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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家庭关系：餐桌上的代沟
郭于华
饮食既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又有着文化意义。它不仅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而且与我们的一些观念，譬如自我、团体甚至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才有论者指出：“抵达某个文化核心的最好途径便是通过它的胃。”这在中国也是如此。食物的挑选以及如何烹制常常被视为一个人成熟度的标杆，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美学问题。
毫无疑问，众多的社会变量，比如性别、种族、职业、社会地位以及教育程度，都会影响一个人关于饮食的观念。在当今中国，我们还应该考查另一个变量：个体的年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逐渐融入全球消费文化中去。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儿童的饮食观念，并与其父辈及（外）祖父辈进行比较。这里的“饮食理念”是指影响人们饮食方式以及支撑其饮食习惯的理念。这意味着将饮食看作一种生理需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表征。具体来说，某个特定的饮食观念，混合了种种风向潮流、信息和社会价值观，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饮食方式、健康和人际往来。
传统的饮食理念主要和1949年前的一代人有关。这代人现在已成为了学龄儿童的祖父辈。在我们的访谈中，这些人反复叙说的饮食理念总是与营养平衡息息相关。这些理念之所以被视为典范，因为它们源于中国文化的阴阳说：两者相互混合并成为推动自然秩序的基本力量；其表现形式包括冷与热，夜与日，雄与雌，消极与积极，保护与侵犯等最原初的推力。阴和阳具备同等价值，以四季交迭更替的方式使整个世界运转，同时也将其影响加诸于人类。按照传统中医的说法，人体自身即包含了阴阳二元：阴储备生命所需之能量，阳则保护身体免受侵犯，二者须保持稳定均衡状态。
避免阴阳失衡的方法是保持一个平衡的饮食习惯：既有冷食又有热食，细粮粗粮均衡搭配，一日三餐需摄取各色不同的食物。中医持有这样的观点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也是我称之为“传统饮食理念”的基本原理。作为中国形而上学体系和医学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论及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医药，当孕妇或者身体虚弱的孩子需要进补时，阴阳学说对于饮食理念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具体阐释平衡饮食的观念以前，我首先要解释一下食物的“热”、“冷”特性。简要地讲，肉类、蛋类和油脂类食品属热性；海鲜、蔬菜以及水果则属寒性。许多新型食物也能分为冷热两种。一些北京和江苏的家长认为巧克力就是一种新型的热性食物。他们认为巧克力这种食品不错，但它包含的热量太高了，还具有刺激性，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吃多了会流鼻血。所以在他们看来，孩子吃巧克力一定要适量。
传统饮食观念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认为，多样化的食谱和自然生长的食物很有价值。按照我们造访家庭中老一辈的观点，要抚养一个健康的孩子首先要让他们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与此同时，老一辈人也批评了他们心目中那些“不健康的”食物，比如维他命片和药物补品等营养品。一位年长被访者在分辨“自然的”和“非自然的”食物时说：“我们很难知道营养品里到底有什么，可是自然的食物能看得一目了然，吃得放心。比如吃鱼和虾，一口一口地很好吃。无论鱼肝油和鱼脑加工物多么美味，我还是宁可多吃几条鱼。”我们发现，在北京和江苏农村地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他们对于那些被标上“更健康”和“长寿”的营养品保持着某种警惕。
当谈及他们这一代人对此类营养品的态度时，一位爷爷如是说：“我不懂科学营养的方法，可是只要大人吃了没事，小孩就可以吃。”另一位受访者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观点——断奶后的孩子可以像一个成人那样来喂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大人与小孩等而视之，他们也知道孩子对食物的口味很特殊，对食品本身有着特定的需求。
然而，当我们问老一辈人什么食物对孩子来说是“健康的”时，我们却得到了完全迥异的回答。一位受访的北京奶奶告诉我们，春天对于孩子的成长最为重要。相应地，到了冬季她会亲手为孙儿暖身子做的一道菜：用文火慢炖猪骨头汤。另一位受访者坚持认为孩子和成年人很相似，应该吃大量的蔬菜和适量的肉类。一般而言，年长者视肉类、鱼类和蛋类为健康所必需，但常常会表达以下的论点：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动物蛋白的摄入应与谷类、蔬菜，新鲜水果互相补充。
在回答当下的年轻人应该吃什么时，受访地区的（外）祖父辈和父辈家长有许多共同的观点。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饮食理念还是有显著的差别。一方面，我们接触到的家长比他们的父母受过更好的教育，尤其与他们的母亲相比。在我们采访的所有（外）祖母中，没有一人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在江苏，大部分受访的父辈家长完成了高中学业；与此同时，大部分的（外）祖父辈老人都是文盲。
