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能到英国萨里大学进修，虽然迟了点，确实是喜出望外。能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有三个因素。首先是沾了新学科的光。改革开放促进了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出来，创建了一个同样级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充实和扩大社会科学研究范围和人才培养，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办招聘活动，这是史无前例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教授提出了增设旅游研究学科的倡议，在新建的财贸经济研究所增设编制，建立基地。旅游学科重要又处于研究的空白，从全国公开招人、直接派人到国外培训是个捷径。其次是沾了学外语的光。新学科的创建，在国内尚无实践的条件下，借鉴学习国际经验非常重要，需要有人去了解，去学习，去研究，“拿来主义”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选择。面对国内外语人才匮缺，只好“从矬子里拔将军”。尽管我们在大学期间专业学习的时间打了折扣，但毕竟是最高专业学府的学生，外语教学质量达到了国内和国外测试的水平。再次是沾了旅游工作经历的光。到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已有十多年从事外事和导游翻译的经历，对旅行和旅游有了较多了解、体会和技能，进入专业研究的速度快，接受能力强。
从另外一方面讲，选择到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进修也有 个特殊的因缘。这所大学远没有剑桥和牛津那么赫赫有名，记得曾经有人戏谑说，校名Surrey 常被误读为Sorry。它的前身是伦敦的特西理工学院，重视理论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它是英国最早设立旅馆和旅游管理系的高等学府，是英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旅馆管理教育机构。对英国来说，一方面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必将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创造的机会，也包括旅游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感受到在欧洲国家招收中国留学生的竞争中已处于弱势，高等院校更关注扩招外国留学生的意义所在。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作为英国最重要的文化与教育非盈利机构，积极支持招收中国留学人员。因此，我们那批学者虽然是以中国国家教育部公派留学生的名义，而相关费用则是由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缘由，是因为1983年我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身份到萨里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校方非常重视那次旅游学术交流活动，大学校长、旅馆系主任和知名教授都参加了座谈，在那次接触中，萨里大学表示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学者去进修，希望通过这个渠道增强双方学术的合作，并为此筹划了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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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我当时之所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修，是依照中方的规矩，凡已获得学术职称的专业研究人员不得以学生或研究生的身份在国外攻读学位，只能是“学者”而不是“留学生”。而校方只管收学费，不问钱由谁支付。我们选修硕士课程并参加考核，但不授予相应学位。后来，还是系主任阿切尔（Archer）教授想了个变通的办法，专门给我颁发了“硕士课程进修证书”，算是一个安慰，不过我也从未使用过这个证书。
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但也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困难。首先是语言障碍。虽是外语院校毕业，但读书时间不足，且离开教室时间太久了，在年龄上与同班同学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选修“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生课程，跟班上课。我们班一共11人，除我之外，其他同学分别来自挪威、冰岛、南斯拉夫、斯里兰卡、印度、泰国、巴基斯坦、毛里求斯、巴哈马和塞内加尔等国。他们的母语虽然不全是英语，但都经过英语教育，是旅游本科生毕业，不仅有着语言优势，还熟悉学校的教学方式，有良好的专业基础。而我不仅要适应英国的课堂教学，还要了解相关的专业术语与实践。更何况， 我已到不惑之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分心。初来乍到，重新做学生，处于一种紧张的压力之中。
