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学习摘记

本文出自 《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邓晓芒教授的信》附录

[ 说明 ] 这是差不多三年前学习刘苏里向我推荐的学人榜样所记的摘记，为便于阅读经过整理，但仍然保留了学习笔记的文体：摘录原文，简扼写下自己的困惑和思考。如果这篇对谈的标题是“公知今天的角色”，我不会读，公知姿态和立场与我无干。苏里推荐的是“真正的哲学家”和“最好的哲学教师”，所以我才读。笔记是供自己学习所用，所有困惑和思考都是对我自己说、为我自己写的，与两位对谈者无关，切莫理解为是在与两位对谈者“论战”——相反，无论困惑还是思考都很不成熟，欢迎批评，使我受教。是为盼焉。

在访谈之前，苏里对晓芒有长段介绍，要点是：“邓晓芒的社会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师、战士和哲学家”。苏里特别强调，晓芒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尤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并援引“百度百科”的介绍：他“立足于西方自古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并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好奇）；创立‘新实践论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苏里自己写的介绍则强调，晓芒是新型的学者和哲学家，所谓新型指基于对传统学人身份的自我批判，即批判“古典时期士大夫为学的基本原则”——好奇！晓芒如何既批判“古典时期士大夫为学的基本原则”，又潜心古典哲学？

刘苏里：您可以说详细些。

邓晓芒：我在课堂上总是对学生讲，我们读的这些东西与当今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古典的东西比那些现代后现代的要“现实”得多。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这都是在古典哲学中奠定的基础。

困惑：前一句话讲得真好，“古典的东西比那些现代后现代的要‘现实’得多”；但第二句费解：“古典的东西”的现实意义难道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当今的自由主义教条？按哲学史常识，这里恐怕应该给“古典哲学”加上“德意志”的限定词。我很难理解：古希腊的古典哲学为当今的自由主义教条奠定了基础。晓芒受过康德哲学训练，用词应该很准确，未加“德国”的限定词有三种可能： 1 ，一时疏忽忘了加（这不应该，面对传媒得小心，否则容易误导受众）； 2 ，故意不加，暗中用德国古典哲学取代或冒充整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古典哲学传统（这种可能性不大，否则就胆子太大）； 3 ，古希腊哲学的确为“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奠定了基础，但我理解力不够，没领会到——我宁愿选择第三种可能。

刘苏里：在《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里，你就是这么说的。

邓晓芒：对。这是我一贯的想法，我就是要为当今打工者提供思想依据。

思考：苏里提到晓芒上述说法的出处，看来我猜错了，应该是第一种可能。如果“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是“德国古典哲学”奠定的基础，那么，这些教条就是某些近代哲学家的构造。因为，德国古典哲学特指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属于西方近代启蒙哲学的一部分。

困惑：晓芒“一贯的想法”是“要为当今打工者提供思想依据”——感人！那么，晓芒读“古典的东西”就未必是出于对“古典的东西”（尤其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古典的东西”）本身的热爱。十多年前，有人以晓芒的一篇学术自述为证告诉我，晓芒是热忱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马克思哲学是西方现代的东西，而非西方“古典的东西”（即便康德 - 黑格尔哲学也不是）。现在晓芒让我看到，他是个热忱且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费解。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令人费解……至少，马克思不是狭义的自由主义者，与《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的《犹太人问题》一文对自由主义有深刻批判。不过，像晓芒这样身兼两者的学人似乎不少，为什么？这兴许是一个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有趣课题。

刘苏里：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是想做人民的哲学家？因为人民都是打工者。

邓晓芒：也不是。我只想做一个自己的哲学家，或者只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和哲学研究者。但我为人民打工是我的社会角色，客观效果，恰好和我的主观爱好相吻合，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不是刻意这样做，就像我教书，不过是尽义务，遵守职业道德，但并不是我的主观志向。

刘苏里：看得出来，你对自己的角色比较满意。至今的工作也很满意。还有什么遗憾么？

邓晓芒：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嫌时间太短，不知不觉就年过花甲了，每天都想着这件事，怕再耽误时间。

