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这是古代的文人墨客对钧窑瓷器变幻莫测的釉色的赞誉。

钧窑与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窑址位于河南省禹县（今河南省禹州市）。禹县在夏代少康时曾为夏都，称为“夏邑”；在战国时曾为韩都，称为“阳翟”；在秦汉时为颍川郡的治所；在金代禹县归钧州管辖，故称“钧窑”。 禹县境内有古“钧台”遗迹，相传是夏禹受封之地，夏启曾在此大会诸侯，建立夏朝，金代因此而设立钧州[1]。

北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高32.6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21厘米。

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鼓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塑贴条形方棱，俗称“出戟”。通体施月白釉，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造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露出黄褐色的胎体。圈足内壁刻有数字“三”。此尊风格古朴庄重，为宋代宫廷使用的陈设用瓷。宋钧传世品以各式花盆和盆托最为多见，出戟尊较少见，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10件左右。

20世纪6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两度前往河南禹县进行考古调查，并在70年代组织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 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最终确定钧窑始烧于北宋，在金、元继续烧造，并兼烧白地黑花和黑釉瓷，其中禹县的八卦洞遗址和钧台遗址被确认为北宋宫廷烧造御用瓷的窑场。 目前在禹县境内已发现宋、金钧窑遗址100余处，并且向四周扩展，南起河南临汝、峡县、新安、鹤壁、安阳、林县、浚县，北起河北磁县、山西浑源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形成了一个遍及华北大地的庞大的钧窑系[2]。

北宋钧窑天蓝釉鼓钉三足花盆托

高11.5厘米，口径25.2厘米，足距16.5厘米

器口内敛，浅腹，坦底，以三云头形足相承。近口沿处凸起一周弦纹，外口下及近底处各有鼓钉纹一周，上为23枚，下为19枚。外底有一周支钉痕，刻有数字“一”及清代造办处所刻“养心殿”“长春书屋用”款识。通体施天蓝色釉。这件天蓝釉鼓钉三足花盆托在造型、釉色上堪称宋钧中的上乘。

从唐代河南鲁山、郏县、禹县、内乡等地生产的花釉瓷，以黑色和月白两色交融，釉色互相渗透的装饰特点来看，钧窑很可能是在唐代花釉瓷的基础上进一步创烧而成。 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试，钧窑的烧造温度在1250～1270℃之间，是在还原气氛中烧造而成的[3]。

北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高15.8厘米，口径22.8厘米，足径11.5厘米

花盆呈六瓣葵花式，折沿，沿边起棱，深腹，圈足。内外施釉，口沿以内呈灰蓝色，外壁呈玫瑰紫色，口沿下流釉，凸棱处釉薄呈酱黄色。外底呈深浅不同的酱色，有5个圆形渗水孔，刻有数字“七”及清代造办处所刻“建福宫”“竹石假山用”款识。这件花盆造型优美端庄，曲线起伏婉转，器里的灰蓝色釉与外表的玫瑰紫釉相映成辉，宛如一朵盛开的葵花，令人回味。器底清代造办处的刻字，表明了这件花盆在清宫中的具体用途。

同时， 钧窑又在唐代长沙窑的基础上进一步创烧出以氧化铜、氧化钴等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造出红色、天蓝色、月白色等丰富多彩的釉色。 由于釉料中含有少量的铜，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通体天青色与紫色交相辉映的玫瑰红色。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钧窑的釉面是典型的二液相分相釉，釉面中分布着细小的富含二氧化硅的液滴状玻璃分散相，能够分散短波光，使得釉面呈现出美丽的蓝色乳浊状效果[4]。

