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妈祖群岛沿岸的发光藻类 ( Wan Ru Chen/Getty Images)
最近频繁地接触到“遗忘”这个话题。
一个是《千与千寻》里面，钱婆婆说：“曾经发生的事不可能忘记，只是暂时想不起来而已。”另一个是看了一篇阿尔茨海默病的科普文章，患者会不可逆地忘记一切，包括最美好的回忆和最爱的亲人，陷入到一种漫长和静寂的孤独中去。
这么看，钱婆婆还是天真了。
昨天把罗新的《遗忘的竞争》读完了，实在是非常精彩和深刻的文章，令我对遗忘有了新的感悟。
遗忘的意义
如果我们能把一切过去事无巨细地记住，那么庞大的绵延的记忆将像一个无法膨胀的垃圾场，生命成为客观的“过去”，从而失去意义。人类能够决定遗忘某些过去，才能够把过去概况、分类，抽象出概念，而非无穷无尽的具体事物。罗新这句话，说得像诗一样美，像哲学一样深刻：
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
对于生命来说，遗忘比记忆更重要，或者说，正是遗忘塑造了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正在于理解遗忘。记忆取决于遗忘，遗忘造成物理时间的断裂与破碎，使得记忆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意义。
有时，遗忘过去就是为了重新开始，打破时间的连续，就是为了使一个期望中的未来有可能呈现。
人类由于记忆力的衰退，历史由于史料的散失，我们再也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称为失忆。而在人类的历史上，存在着被动的和主动的遗忘，这一过程是暴烈而血腥的，我们或者因不堪回首而不愿回首，或者被政治暴力硬生生掰过脖子不得回首。
“失忆”的提法倾向于强调个人和社会在记忆丧失过程中被动的一面，也就是说，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社会与个人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所以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新兴的遗忘研究则赋予遗忘过程以积极意义，强调的是社会和个人出于当下的需要和明确的目的，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的联系。
历史是遗忘的竞争
历史是记忆之间的竞争，比如两份完全相悖的史料，我们要选出相对准确地一份，或者拆穿所有的谎言；历史是记忆与遗忘、遗忘与遗忘之间的竞争，权力与史笔的冲突贯穿中国史学史，焚书坑儒与四库全书，以焚书与修书来让我们忘却某些过去。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我们今天一律视为史料的那些历史碎片，就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竞争的结果。如果参与竞争的力量比较多元，各竞争力量间的平衡度也比较高，那么留存下来的史料就会显得较为混乱，因而给后来研究者开放的空间就比较大。如果参与竞争的力量比较单一，而且竞争者之间在资源和权力方面严重失衡，那么竞争的结果就会只剩下优胜者整齐划一的历史叙述。
遗忘研究已经指出，要实现遗忘，不仅可以通过缄默，而且可以通过喧哗。全社会对一个事件的缄默不语固然会造成该事件彻底从记忆中消失，而全社会热议与该事件相关的其他事项却完全不提该事件本身，同样会造成该事件的遗失。
历史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史学之树长青
其实历史学的这一发展，恰恰源于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问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记得过去，而不是将来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任何人都宣称自己记得过去，恰恰因为过去是不确定的、可变的。不确定的历史因应现实的需求而改变，历史编纂就成为一项永不止息的政治作业，因而历史论述本身也具有了命中注定的不确定性。
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一章《历史对于生活的利与弊》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关于过去的知识只有在服务于未来与现实，而不是削弱现实、破坏未来之时，才是值得获取的。”他强调，对于历史不应当只看到发生过，而且要看到“不应当这样”。只有站在现实的制高点上，了解和阐释历史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他还说：“对于个体、群体和文化的健康来说，非历史和历史是同等必要的。”尼采的话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中的历史学是有警醒作用的。孔子的“微言大义”，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司马光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都是借着说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下和未来。
族谱不怎么靠谱
我曾经发过一篇关于族谱史料价值的文章，为网友所围攻。有人忿忿不平：我们就是从中原来的，怎么可能这么多代、这么多地方的人一起造假？其实，失忆与遗忘，常常在集体无意识中完成。
十六国北朝的某些姓氏本来出自非华夏人群，经过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原本形式上的鲜明差异消失了，到了隋唐时代，这些家族的后人叙述家族历史时，无不溯源至两汉甚至三代。这种历史认同的转换，可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本形态，现存的家谱、族谱和地方志，都可以提供巨量的例证。
当现代史家开始史学研究时，事实上已参与到古老的历史叙述的竞争之中，他面前展开的场景到底有多大、多清晰，取决于他对历史纵深的敏感。
在我们企图了解的历史中，遗忘如同无边的暗黑，虽然看不见，却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