困惑：晓芒的“主观爱好”是“只想做一个自己的哲学家”，何以“客观效果”成了“为人民打工”？——费解。如果不是“只想做一个自己”的这“一个自己”与“为人民打工”的事业有一种天性上的恰好吻合，何以做“哲学家”的“主观爱好”的“客观效果”成了“为人民打工”？古往今来无数人的“自己”想做哲学家，未见他们的这一“主观志向”与“为人民打工”如此吻合。既然性质上如此不同的两回事情在晓芒身上恰好吻合，而且他甚至感到“很难得”，就说明他的如此天性“很难得”。尽管如此，就“哲学家” [ 热爱智慧者 ] 这个称呼的本来含义而言，这种“很难得”毕竟费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热爱智慧的天性？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性，这种“很难得”的恰好吻合都改变了“哲学家”这个称呼的实质含义！

思考：晓芒对“你是想做人民的哲学家”的回答（“也不是”）仅仅否定的是“想做”，没有否定自己实际上做了“人民的哲学家”——毋宁说，晓芒根本无需“想要做”或“刻意这样做”，就“做”成了“人民的哲学家”。晓芒“对自己的角色比较满意”，“角色”指“社会角色”——即“为人民打工”。“人民的哲学家”这个称呼听起来既熟悉又已经很陌生，似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有这个称号。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时代才有的称号，要成为一个“人民的哲学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确“很难得”！记得在北大念美学研究生时，有位社科院哲学所的前辈鼓励我说：好好学习吧，今后做一个“人民的美学家”。当时我听了既感动（人家一片好心，而且是前辈），又有点儿浑身起……

刘苏里：在我看来，你除了做哲学家外，还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战斗者，比如，你的很多文字，是论战中来的。当然，你还是——在我看来，最好的哲学教师。

邓晓芒：生命就是战斗，今天这样想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的论战也是我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决不是为了斗意气，所以我乐此不疲。

思考：苏里把“做哲学家”与做“一个永不停息的战斗者”分开——“战士”指的是批判别人的“战斗者”。晓芒否定了这种区分，他“做哲学家”就是做“一个永不停息的战斗者”，因为，“做哲学家”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战斗”——战士身份统摄“哲学家”和“哲学教师”的身份。这意味着，对晓芒来说，做“哲学家”和“哲学教师”的首要任务恐怕就是“永不停息”地批判……

困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热爱智慧的天性？“永不停息”地批判别人的人有时间反思自己？写了三大“批判”书的康德也没有“永不停息”地批判别人……“今天这样想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费解。这样“想”的哲学家过去很多？历史上有哪位真正的哲人宣称过自己的“生命就是战斗”（即便“战斗”在这里指“论战” [ 批判别人 ] ）。西方近代第一位获得 Free-thinker 称号的托兰德一生都在揭露“偏见”，搞激进启蒙，也没说自己的生命就是战斗。

……想起来了：鲁迅以战斗精神著称！“今天这样想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恐怕指鲁迅这样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与这里说到的“论战”话题相符，鲁迅曾以论战为生。毛泽东号召搞文化大批判时，就要我们学习鲁迅精神——文革时期的大批判锐利武器，除了马列和主席语录，就只有鲁迅语录。但鲁迅是什么样的哲学家呢？

刘苏里：“战斗”是你存在的方式之一？还是别有一番意思？这点对理解你的思想很重要。我们常说，战士是自觉的，你是自觉的，因此你是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

邓晓芒：战斗不是针对某个人或事，而是对命运，就是必须奋起去积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时代，这在我的书和我课堂上对学生讲的里面体现得很强烈。这是为自己而战斗，不是充当马前卒或听什么将令之类的，也没有什么“战线”，是为了自己生活充实、有意义，人生苦短。

困惑：这段表白听起来真的像鲁迅精神，这种精神的基本底色就是敢于“直面”一切，尤其直面“命运”、“时代”和“生活”。一个“自觉的”战士会是一个“自觉的”爱智者 [ 哲学家 ] 吗？一个“自觉的”战士会在自己的书和课堂上对学生讲什么哲学呢？用“战斗”精神讲康德 - 黑格尔会是怎样一种讲法呢？——好奇且费解。

思考：这个自由主义者与鲁迅精神、尤其文革式的鲁迅精神有如此内在的血脉关系——有意思。值得想：为什么——这问题复杂，不容易想清楚。无论如何，鲁迅的头脑绝非像一个教士那样简单，也没有僵化的教条。记得几年前读过的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说：其实，鲁迅精神是学不来的，那是一种奇异的天性。毛泽东号召所有知识人都学鲁迅精神，结果扭曲了好些不适宜学这种精神的人的天性——似乎不无道理。