机会难得，就得努力。一方面，要保证能跟得上班，积极地参与讨论，课前、课后要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还必须做出自己进修计划，完成原单位和自己确定的目标，包括作为中国留学生需要参与的社会活动。有鉴于此，虽然是“抛家舍业”，但整整两年的时间，几乎很少感到孤独，即使是假期也谈不上轻松地享受生活，或者好好玩几天。比较难过的是长达2个月的暑假和格外冷清的寒假。国家为了多派留学生，教育部把英方为每名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分成两份，派送两名留学生。最初奖学金以美元为标准，制定标准时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 1.5：1.0，到1984年英镑贬值，英镑与美元的汇率变成了1.0:1.0，这又打了近一半的折扣，实际费用降低了很多。虽然相比当时国内水平要高，但还是要尽量节约。那个年代，中国留学生在英国打零工挣小钱是绝对没有可能，中方和英方对此都有明确的禁令，这事连想也不用想，心反而踏实了。
鉴于国内旅游学术研究还刚刚起步，旅游行业运行尚无多少实践，与其说是是去进修，不如说是填补空白，从头学起。这次进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全面了解国际旅游发展的实践、掌握西方学术研究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为国内研究、教学和实践奠定基础，我以“旅游管理与开发”的研究生课程作为基础，尽量扩大阅读的范围，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思考中国旅游发展的问题。旅游又是个综合性产业集群，它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宏观环境又非常重要。因此，在掌握旅游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尽可能的选择一、两个行业做深入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当地做实地考察，以实践验证理论，用理论解析实践。这是我当时给自己设定的进修计划和策略。
实践证明，在国外留学进修，无论是跟班上课还是自选专题研究，最重要的关口是语言能力。跟班学习的听课和讨论，关键是听力和表述能力；课外学习的文献阅读，关键是专业英语水平。英国课堂教育强调的是老师传授知识和激励学生独立思考，不是“应试教育”。学校没有规定的基础教材或教科书，授课教师自行选择教学内容，推荐相关读物。由于英国大学教学经费拮据，讲课人发给学生的讲义非常吝啬。学术专著价格昂贵， 图书馆藏书很少，往往会限时借阅，不准带出，有的书借阅时间少到3个小时，如无人预约方可延时阅读。英国对版权保护格外苛刻，对文献和书籍复制规定极其严格，即使你舍得花钱，一次也只能复印文献中的几页。因此，做课堂笔记是件最辛苦的事，提高外语水平和听力也成为最迫切的任务。为了提高英语的听力，到校不久就从离校同学手里买了个二手小电视，只要人在宿舍就把它开着，创造语言环境。再就是每天坚持写英文日记，强迫英文思维。后来发现英国大学有个很好的制度，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旁听公共课和讲座。为了增加听众，很多讲座安排还特意在中午、晚上或周末，只要提前报名即可参加。于是，只要有时间，无论什么讲座我都争取去听，尽管不能全懂，但的确是个良好的练耳机会。
关于旅游学术研究，我根据硕士生课程的安排，以“旅游概论”为入门课， “旅游规划与开发”为重点，关注旅游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这个领域，英国和美国有着很大的差异。英国学术界的主导术语是hospitality。按照英文的本意，hospitality是“欢迎客人和陌生人友善” 的“待客之道”，涉及宾主关系与礼仪。英国学术界认为，英国的hospitality industry起源于14世纪为朝圣者和旅行者使用的修道院和贵族使用的乡间别墅。同时承认，hospitality industry 是一个广泛而多样的行业，除了经常提及的旅馆与餐饮业之外，至少包括接待服务、节事活动、旅行服务、旅游服务、旅游景点、自助餐饮、假日公园、酒店、会员俱乐部、合同餐饮、赌博和酒吧、酒吧和夜总会等12个分类。说实话，hospitality industry 作为一个特定行业的表述，似乎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非常精确的中文语汇，“款待业”或“招待业”的说法也很难说确切。我意识到，在现实中，英国学术界更强调“business”，而不是“industry”。