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3
月
19
日，由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中日关系·蒋介石”工作坊，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会议室成功举行。
工作坊由浙大蒋研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主持。陈教授先对参与此次工作坊的师生们表示欢迎，并从自身研究经验的角度，认为近代中国与日本，比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关系都密切而复杂，如果把中国对外关系分类的话，中国和日本之外的国家的关系是一类，中日关系是另一类，中日之间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关系更为复杂。关于近代中日关系既有的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拓展，此次工作坊将有助加深对蒋介石与近代中日关系的探讨。
工作坊分为上下两半场举行，上半场由日本爱知大学砂山幸雄教授和浙江理工大学贺俊杰博士作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报告。
砂山幸雄教授报告的题目为《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历史及其对现在的启示》。砂山教授认为近代中日教育交流历史中三个比较大的研究主题就是：留学、教科书和学校。砂山教授从自身在南京大学留学的经验谈了留学问题，继而谈起近代分别发生在中日两国的教科书问题，最后，砂山教授将讲座重点放在对自身所在的爱知大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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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学院的探讨上。东亚同文书院最早由日本提倡
“
亚洲主义
”
的东亚同文会的民间团体，于
1901
年上海创办。其初衷本在于培养中日两国未来政商界之领袖，同时招收中日两国学生，结果虽然培养很多日本优秀人才，但最终因各种因素放弃了中国学生教育，成为一所只面向日本学生的学校，意味着东亚同文学院的一种巨大挫败。同时，由于东亚同文书院自始至终未能逃离日本政府的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被批判为日本大陆侵略政策的尖兵或文化侵略的道具等。然而，由于政府的政策和自身
“
亚洲主义
”
思想之间的尖锐矛盾，东亚同文书院的大部分师生，似乎到最后关头都在为此矛盾而烦恼。东亚同文学院作为
“
一所日本学校的中国留学
”
，就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而言，东亚同文书院这一特殊的个案，对于中日现在的留学交流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何启示，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贺俊杰老师在题为《近代中国民众对日情感与集体行动》报告中，借用社会运动理论，对近代民众反日运动的时空背景、组织领导力量、实践主体、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探讨。认为近代民众反日运动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社会动员是其推动力量，社会参与是其实践主体、官民互动是其重要影响因素。
工作坊下半场由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和浙江大学赵晓红副教授作关于蒋介石与近代中日关系的报告。
鹿锡俊教授报告的题目为《蒋介石与抗战前期中国对德政策的四个节点》。鹿教授认为抗战前期中德关系经历了四个重要节点，即
1939
年
8
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成立及紧随其后的欧战；
1940
年夏季德国大捷背景下中国危机的降临；
1940
年
9
月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诞生；
1941
年
6
月德苏战争的爆发。在
1937
年
7
月
-1939
年
8
月之间，即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对德坚守友好方针，但又将德与其他国家加以亲疏层次上的区别。在第一个节点，面对德苏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放弃了对德宣战的主张，遵从大多数的主张，总体上以亲英法、疏德意作为中国的政策基调。第二个节点，随着德国大捷，蒋介石主张在加强美苏、维持英法的前提下改善对德关系，这一两全方针战胜了政府内对英美或苏德
“
一边倒
”
的主张。第三个节点，蒋介石获悉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认为对其因应的“上策”是：坚持惟以日本为敌；对欧战不介入；对三国同盟不表态；对两大阵营不偏倚；对德国可能进行的谋求中日媾和的调停不拒绝；等待苏联态度的明朗化。第四个节点，德苏战争全面爆发后，在考虑因应德苏战争的方针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领导层的内心相当纠结，最后决定以对德绝交的方式以促使日苏开战。总体而言，鹿教授从四个节点入手，探讨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是怎样应对的，其因果关系如何，对日战争的影响如何，通过理清这些问题，从而重新检讨中日战争。鹿教授从四个节点，对中德关系史实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分析，但同时又能对这些琐碎史实高度概括，上升到高度问题意识上，分析问题的角度非常新颖。同时，该报告虽为考察中德关系，但又不止于中德关系双方，而是关注其背后中国与英美法、与苏联，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打破就两国关系谈两国关系的单一模式。
赵晓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于日本的认识》，赵老师主要通过蒋介石日记，探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日民族性、国民性的认识，对日本内政政局的认识，对日侵华动向的认识，对英美、对俄国、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定位，对日俄开战及中国立场的认识，对剿共与抗日关系的认识观，对日情报信息的来源等问题。鹿锡俊老师针对该报告建议，应该同时利用之后的蒋介石日记中对之前问题的反思，比照研究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