第一节“背景”以这段感人的“战斗”人生观结束。基于这种人生观，苏里邀请晓芒谈谈自己的“哲学进路”以及“最得意的思考成果”。

邓晓芒：首先是澄清个体人格和自由问题，然后是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养成客观分析问题的习惯，拒斥情绪化和起哄的劣习。我所有的学问简单说来就是做这件事。所以我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提取了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 Nous 和 Logos ，自由和理性，这都是中国文化中极感欠缺的，我要把它们原原本本地阐明清楚。

困惑：“所有的学问简单说来就是做这件事”——哪件事？前面的句子说的事情不太容易归纳为一件事情。受过康德哲学训练的晓芒怎么会这样表述自己的“哲学进路”？——费解。即便澄清了“个体人格和自由问题”，就等于有了“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费解。

思考：晓芒是“人民的哲学家”，他想要让每个中国人都“澄清个体人格和自由问题”吗？倘若如此，晓芒的启蒙教化的含义就是要用“自由和理性”来改造每个中国人的灵魂。谁不用“自由和理性”来改造自己的灵魂，谁的灵魂就有问题，就该受到批判：这不是一种普遍强制吗？古代礼法的确用种种道德规定来强制人民，但启蒙理性不是反对任何类型的道德强制吗？用“自由和理性”取代传统的种种道德规定，其现实结果会怎样？毕竟，“自由和理性”都并非实质性的道德德性。何况，要成功做到这一点，恐怕也离不了普遍强制——自觉地信仰的人除外。这两种情形都与“自由和理性”相矛盾：自觉信仰启蒙精神的人未必有“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被强制具有启蒙精神的人则显然丧失了自由。

困惑： Nous 这个希腊语词可以直接理解为“自由”？雅典人会为了“自由”与波斯人打仗，恐怕不会为了 Nous[ 心智 ] 与波斯人打仗。不过，我现在不是在读古希腊人的文本，而是在读晓芒的话——我不能用古希腊人的自我理解来要求晓芒。前面说“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这都是在古典哲学中奠定的基础”——所谓“古典哲学”没准真的指古希腊哲学。苏里在开头的介绍中引用的“百度百科”文字写到：晓芒“立足于西方自古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西方自古以来”显然指自古希腊哲学以来。 Nous 奠定了“人的自由”的基础， Logos 奠定了“普世价值”的基础——听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儿廊下派味道。“人权”是什么概念奠定基础的呢？可能是 Nous 和 Logos 共同奠定的。于是，当今的自由主义教条就被成功装进了从古希腊哲学传统中“提取”出来的“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提取”得漂亮！关键在于“提取”功夫，这功夫是康德教的还是黑格尔或马克思教的？即便是，恐怕并非人人都能学会——好奇！……最古老的古希腊哲人泰勒斯说过，宇宙的 Nous[ 心智 ] 是神——自由主义教士把“自由”视为神，没有什么不好理解。问题是：启蒙理性要破除对所有神的迷信，怎么又迷信起“自由神”了？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启蒙理性打倒所有外在的神，为的是树立起自己的自由个体人格。于是，自己的自由人格就成了启蒙理性供奉的内在的神——结果是神化自由的个体人格。笛卡尔：我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怀疑”。

其次，我的哲学与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是与我本人的命运分不开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哲学天赋的人，从小就觉得自己比较笨。我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这样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弄哲学就非常清楚，也算是我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成果”吧。

思考：历史上每个热爱智慧的人都与自己生活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与自己“本人的命运分不开”——但每个哲学爱好者对自己与时代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自己“本人的命运”的理解并不相同，这种理解恰好可以让人看到某个哲学爱好者的 Nous[ 心智 ] 品质。晓芒说自己没有哲学天赋，是谦虚说法，因为他说，他“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哲学家的，没有哲学天赋怎么可能！不然的话，这段表述恐怕有逻辑矛盾。

困惑：既然这一点“从一开始弄哲学就非常清楚”，怎么又是“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成果’”？如果从整段文意来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也许是：“自己是一个有哲学天赋的人”是晓芒“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成果’”。倘若如此，晓芒在后文“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自否定哲学’（否定了自己没有哲学天赋或“自己比较笨”），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哲学，创造哲学，主体性哲学，等等”，也就可以理解了。可是，晓芒带领学生“在课堂里一页页‘啃’经典”是干什么呢？