英国著名旅游专家J. Christopher Holloway专著The Business of Tourism1983年首版发行，获得国家奖，2022年出版第12版时依然使用原名。另外一位著名旅游学家S.Medlik1980年出版了名为 The Business of Hotel专著，在世界学术界影响很大。但几乎是同时，美国著名旅游学家Chuck Y.Gee（朱卓任）1984年出版了他的专著The Travel Industry，在美国和中国影响显著。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即使是在欧美等旅游发达的国家，从文献、著述、理论与实操来探讨，“旅馆业”形成的时间远比“旅游业”早，理论体系与实践也更加完备，大多数我们以为的旅游院校和研究机构，都是先从旅馆业开始的。当时的Surrey大学，设Department of Hotel, Catering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旅馆、餐饮和旅游管理系），后来成立学院时，更名为Schoo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很显然，这一点与中国的体系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有鉴于此，我的研究计划做了一个“逆向”改变，在“旅游管理与开发”宏观领域打好基础的同时，把“旅馆研究”作为重要专题。前者以课堂学习来保证，后者在课外阅读来完成。我到英国进修之前，海外旅馆刚开始进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对这个行业还非常生疏，抱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关注这个新兴的行业。记得1983年北京丽都假日饭店开业时，海外媒体曾经调侃地说，这家美国旅馆建在北京郊区，开业之初，那个偏僻乡村突然热闹起来，天天有人在旅馆门前排起了长队，不过他们并非去住店，而是乘电梯上楼去参观。因那个年代，中国有点儿名气的饭店，普通人是不能随便走进的，住旅馆要有介绍信，一些涉外旅馆，像北京的友谊宾馆，还依然有军人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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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住宿设施不断增加，旅馆的叫法也在不断的更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外旅馆的引进。改革开放之前，一般公共住宿设施分为事业和商业两大类，名称依据所属政府级别高低，省级及以上的为“宾馆”，如国宾馆和友谊宾馆等，以下级别的称作“招待所”，自成体系，不对社会公众开放；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商业性设施，一般称“旅馆”“旅舍”或“旅店”，再低一点儿的叫“客栈”等。然而时间不长，一些新建的旅馆开始改称为“饭店”，再往后出现了“酒店”、“大厦”，海外投资与经营管理的旅馆，很快都改成“酒店”、“大酒店”或“大饭店”。与此同时，除了一些旅馆冠上了更加时髦的“旅游”帽子之外，又开始冒出了“农家乐”、“民宿”、“度假村”等新称号，还有“莫泰”（汽车旅馆）的名字出现，自称“旅馆”的越来越少。有的时候还会在同一个城市出现中文名字不同、英文名字不分的尴 尬现象，比如“唐山饭店”、“唐山酒店”、“唐山旅馆”的英文都叫“Tangshan Hotel”, 实在是“中国人明白、外国人糊涂”。
明确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选择，我自己也变得目标更加清晰了。跟班学习的功夫主要在课堂上，按照教师的要求按部就班地消化，掌握旅游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重视国际比较研究，这是职责所系。而旅馆行业研究的功夫在课外阅读，动力在兴趣，除弄清旅馆行业的特点及其管理体系外，主要精力放在深入研究国际著名旅馆集团和旅馆联号的案例，探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别的旅馆主的创业史、发家史以及他们成功的理念和哲学。老实说，对这一特定领域的研究，我的兴致越来越高，简直像读小说或看电影，到了如梦如痴的地步。回想起来也很好笑，每每走在大街上，也特别关注当地的旅馆建筑、名称和标识，总会找个借口到旅馆大堂里转上一圈，参观一番。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撰写一本旅馆专著的想法，并琢磨出一个《世界旅馆 旅馆世界》的怪异的书名。“世界旅馆”重点在叙事，梳理世界旅馆发展的基本概念、类型和脉络，探讨行业发展规律，宏观上分清阶段和类别，微观上突出地域和国别；“旅馆世界”集中说人，以世界最著名的旅馆和旅馆集团为案例，探讨旅馆行业精英创业、经营和管理的哲学以及他们打造和坚守企业文化的历程，用真实的故事来说话。这一想法主要是源于我自己当时不懂旅馆经营与管理，只是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我想象中的读者群也和我自己一样，不是旅馆主和职业经理人，而是普通公众，以此提高社会对旅馆行业的认识，普及相关知识、填补空白，为中国旅馆业未来的发展做好铺垫。这本书出版前有人建议我把书名种的“旅馆”改为“酒店”或“宾馆”，我没有动心，我一直觉得“旅馆”一词与“hotel”的含义最为贴切。
