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830 张弛 | 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在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中，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划分的节点一般是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这种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学术实践中对学术研究领域的区分，并没有证据显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截然可分的界限。如果从千年尺度上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来看，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也不无共同的时代背景，这就是中国以及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文化和社会地缘关系的改变。这种变化涉及历史的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大者有三：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的衰落，二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三是青铜时代全球化开始形成。这三个“事件”应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历史，使得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可以一并作为划时代的历史阶段。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的文化核心区域一直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区域最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产生了一南一北的稻作和旱作两个农业区，此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和崧泽—凌家滩文化时期，出现了像晋陕豫邻境地区那样的中心文化区以及面积在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此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又出现了陶寺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高度繁荣期。社会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不断增长升级并且逐渐向外扩张的趋势。但在随后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个核心区域的东南部地区普遍发生了文化和社会衰落的现象。目前资料显示的衰落过程是渐次出现的，最先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随后出现在豫中以东的河南大部分地区以及海岱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最为发达的区域在江汉平原的北部和洞庭湖西部，这里从屈家岭文化开始逐渐出现了密集的聚落和大型的城址，其中江汉平原北部地区大洪山南麓的大型城址以及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尤多，每隔10～20 公里就有一处。洞庭湖西部澧阳平原沿大小河流发现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址192 处，不到5 公里就有一处。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也就是龙山文化时期，上述地区沿用数百年的大型城址全部废弃，聚落数量急剧减少。一项围绕石家河遗址进行的全覆盖式调查成果显示，在以石家河为中心1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时石家河遗址面积达8 平方公里，在石家河遗址西北的河边以及东南部山脚下还有21 处面积在数万平方米的小遗址，它们之间的距离很多在1 公里以内。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遗址的面积缩小，只有约100 万平方米，石家河遗址以外的同时期遗址只有1 处。之后的荆南寺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数量没有数据，但应当很少，是一个持续衰落的阶段。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为发达的良渚文化时期，良渚遗址群占地面积达40 平方公里，有遗址点200 多处。中村慎一的研究表明，类似的遗址群还有桐乡—海宁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德清遗址群、海盐—平湖遗址群、吴县—昆山遗址群、青浦遗址群和常州遗址群等。其中临平遗址群距离良渚遗址群只有20 公里。但在接下来龙山文化时期的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遗址寥寥可数，太湖以东和以南发现的钱山漾文化时期遗址目前已知有钱山漾、葡萄畈、茅草山、三亩里、仙人山、尖山湾、龙南和广富林共8 处（据丁品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暨钱山漾遗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4 年11 月），广富林文化在上海地区目前仅发现广富林一处遗址，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马桥文化仍不见好转。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衰落时期，原来的石家河、良渚文化传统几近消失。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被中原龙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所占据，长江以南则开始多见岭南和浙闽地区的文化因素，这种情况延续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山—二里头文化衰落时期的长江中下游经济倒退，如下游地区肉食来源中家畜就下降到了良渚文化之前的比例。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目前有鲁东南、鲁北城子崖遗址周边、桐林遗址周边和小清河流域四组系统区域调查材料可以引用，鲁中南沭河上游地区的调查可能不是全覆盖的系统调查，但也属于专题调查的成果，基本代表了山东全境（表一）。结果显示龙山文化时期是聚落数量最多的时期，鲁东南地区较此前大汶口文化时期增长了近20 倍，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域———鲁中南地区增长了近一倍，并且有多处聚集成群的迹象和明显的等级差异，其中鲁东南面积最大的两城镇和尧王城遗址的面积分别为256 万平方米和300 万平方米。鲁北则有城子崖和桐林两座大型城址，其中桐林遗址的面积达200 万平方米。但这些遗址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鲁东南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只有15 处，岳石文化时期遗址19 处，仅相当于此前的1/30，面积最大遗址——西寺遗址也只有9 万平方米。鲁北小清河流域调查发现的6 处龙山文化遗址都属于龙山早期，3 处岳石文化遗址已经晚至商代早期。桐林周边岳石文化遗址的数量仅有此前龙山文化的1/10，大汶口文化的1/4。只有城子崖周边岳石文化时期聚落的数量减少得没有那样剧烈，且城子崖为目前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岳石文化城址，这里是岳石文化中心区之一。这几片区域都是在龙山早中期达到繁荣的顶点，从龙山晚期开始衰落并持续到岳石文化时期，岳石文化遗址甚至较大汶口文化时期普遍少50%以上。龙山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的持续衰落应当是整个山东乃至黄淮地区的整体情况。从文化变化的情况来看，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至龙山文化早中期，山东地区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包括鲁西南豫东的王油坊类型持续向淮河流域扩张，一直到长江以北，正好对应了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期山东地区文化繁荣、人口剧增的现象。这一情况直到龙山晚期停止，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遗址也不多见。