所以我在读哲学书的时候，凡是那些能够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学家，总是能够得到我的共鸣。而凡是叫人服从命运的哲学家总是使我厌恶。这几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的哲学倾向，我差不多从进哲学门起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主要观点，什么“转向”“转身”之类的事没有发生过。

困惑：原来如此！晓芒“啃”的经典或“哲学书”有很高的自我选择标准：“凡是叫人服从命运的哲学家总是使我厌恶”——哪些古典哲学家“叫人服从命运”？好像恰恰是廊下派这样……既然晓芒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专家，那么，他们三人当是最“能够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学家”。尽管如此，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似乎谁都没有为把晓芒造就为哲学家作出贡献，他们仅仅是能够得到他的“共鸣”。能进一步推想：晓芒觉得自己与康德或黑格尔或马克思一样伟大——因为他自己就是“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学家”？甚至乎更伟大，因为，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至少都还有哲学上的来源，而晓芒“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这样的”？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有过不那么成熟的早期思想，晓芒的思想“差不多从进哲学门起就”成熟，“什么‘转向’‘转身’之类的事没有发生过”……感人！

刘苏里：哲学思考与时代的关系，在你过去的讲义中，多次提到这一层，能结合我们的时代，具体谈谈么？

邓晓芒：在每周的课堂上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支持我奋力向前的动力，觉得值。我的学问是为自己，但正是为了自己才考虑，把思想投到哪个方向才最有价值和成就感，这就与社会、历史和责任关联起来了，与时代和民族命运关联起来了。

思考：晓芒的学问仅仅是听起来像“为己之学”，既然他把自己“与时代和民族命运关联起来”，他的学问就绝非仅仅“是为自己”。不然的话，这段说法在逻辑上似乎有问题。

当然我所做的哲学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常讲我是做中国哲学的。而中国人当代所需要的哲学，我认为正是这种能够鼓舞人的生存意志的哲学。因为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几十年都在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没有人格，没有道德原则和底线。怪谁呢？怪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所以青年中现在到处弥漫着一种渴望，希望有一种能够使自己从根柢上振奋起来的哲学，一种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

惊讶：这段话太有气魄！——“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几十年都在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没有人格，没有道德原则和底线”——这是个全称断言！

困惑：“几十年”从什么时候算起？无论从三十年、四十年还是六十年算起，是否可以由此推论：晓芒自己不是“当代中国人”？因为，唯有他“争气”，有“生存意志”，因此，晓芒自己创造出了“生存意志的哲学”来教化当代中国人？——费解。他随后又说，“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这里的“我们”包括晓芒自己吗？——费解。不费解的是：前面晓芒说自己的哲学是“为人民打工”，听起来是为人民服务，现在看来，这个哲学家是要教化当代中国人。

困惑：“民族”是个集合概念，“每个人”就不是了——即便说当代中国仅有一个人在“争气”，没有“萎靡不振”，苏里听到这话怎么还不汗颜？——费解。“青年中现在到处弥漫着一种渴望”……前面不是说“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和“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吗？莫非“民族”和“每一个人”都不包括“青年”？……不行！我脑子有些乱了。

刘苏里：一个好的哲学家，一定是紧贴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前行的，你觉得，我们时代，有哪些问题，值得你如此投入心力，去思考，解答，论辩？

邓晓芒：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像我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中国人到处都是，但我可能想得深一点，我相信我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我和那些孤独的哲学家似乎不太一样，虽然我也很孤独，但我感觉到普遍人性都会站在我一边，与我相共鸣。所以我从不愤世嫉俗。要解答和追问的问题很多。比如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西方几百年的老问题我们就从来没有想透过。再就是比如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更吊诡的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自认为这些问题我们早已吃透了，不用谈了，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消除它们的“负面作用”的问题。这种中国式的智慧真是大愚若智啊！

困惑：刚刚才说“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现在晓芒又说像他自己“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中国人到处都是”，他“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到底是哪种情形？——不是一般的费解。“命运”这个语词在前面谈到成为哲学家时出现过，“像我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中国人到处都是”意思是不是说，像晓芒一样感受到要成为具有自由个体人格和理性思维能力的“当代中国人”到处都是？既然如此，怎么会“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晓芒怎么又“很孤独”了？——费解。所谓“那些孤独的哲学家”指谁？从文脉看应该不会是外国人……可接下来晓芒又说：“比如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更吊诡的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自认为这些问题我们早已吃透了”——这里的“中国人”岂不表明“那些孤独的哲学家”指外国人？——非常费解……晓芒的 25 本专著如果都是用这样的语式写的，肯定不是一般地难懂。谁能看懂，谁就已经是与晓芒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人。