这次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两年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这时的读书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使命，回想起其时如痴如醉的读书学习情形，真可谓青灯黄卷下引锥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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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下定决心，克服困难，要下笨功夫和苦功夫。读专业书籍需要精选，名著价格昂贵，新书的价格一般在30英镑左右，至少相当于当时在国内两个月的工资。因此，不可能靠购买资料慢慢地消化。阅读英文专业书和看小说不一样，需要不断地查阅词典，必须要细心和耐心。为了积累资料，在那个年代只能手抄摘记，整理卡片，既耗时又费力，说起来这还真是一种修炼。好在我们中国社科院对青年研究人员从入职伊始就有文献摘记、梳理和写简报的要求，还专门设计了摘记的活页本，这在技术层面形成了习惯。
天无绝人之路，肯动脑筋就有办法。后来我也慢慢地找到了一些窍门，寻找成本低、可保存的资料来源。其一是到旧书店淘书，这样做有时会有意外收获。旧书品相不全好，但价钱便宜，负担得起，有时还会发现前人的批注；其二是从高年级或离校同学手里收集旧书，这在英国大学很流行，学生会也组织类似交换活动；其三是通过公关活动收集资料。我去英国之前就与英国著名的旅游学术期刊《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建立了联系，应邀撰写论文、书评与短讯。在那个年代，海外的学术期刊缺乏来自中国大陆的稿源，在旅游研究领域更少。一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文章甚少，向境外期刊提供稿件有政策上的限制；另一方面，能直接用英文撰写论文的作者凤毛麟角，即使找人翻译，在格式上也很难达到海外期刊的要求。1983年6月我在这个期刊上发表了CHINA'S TOURISM: POLICY AND PRACTICE的文章，算是国内最早在这个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后来被期刊聘请为国际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审稿人，这也是国内第一人。到英国之后，我不仅可以定期获得赠送的期刊，还有机会与编辑们进行交流，推荐我拜访当地著名旅游学者和旅馆，我非常感激他们安排我拜会了著名旅游学家S. Medlik，成为忘年交。另外，努力寻找机会，积极参加旅游博览会和营销活动，这些场所最容易获得免费的信息和资料，有机会与企业界建立联系。我非常有幸结识了世界旅行社鼻祖——托马斯﹒库克公司（最早的中文名称为“通济隆旅行社”）——的博物馆馆长，为我提供了很多关于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组织旅游活动和早期中国旅行业务相关的资料，包括交通、旅馆和导游信息，这个关系一直延续到他退休回墨西哥之后。
关于世界旅馆的信息，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获得的热情帮助令我感到意外，那就是旅馆与旅游相关杂志的广告加页。要知道，那个年代，网络和电子信息渠道远远没有现在方便，我在图书馆阅读期刊杂志时，经常看到专门愿意进一步提供信息的广告加页，你只要在加页上填上姓名和地址，可免费寄发，广告公司会很快地把相关资料寄送。我在阅读一些旅馆家自传或发家史过程中,也曾试着给旅馆公司的公关部门写信，说明我愿意进一步了解的意图的愿望,大多数信函都会得到回复，也会慷慨地赠送图书和相关资料，这些也都是免费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给连续6年蝉联欧洲最佳旅馆桂冠的德国汉堡四季旅馆公司（Vier Jahreszeiten）的信发去不到两周，公司就把一部重达3公斤的公司发展史英文版邮寄给我。这个家族百年老店公关经理在回信中对我关注他们公司表示谢意。为了表示对这个公司的谢意，后来我在书中专门撰写了一节介绍这家欧洲旅馆皇冠的故事。
随着资料的增加，我也越来越有信心，这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动力和信心。越来越觉得不把这些资料和故事写出来，实在是对不起我自己下得这番功夫，也对不起那么多为我提供帮助的学者、企业家和数不清的朋友。到这个时候，我又开辟了另外一条新途径，就是在收集资料的同时，把比较满意的作品做成中文专稿，送到国内专业杂志上发表，这些稿件也是我未来写书稿的初稿。记得当时北京的《旅游时代》等期刊都曾为我开辟的专栏进行连载。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在这方面的信息与研究也得到了同行们的关注。事实证明，这个一边积累资料一边对外输出的做法，实现了一举两得效应。当然，我当时做的并非旅馆一个领域，几乎涵盖了快餐集团、汽车租赁、主题公园、航空公司等世界著名的大型企业，当然，有关旅馆大亨的文章是我下的功夫最大的。不过没想到的是，在英国逗留期间收集保存的大量书刊和文字资料，到回国时可犯了难，尽管留学生乘中国国航享有经济舱规定行李重量比普通乘客多一倍的待遇，这也远远低于我带回全部宝贵资料的愿望。不能随身带回的资料，一部分只得自己花钱邮寄回北京，即使这样，还是有大部分资料不得不割爱处理掉。没有想到的是，我最喜欢、最后寄送的两箱子资料却竟没有被送达，无影无踪了，真让人心疼不已。