学校和现代科学的熏染十分明显地影响了父辈家长的饮食、健康、抚养孩子的观念。这些观念是“现代的”，因为它们的基础是西方医学和现代营养科学。以“维生素”为例，我们经常可以在采访中听到这个词。维生素在汉语中读作“wei sheng su”，或者被称作是“支撑生命的物质”。家长们理解维他命、食物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提供一张富含维生素的食谱视为尽责父母的一个特定职责。我们采访的北京家长们也是这样的，大部分的父母说他们鼓励孩子多吃蔬菜，有些甚至强迫不听话的孩子吃些生的蔬菜，来补充蔬菜在烹制过程中流失的维他命。
为克服维生素不足的难题，一部分家长认为可以时不时地吃些猪排骨或是家禽类的血来促进钙和铁的吸收。当有些孩子对家长认为有好处的食物不感兴趣时，譬如说生的胡萝卜，有些家长会把它炖成汤来改变食物原先的口味。又比方说牛奶，为了让一些挑食的孩子喝，父母可以在奶里加点糖和麦片。
当孩子不喜欢吃水煮蛋时，家长们会将蛋切成小块来刺激孩子的食欲。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让孩子吃得更好。”可是，孩子白天要离家去上学，一旦家长的控制减弱，孩子们便会用手里的零花钱去买零食和饮料。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卫生着想，家长们极力反对孩子在街边小摊或者是临近的小店购买零食吃。家长们怀疑零食里掺杂了过多的人工调味剂、色素或者是有害的激素。他们同样也担心孩子们不洗手就吃零食，甚至误食了防腐剂。
父辈家长们专注于孩子的健康饮食、食品安全和丰富的维他命补充。他们有时会认为（外）祖父辈没法监督孩子的饮食状况，因为老人们对于营养科学几乎一窍不通。一位年轻的母亲抱怨老一辈人不将营养满足看作是“科学抚养孩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当老一代人为人父母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食物可以选择。这位年轻母亲认为现在的家长“已经有足够的条件对孩子进行科学的抚养”，这些条件具体包括相比以前更高的家庭收入和大量的科学营养信息。
父辈家长们通常经由书籍、杂志、收音机和电视机等媒介获取信息，他们也会和同事探讨诸如如何烹调食物、某些食物的好处以及如何帮助孩子建立正常的饮食习惯等的问题。当然，运用“科学的”理念并不总像想象的那样有效。
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表达了他们的不安。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他们曾经尝试过将西医和中医的养生理念结合起来，但效果并不很好。这个孩子的母亲供职于一家出版医学书籍和健康杂志的出版社，他的丈夫曾自学过中医。虽然夫妻二人煞费苦心地制定了科学的饮食方略，可是他们孩子的身体依然不好，这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困惑。尽管我们采访的其他北京父母并不像这对夫妻那样花时间设计周全的食谱，大部分的家长都会通过阅读书报上的文章来了解饮食、健康和抚养孩子方面的知识。
在江苏省的农村地区，科学地抚养孩子被理解为直接给他们吃维生素片。大部分孩子一出世就开始吃维生素营养品，这样的建议通常是由乡村或是镇上的医生给出的。
维他命在当地被视作药物，能够保护婴儿免受疾病的侵袭，直至孩子度过了脆弱的幼儿期开始吃固体食物为止。这种看待维他命的方式在景军研究的甘肃农村也存在，另三位学者也曾在中国北方乡村中发现类似的看法。
文化观念可以依靠风潮、价值观和符号传递给一代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饮食理念的延续对于文化转向有着暗示作用。研究“文化转向”，我们首先可以了解老一辈人对于传统食物的态度。外祖父辈的家长相信传统节日必须要有相应的食物，比如我们研究的许多家庭不但庆祝农历新年，同时也庆祝元宵节（农历一月的第15天）、端午节（农历五月第五天）、中秋节（农历八月第十五天）和冬至（农历十二月第八天）。我们采访的城市家长对待传统节日往往漫不经心。
有的人甚至认为吃特定的节日食物应该成为一种个人偏好，而非一种传统。然而，假如这个城市家庭是一个三世同堂之家，则祖父辈的家长肯定会在元宵节吃元宵（由糯米粉做成的甜的团子），在端午节吃粽子（由糯米制成的金字塔形状的点心，以竹叶或者是箬叶包裹），在中秋节吃月饼（月亮形状的蛋糕，内部放一些坚果），于冬至喝腊八粥（白米、黄米混合坚果和干果熬制的粥）。祖父辈一代明白缘何特定的食物必须在某些节日里食用。我们遇到的儿童知道什么节日该吃何种食物，但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而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对于节庆食物的习俗准则也只剩下模糊的印象了。
传统节庆食物的宗教意义正在消弭，而为孩子筹备生日的热情正前所未有地高涨。大部分我们调查的北京家庭为庆祝孩子的生日，会买一个蛋糕，准备一桌好菜，或者干脆去饭店庆祝。父母、（外）祖父母、叔叔阿姨以及兄长们会送各种的礼物，包括书籍、玩具，有时是钱或者去某地娱乐中心的旅行。孩子生日的庆贺不但成为一年一度的家庭事件，同时也产生了一笔巨大的家庭开支。同样的情形在江苏农村地区也渐趋流行。我在一所乡村中学里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五年级学生将其生日列为一个家庭事件且必须庆祝，只有一半的学生提到了端午节和中秋节。
传统食物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也在丧失。中国文学里充满了关于食物的故事，劝诫人们尊重老人，善待同辈，节俭精明，同时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并对食物的祭祀功能怀抱虔敬之心。一位老爷爷动情地说这些教导如今早已不复闻了：“新一代人不再为吃穿发愁了。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日本人打了进来，我爹娘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大扫荡逃进山里，最后饿死了。我那时还小。我逃到天津和张家口，为了活下来用各种方法找东西吃。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时，又碰到了糟糕的三年。人们半死不活，饿得水肿。”