困惑：所谓“我感觉到普遍人性都会站在我一边”……费解。何谓“普遍人性”，这个概念如何让人“感觉到”会站到自己一边？“普遍人性”是哪里生出来的，原来它站在哪儿？——费解。

困惑：整个这段说法都费解——苏里不是邀请晓芒谈自己“最得意的思考成果”吗？这是“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的“思考成果”？即便是，这些“思考成果”的表述也未见得是“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的结果。但我又不能用“情绪化和起哄的劣习”来解释，因为，这种“劣习”在一开始就遭到“拒斥”。是否只能这样解释：这样的表达是典型自由主义教士的炽热语式，只有同类人听起来没有障碍——谁听起来毫无障碍，谁就已经是自由主义教士，甚至还得是资深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敢肯定……

刘苏里：深有同感。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但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中国人历史上不是最讲“人学”的么？

邓晓芒：中国人的确讲“人学”，但这种“人学”（人伦之学）是指如何毁人之学，如何“做人”之学，或者讲如何学会“做人”。这与西方的人学完全是相反的，西方的人学是研究人，为人设想更加人性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学是琢磨人，为有权者设想出更加能够控制人的手段。中国只有道家的任自然之学才间接为人性留下了一点余地，但也可怜得很。

思考：中国的“人伦之学”“是指如何毁人之学”……“中国人学是琢磨人，为有权者设想出更加能够控制人的手段”——这是文化大批判语式。所谓“大批判语式”是这样的：不分基本的好坏对错是非，只求符合某种“政治正确”。唯有启蒙理性才教人学会如何“做人”，所有传统的“人学”都是在让人学会“如何毁人”——这种说法听起来并不陌生，“五四”时期就有，文革时期更不用说。

困惑：“西方的人学”这个概念太过含混，说中国的“人伦之学”没有问题，因为此学一以贯之。“西方的人学”恐怕不能这么说，因为，古希腊罗马的“人学”与近代以来西方的“人学”有实质差别，不然，该如何理解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不断批判自己的传统？

困惑：中国的“人伦之学”可以说是孔子奠立的，但我们能说孔子的为学是在教“如何毁人”？——费解。“任自然之学”这个术语也费解，不过可以帮助我理解，中国的“人伦之学”没有“为人性留下”哪怕可怜的一丁点儿余地——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普遍人性”让晓芒感觉站到他那一边去了。

注意：随后几段对谈完全没法读懂，不明白在讲什么，跳过去……

困惑：接下来晓芒说到“中西文化比较问题，这方面总是能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狂热，这种狂热在今天只会把我们民族拖向更加野蛮、更加落后和更加被世人耻笑的境地”——“世人”指谁？“我们民族”会被哪些“世人耻笑”……费解。

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教士经常且不断鞭挞的对象，因为与“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相违。我以前没接触过这类鞭挞，晓芒的说法让我对这类鞭挞有了认识：

邓晓芒：确切地说，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只有家族主义，只不过是把儒家所立足的宗法制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上去而已。你看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叫嚣，怎么看也就像乡下搞宗族械斗时的那些勇敢分子。这种民族主义需要一个代表他们的大家长，他们也许会抱怨家长没有给他们撑腰、长脸，甚至还会闹事，但骨子里不过是一种“义仆”、“家奴”的身份，并没有独立的民族意识。

困惑：这是哲学家在学理地批判，还是教士在批判学理？——费解。“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费解。“你看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叫嚣”看来指的是当今的某些人，但第一句“确切地说”不是说当下具体某个事件、某些人，而是说整个中国历史。倘若如此，远的不说，晓芒会把在抗日战争中捐躯的中国人的灵魂放在哪里？反对签署巴黎和约的北平学生们上街，倒像是“抱怨家长没有给他们撑腰、长脸”，因此“甚至还会闹事”。

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种族概念，比如香港回归时唱的那首使每个中国汉人感到骄傲的歌：“永远不改变黄色的脸”。这首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歌居然把中国的白种少数民族排除在外了，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发现这一点！