对撰写这本书来说，在英国的两年中，我做到了两件事。其一，确定了书的框架、格局和内容，重点就是写事和写人，而不是旅馆管理的细节；其二是得到了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我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世界旅馆 旅馆世界”的命题是没有边际的，不断的变化和扩展，这是个永远的“未定稿”，需要不断地修改和补充。有了这一想法，则有了主心骨，我只是搭起这个架子，让后人来接续这个“未完稿”。作为首版，就是要把历史的和当前发生过的事情尽量搞清楚，说明白，以便后来者在补充和完善上少费点心机，能把历史的演进做得更清 晰。我也非常清楚，我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理论或历史的创造者，而是个记录员。作为外语出身的学者，在写作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人名、地名、专业术语的译名，这些词语首次出现时，一定附上原文，因为我发现，很多词汇尚无标准的译法，弄不好让读者产生误解。
这本书的“上篇”——“世界旅馆”部分是我先做的，主要着重于世界旅馆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史，做起来比较轻松，资料比较齐全，公开的、连续的信息资料比较多，便于收集和考证。有些名著会有单独的章节，当然，不同的作者会有自己的体系，因此，重要的著述我尽量写明出处，读者可以做接续阅读。真正费力气的是“下篇”的“旅馆世界”部分。这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也比较多，比较散乱，涉及的历史时间长，地域范围广，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传统差异很大，现成的文献和著作少，而且有一些专著和文献并非英语。源于媒体报道的内容需要仔细比较和确认。自传类的专著文字量很大，历史背景复杂。况且我本人只懂英文，很难与原著进行核对，这就限制了可用资料来源渠道和资料的准确性。我为自己设计的基本框架，有的地方难以完成，很多最重要的细节难以找到或难以确认，不得不忍痛割爱，尽量避免以讹传讹，留下后遗症。另外，不少资料还不能仅限于旅馆专业范围，要考虑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和环境的差异， 做出合理的阐述，便于读者比较。我深知，我要做的不是撰写一本词典，也不是教科书，更像是类百科全书，供专业和非专业读者阅读的，要适应大众读者的口味，有至理名言，还要有名人轶事。同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旅馆的名称与术语，弄不好会把读者引入歧途。例如旅馆的名称。尚未进入中国的外国旅馆，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固定的中文译名，译者会依据自己的判断而定，这里又增添了中文译名的麻烦。有的旅馆进入中国内地之前已经进入港澳台地区，那里的中文译名既有其随意性，也有当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例如，中国内地的人最初把档次高的旅馆称之为“宾馆”或“旅游宾馆”，译作“guest house”或“tourist hotel”，殊不知这在西方国家是适合大众市场的普通旅馆。同样，一些在境外响亮的名字，内地人听起来颇感怪异。在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往往会确定旅馆的中文名字，基于华人祖籍的地方语言（如福建话和广东话等），而后来传入的海外酒店，名字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当今名列世界酒店集团首位的万豪，源于创业者的姓氏——Marriott，通常译为“马里厄特”，最早的Ritz是著名旅馆老板Cesar Ritz的姓，中文的名称有里茲、丽茲、丽池、丽思、乐之、里茨等多种叫法。Hyatt 本来译作“海厄特”，后来到了中国变成了“凯悦”“君悦”。因此，我在写这本书时，怕出现这样的变化和误导，均在中文译名后标出母语或英文名称。这里就出现另外一个尴尬，当谈及旅馆或旅馆联号集团时，可以称之为“万豪”，对此人们都已习惯，然而，涉及这家旅馆创始人的时候，虽然是同一个词，称之为“万豪父子”有点儿别扭，称之为“马里奥特家族”更合适。作为旅馆，“喜来登”的中文名字很响亮，但这可不是创业者家族姓氏通常译法，英文Sheraton作为姓氏，常规译作“雪立顿”。英国有位著名的家具设计师名为 Thomas Sheraton，译作托马斯﹒雪立顿。喜来登酒店老板的姓氏不是Sheraton，而是Henderson，通译为“亨德森”。1965年亨德森先生撰写的自传，干脆起名叫 The World of Mr. Sheraton, 被译为《喜来登先生的世界》，显然有点调侃的味道。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弄不好就会出麻烦。我记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曾见到一座相当不错的旅馆，门口悬挂的醒目店名是“BAD HOTEL”，很显然，旅馆的主人还是非常聪明的，恐怕译成其它外文名字都难以表达主人的高明之处。
