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篇“奇文”在网上传播，此文的标题可谓危言耸听：《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以下简称《湖》）。
说它“奇”，是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依法治国也践行多年的今天，有人还能写出了这么一篇和五十年前“大批判文章”的逻辑（如果说还有逻辑的话）、气味高度相似的“奇文”，而且这样的文章借助互联网快速转发，传播效力远甚五十年前的大字报，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进而浑身寒意。
此文把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企业家合作兴办的“湖畔大学”，说成“标志着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资本巨头们有着合流的趋势。这是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局的新应对，也是这些精英前台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组织。”
如果按照此文作者“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的行文风格，这一论断才是居心叵测，污蔑党和政府，否定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重视与保护。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而《湖》文说办湖畔大学的企业家“不甘心被操控”“想独立自主”。难道此前他们被党和政府“操控”了？他们不能独立自主地“经营”？如果真的这样，阿里巴巴怎么可能成为第一电商？成为新经济的标杆？
接下来，《湖》文说“湖畔大学从2015年开始第一期招生，第一届主要方向是互联网方向的创业精英”，进而推论出“湖畔大学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道解惑的学校，而是一个圈子，是一个牛叉商人的圈子。”且不说湖畔大学招生的尽管不乏成功的企业人士，但更有众多的小企业主，湖畔大学的目标学员为青年创业者，目前招收的三届学员都来自创业一线，是普普通通的创业者，毫无所谓的政治背景。即便多数是身价不菲的商人，又能怎样？成功的商人就不需要学习，不需要在一起交流创业与企业管理的心得？按照《湖》文的这种逻辑，那长江商学院和一些名牌大学的“总裁班”岂不早就野心爆棚？
《湖》文所举东林书院来批判湖畔大学的例子，除了让人感慨作者无知者无畏外，更“佩服”其为了罗织勾连，不惜胡乱解释历史。无论在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东林书院在官方和民间的历史评价中大多是正面的，其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被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可在《湖》文作者的笔下，竟然成了“帝国危机之源”，而且武断地说：
“这个学院不仅在朝廷里有大批的东林党高官，还在江南地主、商人阶层有广泛的支持，最后形成了官商大合流，成为明帝国的一个巨大毒瘤。”
笔者写过专著《晚明七十年》（向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致敬），对明朝从张居正变法中兴到崇祯十七年覆亡的过程有过研究。我想告诉《湖》文作者一个常识：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复杂，是各种合力导致的。亦有史家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但不管怎样，把明朝灭亡的板子打在东林党人身上，是睁眼说瞎话。东林党人的行为当然不无可议之处，比如他们党同伐异，过于强调道德，也确实利用话语权对朝政进行影响。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灭掉大明朝，而相反是想挽救帝国的颓势，才不顾个人安危与阉党作斗争，其中诸多君子包括大儒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死在魏忠贤控制的东厂之手。
按照《湖》文的说法，既然东林党人是导致帝国灭亡的“乱党”，那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人士倒是忠心耿耿的正人君子了？当然，帝国最后灭亡了，但要负主要责任的是万历、天启、崇祯祖孙三位皇帝，以及把持朝政的阉党。即便从结果倒退原因，也不能说东林党人导致帝国灭亡呀。东林党人的主要成员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假，他们代表地主阶级甚至一部分官僚的利益也不假，但分析历史要回到那个时代，而不是以今天的标准。在四百年前的明末，士大夫中谁又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呢？难道是与东林党人作对的阉党？而东林党人比阉党对普通农民和市民起码更为同情吧，如若不信，请读一下同样选进中学课本的《五人墓碑记》。
这样一篇逻辑混乱、毫无历史常识的文章，我本来不准备写文驳之。但我认为这个文章代表当前一股令人担忧的潜流：依然有人像电影《芙蓉镇》盼望“运动了，运动了”的王秋赦一样，唯恐天下不乱，对做出社会贡献的成功人士采取碰瓷的姿态，横挑鼻子竖挑眼。穷尽诛心、罗织之大法。希望“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恐怖感在社会上蔓延，从而火中取栗。这样的做法早就被历史证明是于国于民祸患无穷的历史逆流。
在我看来，马云等企业家办湖畔大学和阿里巴巴主导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并无不同，只是对象有差别，乡村教师需要不断充电，难道大小企业主就是需要充电了？如果按照《湖》文的罗织经，马云等企业家不办湖畔大学，去同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仍然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他们若是支持乡村教师，也可说成收买人心，向国民教育进行渗透。即便什么也不做，有那么多钱，那也很危险呀。这么推论下去怎么办？只有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才能遂他们的愿。这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进程产生多大的危害？
殷鉴不远，我们回顾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早年是山东冠县一个乞丐，靠乞讨兴办义学，这在哪个时代都应得到赞扬的义人，可是被有些批判者说成是“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1966年夏天，红卫兵们拿着铁锤、榔头、钢钎，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砸开了这位“义丐”的坟墓，挑出尸骨，用锤子砸碎，连同腐朽了的棺材底板一并放火烧了。
在“极左”思潮主导下，不但富人办学是伪善，该批判；穷人办学同样可能成为“背叛本阶级”的反动行为。
马云等企业家是公众人物，阿里巴巴是大公司，对公众人物和大公司，公众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批评应该有底线，我以为底线是就事论事。比如对阿里巴巴一些经营行为可以提出批评，如果企业有偷税漏税等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不但可以批评而且应该举报。而马云办湖畔大学究竟是违反国家法律，还是违反公序良俗？显然都不是，于是只能乱扣大帽子。
今天已经是21世纪过去17年了，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都应得到法律保护的时代。这样的罗织经和诛心术早就应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被一些人捡起，企图借尸还魂，来制造混乱，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同时也应有足够的自信。这样的做法除了被人哂笑外，注定达不到他们浑水摸鱼、火中取栗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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