困惑：“政治概念”与“种族概念”的区分是什么，我期待给出像康德哲学那样明晰的辨析，晓芒给出的是一个举例论证，尽管精彩，我还是没有明白“政治概念”与“种族概念”。——费解。晓芒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发现这一点”（我相信如此）——从逻辑上讲，这证明晓芒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发现 [ 了 ] 这一点”。

邓晓芒：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早已想过几百年的那些问题其实是最值得我们去想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当然，我们一旦想，也许会比西方人想得更深一点，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比如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西方人想了几百年，自认为想透了，其实也还没有。不过他们至少比中国人想得深一些，在此之上他们建立起了保护每个人自由的法制社会。

困惑：苏里可能听了这话一时激动，忘了问晓芒，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究竟是西方人想得深还是中国人想得深？是否可以理解为，除了“我们”中国人和“他们”西方人之外，还有一个自由主义教士的“我”，这个“我”比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想得深？晓芒后来的确说到，“正因为传统中国人观念中没有自由和理性这两方面的基因，所以我的思考对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种挑战。”这无异于说，晓芒用自己一个人的头脑既战胜了西方人的愚昧，也战胜了中国人的愚昧……可是，这个比中国人和西方人想“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都想得深的“我”是哪国人？能推论说：哪国人都不是，而是某个“神”？——那倒真的有些儿像柏拉图笔下的某类“神”了……非常非常费解。

困惑：这一节的标题是“哲学”，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热爱智慧”，仅看到自由主义教士的炽热激情？——费解。尽管如此，在随后的“战士”一节，苏里一开始就强调，唯有晓芒是当今中国的“好思想家”“好哲学家”，并以他为榜样来证明：“一个好思想家，好哲学家的本质”就在于，他的“学术、思考工作，是‘战斗’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晓芒的“学术、思考工作”有怎样“很强的针对性”？

邓晓芒：在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先驱者们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只凭思想文化上的论争来解决问题，而一接触现实，就只好投降，因为现实还是支持传统文化的。鲁迅笔下的五四先锋吕韦甫，一旦回到乡村，就只好去教《三字经》。但今天不同了，现实是支持普世价值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口头上的东西，而是打工者维权的利器。

思考：苏里不是说，晓芒是在“思想‘战线’”上“战斗”吗？现在，晓芒自己说“只凭思想文化上的论争来解决问题”是“脆弱的”，“一接触现实，就只好投降”——我想起文革后期的“批投降派”宋江的事情……五四时代的“现实还是支持传统文化的”，“但今天不同了，现实是支持普世价值的”——那么，这种现实的改变是谁带来的呢？是怎样带来的呢？“现实”从“支持传统文化”变成“支持普世价值”没有天翻地覆的革命，能成吗？最有力地改变了“支持传统文化的”“现实”的革命是什么革命？——不言而喻！

刘苏里：可现实需要，与当政者的认识之间，有着巨大无比的鸿沟，这里哲学家有什么可做功的地方？

邓晓芒：不光是哲学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在今天就是要为即将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

困惑：“现实是支持普世价值的”不等于“现实”已经实现了“普世价值”，因此，晓芒自觉地要做政制改革的理论家，为的是再来一次改变“现实”的革命？——费解。倘若如此，晓芒的“学术、思考工作”即便是在“思想‘战线’”上论战，也是为了促成实际的政治行动——他是在搞政治吗？——费解。如果是，他又怎样“为即将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好奇！

邓晓芒：从长远看，中国的国民性改造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我们很多人已经厌烦了这种工作。他们自己就停留在国民劣根性中。

刘苏里：你时常提到这一点，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锐。

注意：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的著名主张——毛泽东当年已经继承鲁迅精神，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闹了一场大革命。晓芒继承的确不仅是鲁迅精神，而且是文革版的鲁迅精神：

邓晓芒：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还是过于纠缠在政治实用主义上，过于峻急了。我讲的人性批判其实是接着鲁迅讲，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素质，不是用来救国，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

刘苏里：这就是你经常谈到的“新批判”么？

邓晓芒：我的新批判就是要指出今天一些人的误区，打破他们自我陶醉的美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面对严峻的现实。我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至于具体的那些理论问题的清理，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三千年的奥吉亚斯牛圈不是一两天或几个人可以打扫完毕的。