作为“上篇”的“世界旅馆”，我从定义开始，从学界和业界的角度列出相同、相似和不同限定的比较，对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划出了边界。然后，简述了世界旅馆法人发展史，主要是以西方国家旅馆业发展过程划分了阶段。在这一基础上，分析了旅馆的类别和分级，并对世界不同地区旅馆的分级标准进行了说明和比较，这一部分比较详细，是因为当时国内正在筹划制定中国的星级标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落实到对世界旅馆业发展特点和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更远的角度认识发展的方向。这一部分内容占全书文字量的1/3。
作为“下篇”的“旅馆世界”，是在“上篇”在“世界旅馆”的基础上做的案例分析，其引言是旅馆联号。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讲，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旅馆的集团化与连锁化成为主流，成为西方旅馆业发展的方向，并影响着全世界，更会影响中国旅馆发展的未来。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虽说旅馆业是开放的排头兵，还只是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业界，无论是理论和实践，几乎还是处于朦胧期。当时中国也存在着集团、联盟等名称，但在体制和规则上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甚至没有可比性；另一方面，西方政府和业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中嗅到了中国睡狮苏醒的气味，开始探索抢滩中国的捷径，旅馆业是其中可选择的突破口或起点。对中国旅馆业界来说，具体的案例分析最有实际意义，也最能了解和理解未来旅馆业发展的趋势与途径。我似乎也感觉到，依据这些资料和信息，可以提醒国内政府和企业，要做好迎接旅馆业发展模式转型的准备，人才培养置于重要地位。因此，我确定要从历史悠久、知名度高、脉络清晰和竞争力强的企业中遴选案例。在这方面，“上篇”文献资料收集和分析做了铺垫，选好了对象，从整体上说，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相互充实印证的效果。为了撰写方便，我先草拟了旅馆和旅馆主的清单，再从不同区域、不同类别和不同年代遴选案例，再做出一个短名单，并根据资料收集的状况不断调整，最终还是按着旅馆主成名的时间和影响力排列。为了突出旅馆集团和联号这一重大主题，把一些历史悠久、影响突出的独立旅馆作为特殊案例，把世界最佳旅馆、特殊旅馆等内容放入“世界旅馆”篇，专门介绍。总而言之，我是想，旅馆的真经让旅馆主自己去念，旅馆人的精明用他们做的事体现。
前边曾提及过，因为我没有旅馆管理与经营的体验，我更关注作为旅馆主的身世、经历、人格和处世哲学， 这些都是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所在，尽管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特质和经历，但读者能从不同的案例中找出自己的目标和模式。我特别赞赏“喜来登先生”在其《喜来登十诫》中的一句言：“经营小旅店的长处，也许恰巧是管理大旅馆的忌讳。”我甚至认为，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在最后定稿的13个旅馆精英和旅馆集团案例中，最先展示的是创业者的至理名言，一定要把他的家族出身和个人成长过程弄清楚，选出最能体现人格的典型故事，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背景和经历往往会成为各自旅馆企业文化的基础。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差别，却会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理念，出身不同的人会有着鲜明的特性，走向成功的道路会截然不同，更有意思的是，不同行业的精英，也往往会是坚守着相同的追求。这是主人公们最感动我的地方，这也是我觅寻名人轶事的耐心和动力，在更加宏观的角度觅寻共性和真理。
最后选入本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两大类，其一是出生于19世纪中后期第一代旅馆家，其二是20世纪中期崛起的现代旅馆主。