河南境内豫北地区以安阳为中心800 平方公里的系统调查发现大司空文化8 处、龙山文化28 处和下七垣文化8 处。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下七垣文化遗址的数量减少了近70%，仅相当于大司空文化时期。豫南缺乏系统调查的数据，但根据南阳盆地南召、镇平、内乡、南阳、邓州和新野共52 处史前遗址复查资料可知，这里史前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为仰韶文化中晚期，共有聚落44 处，此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25 处、石家河文化早中期15 处、龙山文化30 处，但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堆积的遗址仅2处。颍河中上游地区调查发现仰韶晚期—龙山早期11 处、龙山晚期26 处和二里头文化遗址21 处，其中龙山文化有王城岗（50 万平方米）和瓦店（100 万平方米）等大型城址和遗址，二里头文化则都是中小型遗址。这些区域包括豫北和豫南的河南东部地区，大致可见龙山文化时期是人口和聚落最为繁盛的时期，但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出现了普遍衰落的情况，而且有迹象表明衰落的时间可以提早到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即使在豫中郑洛地区也有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一段衰落时间，面积最大的遗址是二里头一期和新砦，均为100 万平方米。

关中地区没有系统调查材料可以引用，这里在龙山文化时期是所谓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早期，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在关中西部为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双庵类型晚期），东部为老牛坡类型，而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时关中东部及汉中地区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关中西部只有零星分布的望鲁台—乔家堡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密度不明，也没有规模特别大的遗址见于报道，岐山双庵遗址的面积达百万平方米以上，但分布并不连续，实际上是由几个遗址组成。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很少，从其文化影响力很小的情况来看，显然没有大型聚落存在的迹象，用衰落来形容应当恰如其分。

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中只有嵩山以北的郑洛地区和晋南有所不同。其中郑州—洛阳地区洧、溱水两岸（探源工程赵春青调查资料）、伊洛河流域和洛阳盆地分别有系统的调查资料（表二），显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及其周边和伊洛河流域自仰韶、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一直处于持续的聚落数量增长时期，洛阳盆地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还出现了300 多万平方米的二里头大型都邑性聚落。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的数量较龙山文化时期略有减少，但由于这里所谓龙山文化应当还包括了谷水河类型这样一个时期，年代跨度显然较二里头文化时期要长，因此很可能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洧、溱水流域和洛阳盆地在新砦期（龙山晚期）和二里头一期时遗址的数量最少，当然也可能与所谓新砦期的时间跨度比较短有关，只是这个时期遗址的数量实在很少，似乎是两个时期之间的衰落时期，洛阳盆地则缺乏这一阶段的数据。

晋南运城盆地东部和垣曲盆地的系统调查资料覆盖的范围比较大，运城盆地还有遗址占地面积的数据可以进行比较（表三）。其中垣曲盆地从庙底沟二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的数量稳定增长， 但增长的数量并不很多，庙底沟二期最大面积的遗址只有20 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时期最大面积的丰村遗址有30 万平方米，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下降到10 万平方米，但面积仍属最大。而运城盆地龙山文化时期的数量虽少于庙底沟二期，但聚落的占地总面积却是此前的2 倍，更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4 倍还多，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存在大型的聚落中心，其中面积最大的周家庄有400 万平方米。晋南临汾盆地在庙底沟二期就至少有两处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襄汾陶寺、新绛孝陵），龙山时期除了有接近300 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外，另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至少3 处。这些数据显示龙山文化显然是晋南最为繁荣的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距离洛阳盆地越远，就越有衰落的迹象。