北宋钧窑玫瑰紫釉长方花四足盆

高15厘米，口径20—16.5厘米，底径13.4—10厘米

花盆呈长方形，折沿，斜直壁，平底，四角有足。通体施天青色和玫瑰紫色釉。外底施酱色釉，刻有数字“十”。这件花盆造型古朴大方，釉色典雅润泽，是一件备受青睐的艺术珍品

北宋钧窑的釉层肥厚，晶莹匀净，有明快的流动感。釉色以天蓝色为主，红釉与天蓝釉融为一体，通过窑变产生绚丽多彩的月白色、玫瑰色、丁香紫色等不同的色调，厚重鲜艳，青若蓝天，白如美玉，紫胜葡萄，红似牡丹，青蓝错杂，红紫掩映，宛如夕阳西下之时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交相辉映。色泽自然成趣，赏心悦目，典雅大方，恰似“月夜望星空，晖晕自然成”。 纵横流淌的釉色组成各种奇异的画面，如诗似画般动人，鬼斧神工又浑然天成，或如高山云雾，或如峡谷飞瀑，或如星辰满天，或如翠竹生烟，或如激浪飞舟，真正达到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无穷意境[5]。

北宋钧窑天蓝釉红斑花瓣式碗

高4.8厘米，口径9.5厘米，足径3.5厘米

碗呈花瓣状。口内敛，器里凸起、器外凹进10条棱线，将碗自然分成十花瓣形，圈足。通体釉色为天蓝色，其上显现几块紫红斑块，上有铁质斑点结晶。此碗造型别致，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妩媚多姿。蓝、紫相间的釉色，又如同天空中飘浮的彩云。

197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对河南禹县的八卦洞遗址和钧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北宋宫廷陈设瓷的残片，其造型、釉色、工艺及器底部数字等均与清宫旧藏的宋钧陈设瓷的特点相同，突出器物的审美情趣，体现出雍容浑厚的气度。在这些器物的底部往往刻有“一”到“十”的数字，其中编号越小尺寸越大，编号越大尺寸越小，这些数字实际上是表明器物大小的规格。总体而言，北宋钧窑器物的造型端庄典雅，线条简洁明朗，风格古朴文雅，烧制技艺娴熟，常见有花盆、花托、瓶、洗、杯、尊、碗、盆、盘、壶、炉等。

北宋钧窑在烧造时由于釉层特别厚，所以器物在上釉前往往先素烧然后再施釉，这使得器物施釉后会在釉面上出现裂纹、缩釉、棕眼或细小的颗粒状黑疵斑点，特别是在器物的口沿及边棱凸起的部位会出现米黄色的不规则的流动状的“蚯蚓走泥纹”。蚯蚓走泥纹实际上是釉层在干燥或烧造时发生干裂，随后又被黏度较低的釉流入空隙填补裂纹而形成的。蚯蚓走泥纹仅见于北宋钧窑的器物，在金代和元代钧窑产品中不见，而清代的仿钧釉器往往是以开片来代替蚯蚓走泥纹。

北宋钧窑在烧造时往往施满釉，在圈足底部施酱褐色釉，俗称“芝麻酱釉”。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这种芝麻酱釉实际上是乳浊状的天蓝釉，只是因为釉层较薄，与器物的胎色相互交融而呈酱褐色[6]。由于器物施满釉，故多采用支钉支烧技法，支钉痕小而满密，在大件器物上往往会留有数十枚支钉的痕迹。

钧窑在金代和元代继续烧造，但产品质量明显下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北宋钧窑那种融溶于一体的玫瑰红色，在金代和元代已经不复出现。 金代是在天蓝色或月白色的釉面上加饰红斑，红斑的边线不清晰，有逐渐晕散交融的感觉。 元代则比金代更加退步，加饰在天蓝色或月白色的面上的红斑，边线清晰，没有晕散的效果。

