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聊了《
人民军队的武器进化史
》，这篇再来
聊聊解放军进藏的事，从一个小的角度看看教员的地缘战略、解放军的战术布置、以及新中国收复国际势力干涉地区的节奏。
山西东南部的长治、晋城地区，因为地势高昂，古人便以“地极高，与天为党”的寓意，命名为“上党”。
在乱世争霸的时候，哪方势力得到上党，便能通过“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白陉、太行陉，威胁河北、山东、河南的安全。除此之外，山西汾河流域的临汾、太原也在上党的兵锋之下。
战国时期，秦、赵爆发的长平之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夺上党，争夺定鼎中原的战略主动权。
而在整个亚洲东部的范围内，青藏高原也有类似的地理优势。
仅从地势高低来看，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周围的四川平均海拔2598米、甘肃河西走廊的平均海拔1500米、新疆的平均海拔不足1000米，恒河平原的平均海拔最低，仅有10米。
可以说，
青藏高原就是亚洲东部的上党，哪个国家拥有青藏高原，就拥有了亚洲东部的战略主动权。
早在唐朝初期，吐蕃的松赞干布就不断侵扰四川、甘肃等地，并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利用青藏高原的地理优势为吐蕃争取利益。
百余年后，吐蕃趁唐朝爆发安史之乱的机会，逐渐吞并了大片唐朝国土，把东至陕西凤翔、西至新疆葱岭、北至内蒙古额济纳、南至喜马拉雅山的土地都纳入治下。
这是吐蕃的极盛时期，也是青藏高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历史阶段。
到了明朝成立以后，朱元璋鉴于吐蕃侵唐的教训，以及明朝经略西北的需求，做了两手准备。
其一是命使者深入青藏高原，招抚元朝册封的帝师、法王等实力派。
在明朝的招抚下，公元1373年2月，乌斯藏摄帝师
喃加巴藏卜
抵达应天
（南京）
，被朱元璋册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举荐的60人，朱元璋也分别授予官职。
随后，朱元璋设立朵甘指挥使司、乌斯藏指挥使司、两个宣慰使司、一个元帅府、四个招讨使司、十三个万户府、四个千户所，用来封赏喃加巴藏卜等实力派。
朱元璋设立这两个指挥使司，其实就是以“众建诸侯少其力”的手段，拆分青藏高原，用陕西和四川制朵甘、用朵甘制乌斯藏。
公元1377年，朵甘和乌斯藏的一些部落酋长不安分，经常抢劫朝贡明朝的使者，于是朱元璋命征西将军邓愈、副将沐英统兵西征，一路追至昆仑山，斩杀并俘虏万余人，缴获牛羊马十余万头，号称“西略川藏，耀兵昆仑。”
次年，沐英继任征西将军，统帅副将王弼和蓝玉再次西征，“拓地数千里，俘男女二万，杂畜二十余万。”
经过这一番文攻武略，朱元璋基本把青藏高原纳入治下。
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把这一治藏策略发挥到极致。
公元1720年，为了削弱准噶尔汗国的实力，康熙皇帝命定西将军噶尔弼、副将岳钟琪统兵进入拉萨，清朝开始实控西藏。
公元1723年，年羹尧和岳钟琪平定青海叛乱，次年，雍正皇帝设立青海办事大臣。公元1728年，雍正皇帝设立西藏办事大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共同处理西藏事务。
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设立噶厦制度，以“三俗一僧”等四位噶伦，负责西藏的日常行政事务，但每件政务都需呈送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经批准后才能施行。
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创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活佛转世必须朝廷批准，未经批准不能擅自转世。
乾隆皇帝的两项制度，给清朝用政、教两种方式治理西藏，铺平道路。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
中国王朝很早就认识到西藏的重要性，付出巨大的代价，把西藏带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经过长达四百年的探索，明清两朝也摸索出一套治理西藏的可行办法。
所以，西藏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是中国国防不可缺失的一环，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
仅仅是平均海拔4000米和10米的数字对比，就能证明，
西藏就是印度的天险门户。
如果不能控制西藏，恒河平原就没有安全可言，印度就像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北宋一样，时刻提心吊胆。
而一旦夺取西藏，印度便能和辽国威胁北宋一样，随时威胁中国内地的安全，确立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主动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殖民印度以后，便开始征服缅甸、马六甲海峡、伊朗、阿富汗等地，建立起横跨东南亚、波斯湾的英属印度。
巩固了印度的基本盘，英国又向西藏渗透，并于1904年入侵拉萨。清朝为了不得罪英国，被迫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承诺不允许其他国家进入西藏，英国为照顾清朝的面子，则承诺不正式侵占西藏。
虽然两国罢兵言和，但清朝没有能力驱逐英军，
这份条约，事实上承认了西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1923年，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爆发冲突，九世班禅感觉人身安全没有保证，便离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经甘肃逃往内蒙古，随后到了北京，和民国大总统曹锟会面，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