第一代旅馆主我最喜欢的有四位，首位是被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作“不仅是国王的旅馆主，还是旅馆主之王”的瑞士人的凯撒·里兹（César Ritz，1850-1918）（注：他的名字有很多中文译名，使用的最多的是塞萨·里茲、凯撒·里兹，按照德语发音判断后者）。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的姓Ritz竟然演变成一个意为“极其奢华”的英文词，不用大写。他出生在一个偏僻乡村，首次求职被定性为不具备干旅馆“资质”的人，然而，他就是不信邪，不气馁，发誓一切要从头再来，弄清旅馆，一路奋进，最后威震伦敦和巴黎，享誉全球，留下了“客人永远不会错的”名言。第二位是被称作“美国旅馆联号之父”埃尔斯沃思·斯塔特勒（Ellsworth Statler，1863-1928）,他出生在德国的贫困家庭，跟随父母移民美国，为了生计，15岁就在旅馆当服务生，悟出了“客人永远是对的”真谛，进而把毕生心血倾注在旅馆经营上，被誉为现代商业旅馆的鼻祖，给旅馆投资人留下了一则铁规:“对任何旅馆来说，取得成功的三大根本要素是位置、位置、位置”。第三位是美国人康拉德﹒希尔顿（Conrad N. Hilton,1887-1979）。他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有个勤劳好胜的父亲，有个善良多艺的母亲，从小就学会了赚钱经商并多才多艺，青少年时期有读书、演艺、经商、从政、开银行和从军等复杂的经历，没想到刚过而立之年，因一次住店被拒，一气之下就把旅馆买下，正式进入了旅馆业。最初短暂的成功之后，又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的 经济大萧条，但困境并没有动摇他那勃勃雄心，到上世纪50年代初，希尔顿旅 馆公司成为誉满全球的国际旅馆公司，竟然成为“买下华尔道夫的人”，实现了收购斯塔特勒旅馆公司的夙愿，名声大噪，后人把他的公司称之为“希尔顿帝国”。创业者希尔顿先生作为旅馆主长达60年，他善于经营，胆大心细，最突出的优势在于人才培养和市场营销。他在其首部自传《来做我的客人》（BE MY GUEST）中，自己归结出的十条获得成功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胸有大志：敢想、敢干、敢憧憬”，他有一句名言是“要成大事，必有大志”（To achieve big things you have to have big dreams）。第四位是自称“喜来登先生”的欧内斯特﹒亨德森（Ernest Henderson，1897-1967），他原本是工科学生，倾心技术，还当过兵，后来成为成功的进口贸易商人。他直到不惑之年才进入旅馆业，被誉为“最佳意义上的资本家”，他不是旅馆经营行家，却是房地产里手和精明的金融家，发迹于旅馆的买卖交易，其兴趣在于寻找机会，收购经营不善的旅馆，然后重新设计，更新设备，改善经营，待旅馆增值后高价出售，成功之后另选“猎物”。作为董事长，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是每天至少要为公司挣得1万美元的收入。未到古稀之年，他的“喜来登帝国”已经确立，成为美国第一大旅馆联号。这四位旅馆家出身不同，理念有不同，但他们都堪称是世界旅游业发展的里程碑式人物，旅馆经营与管理理论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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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旅馆主赶上了世界大众旅游崛起的时代，成为世界现代旅馆业精英的典型，我选中了三位旅馆集团和旅馆主。
首先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旅馆集团和联号的马里厄特家族，创始人是约翰﹒威拉德﹒马里厄特（John Willard Marriott,1900-1985），昵称为“比尔”（Bill）。也许当时大家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然而后来提起“万豪”是家喻户晓。马里厄特是美国一家虔诚的摩门教教徒，他出身于美国西部的小山村农家，大学毕业后经营菜根汽水店，后来又经营起路边餐馆，再后来随着航空事业的急速发展，又闯入航空食品业。随着汽车和高速公路的发展，他又抓住时机在美国兴建了首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汽车旅馆，他的理念是服务大众。老比尔是个非常 有远见的实业家，是斯塔特勒的忠实信徒，他大权独揽，兢兢业业，追求完美。他坚持“尽力使今天完美无缺，明天的事让明天去考虑，而昨天将成为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的原则。老比尔格外注意言传身教，也能审时度势，1964 年主动让儿子小比尔出任总经理。小比尔比父亲更有气魄，雄心更大，到上个世纪80 年代，万豪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住宿与食品服务的公司。老 Bill 1985 年去世，小 Bill 1990年宣布公司把与旅馆无关的资产全部剥离，全力做好旅馆业，一直把马里厄特家族的万豪集团从世界第三位提升到首位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