龙山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衰落，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二元文化格局的改变。龙山文化晚期（山东）、新砦期（郑州）和二里头文化一期（洛阳盆地）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进一步衰落更是加剧了这一变化的趋势。几乎就在同时，燕辽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这一半月形地带逐渐兴盛，彻底改变了新石器时代的传统文化格局。

其中，从贺兰山以东直到冀西北张家口的北方地区从仰韶晚期开始逐渐出现大量人口和聚落，至龙山文化时期达到了顶峰。陕北榆林地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446 处，其中面积在1 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 处，1 万～50 万平方米者1452 处，50万～100 万平方米者11 处，100 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 处。这些遗址的时代为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其中龙山时期遗址是仰韶文化遗址的3.5 倍，且大型遗址都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浑河下游调查发现庙子沟文化遗址168 处、阿善三期文化遗址98 处、永兴店文化遗址76 处、朱开沟文化遗址112 处和西岔文化遗址0 处。山西中部滹沱河流域调查2263 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时期遗址77 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300 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203 处和商代遗址11 处。这里所谓朱开沟文化包括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所以内蒙古中南部和山西中部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聚落基本保持稳定，二里头文化时期略有减少，而陕北龙山文化时期是聚落数量的高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衰落迹象。

半月形地带东端的燕辽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是雪山二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末期，聚落和人口的数量不多，但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的数量急剧增多，从半支箭河中游和赤峰地区两组系统调查资料以及敖汉旗文物普查资料来看（表四），赤峰地区平均2 平方公里有1 处夏家店下层遗址，而半支箭河中游和敖汉旗境内平均1.5 平方公里就有1 处，遗址的密度远远超过了洛阳盆地同时期二里头文化平均5.6 平方公里有1处遗址的数据。只是这里并没有像二里头那样的大型聚落，赤峰的300 多处遗址分为15～16个相对集中的群体，一般遗址面积为1 万平方米，也有一些数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最大的为23 万平方米。一般来说，在聚落密集的地区会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这一区域没有发现类似遗址，目前还难以解释。

半月形地带西部的宁夏甘青地区也是从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时期开始逐渐有密集的聚落，从马厂文化晚期开始逐渐形成了齐家文化，年代主体跨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虽没有系统调查的数据可以引用，但从齐家文化的文化影响来看，也是一支发达的强势文化，目前发现了不少大型的聚落，如定西香泉镇云山村云堡山遗址的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半月形地带南部的成都平原从宝墩文化开始才有大量人口，这一时期发现的城址有9 座，其中宝墩城址的面积约为260 万平方米，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时期的面积更大。但这些城址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普遍消失，仅剩下三星堆遗址，有迹象表明它是唯一的比较大的聚落。

半月形地带是一个生态不稳定的区域，文化和社会旋起旋落，兴衰都很迅速，但毕竟改变了此前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发展格局。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很早就提出了世界体系的形成不是500 年，而是5000 年的看法，但他指的是旧大陆西部各个古代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横跨欧亚东西方的世界体系则开始于近年来逐渐清晰的青铜时代全球化时期。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开始在欧洲东部肇始于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的兴起和扩张，这也是印欧语系的形成时期。在亚洲西部则是与颜那亚文化有直接关系的萨彦—阿尔泰地区阿凡纳切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的形成和扩张。现今中国版图内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也是阿凡纳切沃文化带来的，年代接近公元前3000 年，此时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但阿凡纳切沃文化并不是以中国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传统，因此学术界迄今也没有以新疆北部出现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

以考古学定义的青铜时代全球化是指欧亚大陆在青铜时代出现的包括技术和观念在内的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人群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但旧大陆青铜时代在东西方有不同的文化传统，青铜时代全球化也因此对东西方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目前的证据中，旧大陆西部早期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等作物以及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和以冶铜为主的冶金技术，以发源于西方的作物和技术向中国传播为主，当然也有原产于中国的粟（黍）类作物向西传播的事例。但这些作物和技术的传播究竟始于何时，是偶然的传播还是基于东西方文化长期的交流，这些作物和技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新石器时代社会分别产生了多大影响，目前还不清楚。