思考：十年文革就是十年的不断“批判”——甚至从五十年代的反右开始，在我们中国的“现实”中，“大批判”就没有断过，文革时期更为集中、密集而已——“传统文化”的“现实”就是如此被改变的。我理解了晓芒的“新批判主义”的所谓“新”：要把对传统文化的“大批判”进行到底——警惕！

困惑：“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素质，不是用来救国，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是不是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费解。难道晓芒会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大批判还没有进行彻底？好像是的，因为，“三千年的奥吉亚斯牛圈不是一两天或几个人可以打扫完毕的。”——费解。是否可以设想，只要把毛泽东思想换成“普世价值”，再来一场“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的文化大革命就势在必然？——费解且害怕。

刘苏里：大概只有少数人认为我们面对“严峻的现实”，多数人要么同陈冠中小说《盛世》里说的，嗨赖赖，要么有些事让他疼了，转过身就去感叹、歌颂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呢。

邓晓芒：这种自豪感正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现，在鲁迅的《理水》和许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洪水来了，你看那些没有被淹死的老百姓那个乐啊！当年鲁迅很有些犹豫，是唤醒他们让他们痛苦而死，还是让他们安乐死更合乎人道呢？

困惑：苏里用了“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对比——“少数人”当指那些自己的“人性中”已经有“普世价值”素质的人，他们显然是自由主义者。“多数人”的“人性中”还缺乏“普世价值”的素质，所以他们“歌颂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谁的“盛世”？哪国的“盛世”？不是中国人的“盛世”，中国的“盛世”吗？倘若如此，晓芒把“多数人”的“自豪感”视为“中国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现”，非常费解。从举的鲁迅作品的例子来看，晓芒似乎把苏里说的“多数人”比喻为“没有被淹死的老百姓”，所以他们“转过身就去感叹、歌颂盛世”？无论是不是，总之，晓芒对“没有被淹死的老百姓”的态度是不是有些让人惊骇？——费解。

刘苏里：……问题是，国人，甚至包括自诩为精英的人物，似乎认为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高处，可以指点江山。

邓晓芒：我从来不看好那些高调的精英，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历史将证明他们轻如鸿毛。

刘苏里：多数精英或许是糊涂。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每人陷在挣扎的漩涡中，能看明白事理，很难。我想，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对象，除年轻的学子外，恐怕也包括糊涂的精英吧。我常有冲动：都来读读邓晓芒吧。回到你批判工作话题上来。你觉得，这么多年，尤其在年轻学子这里，你的工作有明显的成效么，以测试你用力的方向是否正确？

注意：苏里已经迫不及待地点题：“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对象，除年轻的学子外，恐怕也包括糊涂的精英吧。”——苏里明显在暗示，要让晓芒发言，教育“糊涂的精英”。

邓晓芒：我更寄希望于年轻人，如班上听课的学生，他们即将走向社会，被逼迫对这个社会进行思考。我努力对他们进行敲打，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效果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工作总是要做的。多年来我的这些研究生大部分没有去投身于政界或商界，而是当教师，这是我感觉最有希望的。至少他们知道在中国，还有人不像一般糊涂的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这种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我相信将越来越大。

思考：晓芒对“糊涂的精英”已经失望，或者“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像鲁迅一样，他“更寄希望于年轻人”。晓芒的大学课堂是锻造自由主义公知精神的地方——自由主义公知的定义是：他们“不像一般糊涂的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他们必须用“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这套观念“敲打”“一般糊涂的中国人”。“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就是树立“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观念——所谓“理性思维能力”等于这套观念。

[ 苏里终于忍不住干脆点了刘小枫这个“糊涂的精英”，晓芒有了一段“新批判主义”的评议。苏里满意了，他把话题转到最后一节“目标” ] 。

刘苏里：好，让我们再回到你的基础工作上来：哲学的讲授。前天，我向一位朋友推荐你的《康德 < 纯粹理性批判 > 句读》。他说，这是能打死人的东西，他很看重这样的工作。……

邓晓芒：《句读》里面有一种精神，就是要将号称最难读懂的西方经典用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加以把握，打破西方经典不可读懂的神话。这难道不是建立中国人自信心的具体工作吗？在今天，我们民族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应对时代的巨变，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逃到故纸堆里自我陶醉。但恰好就有人认为这样认真对待西方经典丧失了中国人的自信了，你看这不是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