对于许多学龄儿童的家长们来说，这场饥荒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一位44岁的父亲说当时他还是个小学生，正赶上北京粮食短缺，他爷爷从乡下赶来救济他。这位家长回忆了当时的情形：“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冬了，爷爷穿着棉衣棉裤。他进了房间还在抱怨天气太冷，我感到奇怪。当他脱下外衣，我才发现他衣服和裤子里的棉絮都变成了粮食。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政府已经禁止个人从农村带粮食到城市了。”
当我们问及受访者是否会将这类故事告诉他们的正在上学的孩子们时，常见的答复是，过去食物短缺的故事和孩子们的饮食需求并无关联；现在的孩子根本不担心食物短缺，反而担心自己因为没有尝试过某一品牌的零食而在同学面前丢面子。也因此，每当长辈们含泪回忆起过去因饥荒而失去亲人的经历时，孩子们通常不是觉得故事太过恐怖以致无法相信，就是很难在情感上引起共鸣。正如一位家长所言，对于如今的孩子，老一辈的苦难如同“天书”一般，后辈们再也无法理解这些以往的苦难了。
另外，孩子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精致的食品和个人的幸福，这些印象淡化甚至抵消了人们对于苦难的叙述。食品营销商没有兴趣提醒年轻人，直到八十年代早期并不是每一户中国家庭都有足够的食物。食品制造企业十分清楚，食品的创新开发必须要改变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提供给他们美好生活的幻觉。如前所述，电视机是实现这个目标最有效的媒介。
看电视作为流行的休闲活动，对个人的消费行为有着特殊的影响力。一项社会学调查显示，文化风尚形成于八十年代晚期，学生们对于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是如此着迷，于是便开始模仿广告里的口气、广告词和音乐。老师们抱怨说，一些女学生沉迷于电视广告，是因为可以看见一些电影演员和流行歌手为某些食品代言。因为这些女孩子非常爱慕娱乐圈的名人，她们渴望购买广告中明星们代言的产品。
电视的影响力也波及到了父辈家长。1987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每天要花两小时收看电视，接近于当时居民每日休闲时间的一半。1995年，城市每周工作时间为五天，在周末，城市居民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激增。我们采访的一些北京家长声称，对于广告中的食物、饮料和营养品，他们一概不信，虽然广告上称这些东西“有助于健康”。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家长看了电视广告的宣传，就真的为孩子买来了这些产品，直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东西不如吹嘘得那么好才将其丢弃。当前中国仍然缺乏严格的法律来管制商业广告，防止虚假不实的产品进入消费市场。
对孩子们而言，同辈之间的互相攀比使得孩子们了解到了一些食品。老师和家长告诉我们，假如一个孩子不认识或者无法买到时下流行的新款食品，他就会受到其朋友圈里其余人的嘲笑，因为孩子圈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享食物或者交换和食物有关的信息。老师们认为，孩子们一起分享食品是学校里很常见的交流活动，而且常常都是同性的伙伴们在一起。学生被允许从家里带一小部分食物和零食到学校来，午饭时和同学一起分享，同时通过互换来探讨哪种食品更好吃。
关于食品信息的分享，有时可以显示出一个人对于市面上最新潮食品的熟悉程度。同辈圈子内追求时尚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就读于北京某小学的学生（根据他父亲的话）向他的伙伴们谎称自己吃过“和路雪”牌的冰淇淋，可事实上他根本就没吃过。据称，那个班里所有的男生都吃这种由中、英、荷合资企业生产的冰淇淋，所以当“和路雪”成为谈话焦点时，这个孩子不得不撒谎说自己也吃过，以免丢面子。老师们已经察觉到孩子间的攀比倾向，并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家长给了孩子太多的零花钱；这些钱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进一步鼓励了孩子们通过食品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详见伯娜丁·徐在第二章中就学生之间的攀比消费更详尽的讨论）。
零花钱使得孩子们有机会消费那些家长禁止他们吃的食物，这些食物通常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我们采访的家长都认识到了零花钱可能导致的坏处，但又认为不给孩子零花钱是不现实的。在城市里，“4-2-1”的家庭结构（指4位祖父母，2位父母和1个孩子）意味着孩子可以通过三组关系来获得零花钱：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也会给他们的外甥或者外甥女零花钱。我们在北京的调查发现，每个孩子每天大约有5元零花钱，春节期间这个数字超过了100元。大多数的孩子按日或周领取零花钱；另外，当他们学业有进步或者过生日时也会得到一些钱。但收获最多的当然还是在农历春节。在江苏农村地区，大部分五年级的孩子们都有零花钱，最低的每天有5角，最高可达3元。比起北京孩子，这些农村的孩子往往把零花钱用在买零食、软饮料、干果、冰淇淋和坚果上。
本文节选于《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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