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
美国本土川粉中的南派与北派
》一文中，我曾提到过优绩主义。随后，有几位网友想让我多介绍一下这个概念，以及利用这个概念对当今人们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为了使各位在阅读时更有现实感，我们就从民粹主义的问题说起。
2024年11月，
大卫·布鲁克斯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常春藤联盟是如何摧毁美国的》。对这位
布鲁克斯，有人可能有印象，他最近批评特朗普政府的一篇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得很广。我们还是说他前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说了这样两段话：
信息时代经济将金钱和权力倾注到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身上，民粹主义领袖纷纷站出来团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不仅是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还有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
这些领导人明白，工人阶级对那些拥有高学历、自以为是的专业人士有多憎恨，甚至超过对亿万富翁房地产巨头或富有企业家的憎恨。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领袖都用大肆渲染、粗暴概括和赤裸裸的表达告诉那些精英阶级：去你的，还有你的那套知识政权体系。
这个现实可以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那些仅仅从就业、收入甚至生活状态的角度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可能有点太表面化了；民粹主义更深厚的土壤是，
现代社会正在进行比末位淘汰更残酷的后位淘汰
（我杜撰的概念），在这种后位淘汰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未能占据某种优势位置的人都有可能
被甩入到失败者、下层的行列。
记得前些年，每当进入机场的候机楼，往往就会见到这样的一种情景：书店最醒目的位置，摆着一排排的成功学的书籍；电视屏幕上，是慷慨激昂的对成功的鼓动和讲解。
这是一个极端崇拜成功的社会。实际上，不仅中国是如此，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因此，又可以说，
一个极端崇拜成功的时代。
残酷的成功竞争开始于教育。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说法：
学校正在变为分类的机器。这样一个学术化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会冲淡其中的残酷性。这个分类意味着什么？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通过教育和学校，把人分成被社会选中的程度不同的成功者，以及由此注定没有希望的被淘汰者。
万斯说，在他的身边，到处是失业的年轻人，他的亲友几乎没有一个有一份看起来能有前途的职业。万斯从小到大，没见过周围一个孩子能上藤校的，实际上，大多数孩子连大学都没上过。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我们现在教育的内卷为什么会达到如此惨烈的程度。几年前，在讨论教育内卷的时候，我曾经说：
这次教育新政推出的措施之一，是在高中阶段上实现50%的分流。这一方案，在学生家长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焦虑。
在孩子还不怎么懂事的年龄，就实现了具有一分定终身含义的分流，太残酷了。
在当时，我也只能弱弱地说，能不能把分流和职业技术教育后置到大学教育阶段？
竞争与成功，是我们时代的价值观。优绩主义的流行，当然有其道理。人类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不就是在个人努力奋斗的推动下不断进步的吗？作为个人，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得个人的成功，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但现在我们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
无论人们对优绩主义的论证是多么的无懈可击，无论这种优绩主义在现实中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在今天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到失败者、下层的行列
。而且，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双重驱动之下，被甩到这个行列里的人已经多到越来越令人恐惧。
有人说，这是一种新的等级社会的形成。或者用赫拉利的话说，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规模日益扩大的无用阶级。
什么叫996？996就是避免自己被抛入失败者行列的一种挣扎。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往往低估了一些因素在形塑这个社会结构时的作用。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姚明在美国打球时，最高年薪是
2010-2011 赛季的1769 万美元；收入最高的是
2008 年，这一年姚明进账 5200 万美元，包括来自苹果、锐步和可口可乐等的广告代言费。
但从更深一层来说，这个收入来自哪里？最简单地说，来自全球化。
如果不是因为全球化，姚明就是球打得再好，可能也无法去美国的NBA打球。而NBA的市场是整个世界，没有全球众多国家的转播，NBA也给不起姚明那么高的年薪，姚明的商业价值也不可能那么高。而且，其巨额的广告代言费，也因为
苹果、锐步和可口可乐是跨国公司，是以全球为市场的。
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一个地方的篮球队还有可能通过在体育场馆的比赛，获得门票的收入。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都在看NBA，起码也得是CNBA的转播。地方球队的那种比赛，已经完全失去了市场，人们从这里获得收入，已无可能。
到了今天，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将无数人，包括看起来已经迈入成功者门槛的人，无情地甩入到被淘汰者的行列。现在数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的状态，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在过着啃老的生活，
桑德尔指出，在这样的时代，失败者则需承受双重痛苦——既要面对物质困境，又要承受社会的羞辱。早在大约70年前的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就提出了优绩主义这个概念，并预言，当“优绩暴政”发展到极致时，完全实现的优绩制度将在21世纪引发民粹主义反弹。
前些天，一位学生给我看了一幅照片。他说，这是一个相当于原来乡镇企业的一个企业的车间，车间里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在工作。
科技是在日新月异，但结果是，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人了。
这让我不禁想起春节期间人们燃放的烟花。烟花是那么地绚烂，但落在地上的，却是纸屑和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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