此后，九世班禅游历了山东、南京、上海、杭州、甘肃等地，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授予的“西陲宣化使”职务，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圆寂。
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以及和达赖喇嘛的矛盾，决定了班禅亲近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
相较而言，
常年留守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和英国殖民者的感情更深，在西藏的世俗利益更重。
无论是保护世俗利益，还是决定西藏的走向，他们都更愿意追随英国殖民者。
以上的国际大气候和西藏小气候，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历史大事件。
1949年7月，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过“扶郿战役”，基本解放陕西，兵锋直指兰州。
听到这个消息，
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担心解放军进藏，便驱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驻藏代表，开始谋求所谓的“西藏DL”，
并向印度讨要武器装备，武装训练了一部分藏军。
而十世班禅听闻解放军西进，立即派人到西宁打探消息，得知我党有“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的政策以后，
十世班禅
亲自到西宁，和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见面，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10月1日，教员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
他们分别向英国、美国、新中国发电，表达了坚决维护独立的态度，要对解放军进藏部队做出毫无保留的抵抗。
这种态度，其实就是出卖祖国的利益，以带领西藏倒向英美为条件，换取英美向新中国施压，进而维护他们统治西藏的政治权利、盘剥农奴的经济利益。
新中国刚刚成立，事务非常繁重，但教员和朱老总仍然抽出时间，
斟
字
酌
句的给十世班禅复电。
十世班禅非常高兴，认为这是教员和朱老总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承认了他的合法地位。
经此一事，十世班禅感觉自己做对了，更坚定的站在新中国一边。
事情走到这一步，新中国要解放西藏，就不像明清一样简单了。
一方面，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以英美为靠山，新中国要解放西藏，就必须寻求苏联的支持。
于是在1950年1月，教员访苏期间和斯大林提议，把苏联援助的空军团交给刘伯承，用来解放西藏。斯大林同意了教员解放西藏的意见，但空军团是否调到西南，还需要再商议。
西藏的海拔高，藏军的实力弱，能否用到空军还不一定，所以教员没有在空军团的问题上纠缠。在他看来，斯大林支持新中国解放西藏，新中国在外交层面不是孤立无援，足够了。
另一方面，既然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投靠英美，那么他们能走到哪一步，英美是否直接出兵，都是未知数。一旦他们宣布“西藏DL”，并得到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承认，再想解放西藏就麻烦了。
新中国必须速战速决，在他们造成“独立”的事实以前，派解放军进驻西藏，造成解放西藏的既定事实，才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上风。
总而言之，
解放西藏不仅是新中国的内部矛盾、巩固国防的重要环节，更是美苏争霸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博弈的一部分、百年来中国反抗殖民压迫的一部分。
尽管解放西藏的核心要求是“快”，但教员并没有一味求快，而是极力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保持自己的节奏感，稳中求快。
自从斯大林表态支持新中国解放西藏，1950年1月2日，教员就在莫斯科发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
（西南军区）
为主、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
（西北军区）
为辅，准备进军西藏。
根据教员的命令，半月后，西南局决定以驻四川的第18军、驻云南的第14军42师126团执行进藏任务，并成立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第18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委谭冠三为副书记。
1950年5月，教员又给西南局做出指示：“只要西藏方面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次月，西南局拟定了针对西藏的十条政策，包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实行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制度不变、西藏人民提出要求时再进行社会改革等等。
原本“和平解决”是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但西南局派出代表赴拉萨谈判的时候，西藏的噶厦政府杀害了前去联络的工作人员，阻断了“和平解决”这条路，然后把三分之二的藏军调到昌都，共计8000人。
曲靖是云南的门户，汉中是四川的门户，潼关是陕西的门户，同样的道理，
