量来分配收入。他们认为：“B完成的工作少，但那只是因为B被随机分配了较低的工资，这不是ta自己能够控制的。A的高收入和努力也是运气导致的。所以我决定平均分配。”然而，他们只在有确定的信息表明“B在反事实条件下会像A一样努力”的时候——这种确定的信息在真实生活中很少见——才会平均分配收入，而在反事实不确定的条件下，他们的表现就像“实际选择的优绩主义者”一样。
Andre根据一系列实验数据建立了模型，推算出：（基于美国样本的）人群总体中约有40%的“实际选择优绩主义者”，28%的“可比选择优绩主义者”，16%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对应的是实验中从不重新分配、始终接受不平等现状的一些裁判），15%的“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对应的是始终把工资平分给A和B的裁判）。
Andre后续还设计了几个更贴近现实的情境——例如，有一个人（A）成长在精英家庭、接受了优质教育、一直被教导“天道酬勤”，另一个人（B）成长在贫困家庭、未接受良好教育、一直被灌输“努力无用论”，结果A比B工作勤奋，收入也更高——然后让1222名裁判决定是否把A的收入分一些给B。实验结论与“计件工资”情境类似。这个例子中，虽然只有27%的裁判认为AB两人【生长在不同环境】这件事是公平的，但是高达82%的裁判认为两人最终收入的差异是公平的。
研究者总结：由于（1）“实际选择优绩主义”的信念，或（2）反事实的不确定性，大多数人倾向于让工作者的收入正比于努力程度，而不考虑环境和运气对努力程度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说，优绩主义表面上希望“人们不该为不可控的环境承担责任”，最终的决策却是“人们为环境影响下的选择付出代价”，这体现了优绩主义逻辑的一种深层矛盾。
现在，你如何理解这篇论文的标题《Shallow Meritocracy》呢？
Andre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浅层的优绩主义”：
一方面，它是自相矛盾的，并且会对处境不利的人造成双重伤害——这些人不仅要承受糟糕的环境或运气带来的阻力，而且假如他们在环境或运气的影响下失去了奋斗的动力，或者没有发展出良好的能力*，那么他们还会被指责为懒惰或无能。
*注：才能（智力、知识、技能等）像努力一样，也会受到诸多先天后天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浅层的优绩主义”可能是人们向现实做出的必要妥协。毕竟在现实中，我们能知道一个人的行为，却很难明白有什么力量推动或阻碍着这个行为；我们能了解一个人的现状，却很难看见这个人来时的路。在这个可获取的信息十分有限的世界上，认为人们应当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承担责任*，也不失为一条简单实用的规则。
*注：这涉及到一些古老而困难的哲学问题——我们的选择和行动究竟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被决定的？又或许，自由与决定论是相容的？如果我们的行为某种程度是被决定的，那么我们该不该为其承担道德责任？这些内容超出了本文能够讨论的范围，不再详述。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尤其是处境不利的人？一些学者的话也许能给我们提供启示：
Sandel提出，我们决不能“把物质上的成功解释为道德应得性的标志”，影响成败的偶然因素（天赋、机遇、环境的助推…）并不是任何人理所应当“配得”的，我们需要保持谦卑，与其他社会成员团结在一起，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2]。
心理学家、社会改革者John W Gardner也指出，“成就不应与人的价值混为一谈”，对一个人的尊重，不应以ta的成功为前提[6]。
而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引用了斯宾诺莎的格言，以一种简洁而深刻的方式回应了这个问题[7]：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我们站在山顶上，可以感慨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时，请不要轻视正在攀登的人，为了到达山顶，他们的付出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