金代钧窑天青釉胆瓶

高27.8厘米，口径3.4厘米，足径6.7厘米

胆瓶呈小口微敞，口沿钤铜扣，细长颈， 胆形腹，腹部下垂。通体施天青色釉，釉 质莹润晶亮，釉面有细小的开片，施釉至圈足。

第二，北宋钧窑釉面上的蚯蚓走泥纹，在金代和元代已经不复出现。金代的釉面多有开片，元代的釉面多有棕眼和气泡。

第三， 北宋钧窑的釉汁肥厚，呈乳浊状，隐约间充满朦胧感，这种含蓄凝练的质感在金代和元代已经不复出现。 金代和元代的钧窑，釉面滋润，玻璃光泽强，无朦胧感。

元代钧窑天蓝釉紫红斑梅瓶

高39.3厘米，口径3.8厘米，足径7.2厘米

梅瓶呈小口，圆唇，短颈，肩以下渐 敛，圈足。盖为覆杯形，盖沿及盖内壁下 半部无釉。灰白色胎。通体施天蓝釉，釉 层棕眼较多，流釉现象明显。盖及瓶腹均 涂抹紫红色斑。此件梅瓶在天蓝色地釉上 施紫红色斑块，犹如片片彩霞，赏心悦 目。元钧中的梅瓶较为少见，因此这件带 盖的元代钧窑梅瓶殊为难得。

第四，北宋钧窑通体施满釉，胎釉结合紧密，胎釉的结合处整齐，流釉现象较为少见。 金代和元代钧窑，胎釉的结合处边线不整齐，有明显的流釉现象，俗称“鼻涕釉”。

第五， 北宋钧窑的器物多施满釉，采用支钉支烧工艺成型，所以器身留有支钉痕。 金代和元代采用垫饼垫烧工艺成型，垫饼的直径大于器物的圈足。金代钧窑有部分器物仍采用支钉支烧，但支钉在烧造时常与器物粘连在一起，烧成后直接敲掉，故支钉痕很大且高低不平。

第六，北宋钧窑的胎体淘洗精细，胎色呈浅灰色。金代钧窑的胎质细腻紧密，胎色呈浅灰色或米黄色。 元代钧窑的胎质明显粗松，胎壁较厚，盘碗的底心凸起。

第七，北宋钧窑以釉色取胜，玉润深厚，有“五光十色润如玉”的赞誉，体现出飘逸空灵的艺术魅力。 金代钧窑与北宋相比，釉色明显略逊一筹，仅表现出斑斓夺目的装饰效果，而元代钧窑则直接以贴花装饰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不再重视釉色的变化。

明清以来，仿钧窑产品一直不断，明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记载到：“若均（钧）州窑，有朱砂红、葱翠青俗谓莺歌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近年新烧此窑，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7]高濂将北宋钧窑的釉色、品质、特征等描述得极为详细准确，并指出了明代烧制的仿钧窑瓷器的不足之处。

清代仿钧釉海棠式花盆

高8厘米，底部刻有“雍正年制”四字二行篆书款。花盆呈海棠式，敞口，折沿，深腹下斜，平底，底部承以四个如意云头足。釉色红、蓝相间，釉面自然流淌。

在清代，景德镇官窑曾奉雍正皇帝旨意仿烧钧窑瓷器，成绩斐然。据《清档》记载，1729年雍正皇帝派唐英前往江西协助年希尧监理景德镇官窑瓷器生产。 为了仿烧出钧窑瓷器，唐英特意派遣吴尧圃前往河南禹县学习钧窑的配方、制法和技术，最终在1730年仿制成功。 但是，清代烧制的仿钧釉器多是模仿宋代钧窑的釉色，但器物造型、制作工艺等整体风格仍然具有清代的特征。

清代烧造的仿钧釉器在以天蓝色为基调的釉面上，施以红色的斑块。 红釉呈星星点状密密地喷洒于天蓝色底釉上，且不完全覆盖底釉，红蓝分明，淡青色与浅紫色的斑块相互融合，仿钧但不完全似钧，艺术风格独特，装饰效果极强，达到了以简单的釉色来增加器物美感的装饰效果。制作工艺精湛，足以乱真，造型丰富，常见有天球瓶、太白坛、菊瓣式执壶、菱花式盆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