昌都就是西藏的门户要地。
噶厦政府把藏军主力调往昌都，显然是不接受和平谈判，要武力对抗新中国。
既然如此，教员便放弃和平谈判，命令进藏部队专心备战，以武力解决问题。
西藏的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环境复杂，备战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在这个过程中，教员没有一句催促，而且要什么给什么，尽最大的努力满足进藏部队的精神、物资需求。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
进藏部队的第一个困难，其实是恐惧心理。
第18军源自抗战时期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成都战役，全军共2.96万人。
但就是这么一支转战千里无敌手的部队，解放成都以后，普遍滋生了享乐思想，不愿意再过苦日子，现在听闻要进藏，很多官兵都有抵触情绪。而且对于内地来说，西藏一直笼罩着神秘色彩，部队官兵不知从哪听到一些神神叨叨的谣言，内心有些恐惧，害怕进藏。
部队出现这样的情绪，是不可能进藏的，于是张国华和谭冠三做了三件事——
1、教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张国华和谭冠三就用“两个务必”教育全军官兵，要求他们服从中央的指示。
2、评选渡江以来的模范功臣，借此激发全军官兵的英雄主义气概，鼓励他们再立新功。
3、在誓师大会上，张国华背着年仅三岁的女儿上台，表态要带着女儿一起进藏，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谭冠三则说：“这次出征，如果我为国捐躯了，请同志们一定把我埋在西藏。”
正是通过这三件事，第18军官兵才消除畏难情绪，决心进藏，为新中国再立新功。
进藏部队的第二个困难，是对西藏很陌生，不知进藏工作从何处着手。
针对这个问题，张国华和谭冠三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号召全军官兵学藏文和藏语，并邀请熟悉西藏的人士举行座谈，得到任何有用的内容，都要总结成文，向全军官兵宣传。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西藏，他们还
成立先遣支队，奔赴甘孜、巴塘等地，调研西藏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调研结果同样要总结成文，向全军官兵做宣传。
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第18军官兵就对西藏有了基本的了解。
在这样的基础上，
张国华和谭冠三又
带领
官兵
进行了雪地战斗、森林战斗、
骡马保护、
高原疾病防治等训练
，
为进藏做了
充分的技术准备。
那时进藏的起点是雅安，但因为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导致雅安到甘孜没有公路、甘孜到昌都没有公路、昌都到拉萨更没有公路。
没有公路就不能运送物资，战役无法展开，即便第18军强行进藏，也会因为缺乏物资而无法常驻。
教员为此专门做出指示：“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修路”，第18军官兵为完成教员的指示，提出“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
用4个月的时间，修通了雅安到甘孜县的公路，全长600公里。
有了公路，中央军委专门调拨的数百辆汽车，就能把西南各地筹集的万吨物资，从雅安运送到甘孜县，使第18军官兵和后勤物资更靠近前线。
解决了这三个困难，第18军进藏便畅通无阻，只等一声令下。
昌都是西藏的门户要地，第18军进藏，首先要解放昌都。
西南军区
（第二野战军改编）
的刘、邓、贺等同志认为，
战役一旦开始，藏军就会发现解放军的实力强大无法抵抗，他们会以小部分兵力控制要点，再分小部分兵力游击骚扰，主力部队则经两条路线后撤，保存实力——
其二是向南，经八宿县退至拉萨，或者经八宿县继续向南，退至中缅边界的察隅县。
根据这样的判断，他们指示张国华和谭冠三，
解放
昌都的时候，不能正面猛攻，重点是各部队迂回前进，切断藏军的退路，再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张国华和谭冠三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决定把解放昌都的部队分成北集团和南集团，并做了具体的战役部署——
第52师154团和2个连组成
北集团右路军，
自邓柯县渡金沙江，和西北军区的骑兵支队会师以后，直插类乌齐县和恩达县，切断藏军西部的退路。
第52师机关和第156团、155团、军属炮兵营组成
北集团中路军，
自邓柯县渡金沙江，直捣昌都。
第54师炮兵连和军属侦察营、工兵营组成
北集团左路军，
自德格县渡金沙江，经江达县直奔昌都，配合中路军作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昌都以南，切断藏军南部的退路。
第53师157团、炮兵连、工兵连组成
南
集团右路军，
自巴塘县渡金沙江，直出八宿县，切断藏军向南撤退的道路。
第14军42师126团组成
南集团左路军，
自云南贡山县沿着怒江北上，到达澜沧江畔的德钦县以后，继续向西北佯动，威慑察隅县。
你看看，
从战略判断到战役部署，主攻、佯攻、迂回、穿插、围堵，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开始，五路大军按计划分别突进。
北集团右路军自邓柯县渡金沙江，先向西北行军，到青海玉树和西北军区的骑兵支队会师，然后调头南下，以每人负重40公斤的强度，每天强行军60公里，终于在18日抢占恩达县、类乌齐县，完成任务。
这么高强度的行军，
代价就是北集团右路军掉队三分之一，600人的骑兵支队，跑死500匹战马，只有100名有马骑兵和100名弃马步行的骑兵抵达战场。
北集团左路军和北集团中路军，付出差不多的代价，也在19日黄昏抵达昌都。
南集团左路军于12日抵达德钦县，等待命令，南集团右路军是15日抵达八宿县的，即北集团的三路大军尚未开战，藏军向南撤退的路就被封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