公元前3000 年开始，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逐渐发展并生成了当地的文化特征，而且开始出现进一步向西和向北扩展的趋势，如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陕北的泉户二期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等。马家窑文化向南扩展到川西北，向西出现在河西走廊。但在这些文化中发现的来自西方传统的因素很少，有一些线索也存在争议。如马家窑文化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的青铜刀被认为可能是齐家文化时期的，其他一些早期的发现也各有各的问题。西北地区最早的绵羊（或山羊）和黄牛分别发现于天水师赵村和民和核桃庄遗址，出自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000 年,但数量很少，难以评估。北方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泉护二期）出土的动物以野生为主，家养动物只有猪和狗，比例一般也不到40%，还是以狩猎野生动物为主。早于公元前2500 年的小麦证据难以据信。目前还没有出现新疆北部的阿凡纳切沃文化与上述仰韶晚期文化接触的迹象，因此即使在公元前3000～前2300 年有零星的交流也是不稳定的，更无法估计在当时的文化和生计中起到什么确定的作用。

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小麦在山东和河南已经有普遍的发现，据赵志军统计有日照两城镇、聊城教场铺、胶州赵家庄、烟台照格庄、章丘马安、蚌埠禹会村、博爱西金城、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邓州八里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等遗址，但每个遗址所见数量不多，在农业遗存中所占比例极小。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和新疆却有更为集中的发现，其中年代最早的小麦见于马厂文化—四坝文化过渡期的西城驿遗址，其他也大都在四坝—齐家文化时期，如民乐东灰山、金塔火石梁、缸缸瓦、大通金蝉口、罗布泊小河、古墓沟和和硕新塔拉等遗址。有可能是大麦的线索则见于东灰山、西城驿和陶寺晚期。绵羊和黄牛也普遍见于海岱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陶寺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多个遗址，王城岗、新砦、陶寺和二里头四个遗址的统计情况表明，龙山文化时期绵羊和黄牛的最小个体数可以达到10%，二里头文化时期则达到20%～30%。在西北、北方和燕辽地区，这个数据的比例还要高一些，喇家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绵羊为48.11%，山羊为0.46%，黄牛为16.72%。朱开沟遗址的绵羊与猪的数量几乎相当，占三分之一强。大山前遗址的牛和羊占肉食动物的比例为40%（猪为47%）。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于约距今4000～3600年的甘肃地区。原产于中国的粟（黍）作农业出现在中亚地区也约在公元前2000 年。

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器以及与冶铸相关的遗物目前已经发现上千件，西北地区出土的数量最多，出土的地点也最普遍，其次是中原地区，再次是北方和燕辽地区，山东地区最少，约20 件。这些铜器绝大多数出自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山时期的数量不多，其中山东龙山文化只有小件铜器。而下王冈和新砦有铜容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陶寺中晚期出土的5 件铜器，包括环、铃、盆、齿轮形镯和蛙，这些铜器的器形独特，看不出外来的影响，表明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铜器冶铸技术。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无疑形成了当地的冶铜业体系，但相关遗物的发现却远不如西北地区的数量多，而且从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到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和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见的铜器均与草原地带的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Seima -Turbinno Culture)和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有关。赛依玛—图尔宾诺青铜矛甚至出现在山西和河南西部的淅川下王冈。此外，在天山北路、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峁遗址所见的金器、权杖头、石人像等有中亚和草原地带的影响。

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新疆北部地区连续发现发源于萨彦—阿尔泰和中亚地区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o Culture）、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罗布泊地区分布着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小河—古墓沟文化，墓葬中所见人种有印欧语系的来源，林梅村认为他们属于受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排挤，自北疆南下的切木尔切克人的文化。同时，新疆东部哈密地区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马厂文化的踪迹，到四坝文化时期，天山北路墓地可见稳定的聚落并持续发展。四坝文化西城驿遗址的土坯房屋、齐家文化喇家遗址房屋的壁炉等受到了中亚地区绿洲农业聚落的影响。从中原地区经甘青向西至新疆的丝绸之路上在这一时期有定居聚落的发现，成为稳定的青铜时代全球化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