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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的总供给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个人和家庭能否及时地获得食物。当个人免于饥饿的权利被剥夺之后，即使粮食丰收，对他仍是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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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以其对福利经济学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对社会底层人民与道德的关切，他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 © 壹财网
作者：何帆；来源：何帆工作室（hefancass）
转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一位来自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学家。他就是现正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印度教授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K·Sen)。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设立以来，第一次授予一位亚洲人。
森教授1933年出生于原属印度的孟加拉。他至今仍是一位印度公民。1953年他毕业于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1959年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印度、英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任教。1987年至今，森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2014年，他又被委任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第36任院长。
森曾任国际经济学会、印度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他是英国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和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森编著了20多本书，并发表了200多篇论文。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平等》《贫穷与饥荒》《选择、福利及测量》《资源、价值与发展》《论伦理学与经济学》等。
饥饿、不平等、社会福利，这就是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讲述的故事。
▌免于饥饿的权利
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人生都是短促而艰难的。就在一两百年前，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生存在饥饿状态，而在中国，许多30岁以上的人都留有鲜明的对饥饿的记忆。诚然，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世界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量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但营养不良、饥饿乃至大规模的饥荒在这个世界上却仍未绝迹。
目睹上百万的人口死于猝然降临的饥荒，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悲剧发生？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之所以会有饥荒和饥饿，自然是由于食物匮乏。事实上，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开始，经济学家们主要关心的也是世界人口数量与粮食供应量的平衡。
森提出的问题是：饥荒真的是源于粮食供应量不足吗？或者，如果我们提高粮食产量，就能从此消弭饥饿现象吗？尽管有许多饥荒确实发生于粮食产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饥荒却是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就是一例。
看来，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的总供给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个人和家庭能否及时地获得食物。当个人免于饥饿的权利被剥夺之后，即使粮食丰收，对他仍是无济于事。因此，森提出，为了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人们的权利(entitlement)。所谓权利，指的是一个人通过其所能够享有的合法渠道获得的商品束(commoditybundle)的集合。
权利又可分为“禀赋权利”(endowment)和“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前者是指一个人的初始所有权，比如，他所拥有的土地、自身的劳动力等。后者是指一个人利用自己的禀赋从事生产并与他人交换所能获得的商品束。
当一个人的权利集合中缺乏足够数量的食物时，他就不免会有饥饿之虞。这既可能是由于他的禀赋权利发生了变化
（比如失去了土地或由于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
，也可能是由于他的交换权利发生了变化
（比如由于劳动工资下降、食物价格上升、失业或其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下降，导致他无法通过交换获得包括足够数量食品的商品束）
。
一个人免于饥饿的权利来源于：（1）政治体系。
这要看政府能否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
（2）经济体系。
这取决于微观上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宏观上能维持稳定的经济环境。
（3）社会体系。
比如家庭内部的分工、传统观念中对交换权利和互惠权利的规定，都会影响到权利的分配，并决定着不同的群体在面对饥饿和饥荒时的不同命运
（比如妇女的社会地位往往决定了她们在饥荒中处境犹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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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孟加拉国（当时仍属印度）和现在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发生饥荒。图为一个营养不良的男孩。 © 中国时报
1943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孟加拉饥荒。当时年仅9岁的森是这场饥荒的幸存者之一。31年之后，孟加拉地区再次爆发饥荒，435万人口沦为饥民。森对这次饥荒的调查，成为他写作《贫穷与饥荒》一书的直接动机。
他发现，当1974年饥荒爆发的时候，却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对受灾人口的统计表明，饥荒时期受害犹烈的是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即禀赋权利中仅有劳动力而需要出卖劳动力换取口粮的人口。
1974年左右，发生了一系列最不利于这部分人口的变化：第一，工资水平与粮食价格的交换比率急剧下降。第二，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这两个变化部分地归因于1974年饥荒到来之前发生的一次大洪水，但事实上，在洪水之前，这两种变化便已经出现。森指出，正是这两个因素，从根本上解释了孟加拉饥荒的起因。
森用以解释饥荒的思路被称为“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继《贫穷与饥荒》之后，出现了大批以“权利方法”研究饥荒和饥饿问题的文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
1）1959-1961年大饥荒的直接导因之一虽然是粮食减产，但这主要是由于中央计划者的失误所致，并非所谓自然灾害。
2）其次，分配制度的变化也是导致饥荒的另一主要原因。以工业化为导向的大跃进运动，引起非农劳动力和城市人口的剧增，国家要求农村提供的粮食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3）在这次饥荒中也能看出不同人群在饥荒中受到的不同影响，农村地区的人口受灾程度远较城市人口严重，这似可归因于农民免于饥饿的权利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受到了剥夺
（禁止自留地、征集口粮、在短期开放的农村集市上粮价狂涨、禁止农民逃荒等）
。
4）计划体制时期严重的官僚主义导致对饥荒的反应迟钝。比如当1959年死亡人口急剧上升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出口量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从森和其他研究者的工作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出经济学工具在分析现实问题时的力度。我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1）经济学强调以一般均衡方法研究经济系统，注重考察各种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一角度，我们便可以看出，只是比较总人口数量与总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尽管直观，但却是非常有缺陷的。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预测饥荒，就必须对经济系统的运作做深入的分析，为了更好地预防和杜绝饥荒，就必须保证经济系统运转良好。
2）经济学研究个人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这个约束条件从广义上讲应包括个体决策的制度环境，这便凸现出制度分析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我想顺便指出，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森关于免于饥饿权利的分析方法，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由于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沦入贫困的分析思路非常相似。并不奇怪的是，马克思早已被公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先驱。
▌经济不平等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圈子之外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很吃惊：现代经济学竟然几乎与经济不平等问题无缘。就连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也一直对这一问题视若无睹。
翻开福利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会读到，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讨论的是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一向被经济学家们奉为理想境界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若想增进社会中某一些人的福利，除非减少另外一些人的福利，换言之，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我们已经无法设想一种能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但又不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原有利益。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不考虑福利的分配。
比如，若在几个人中间分一块面包，那么任何一种初始分配都是帕累托最优，哪怕是一人独占而其他人都饿肚子，这是因为，按照帕累托最优原则，即使要求那个独占面包的人给他的同伴分一块面包屑，也会使他的利益受损。难怪，当森在写作《论经济不平等》一书的时候，不无感叹地说：
“就衡量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言，福利经济学的皇家大道，通向的却是荒凉山野。”
为什么要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或者说何以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是更可取的？至少，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悬殊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效率的缺失。第二，收入不平等会造成公平的缺失。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庇古等关心的主要是前者，哲学家如罗尔斯关心的则主要是后者。森强调，全面地分析经济不平等问题，应将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
森在书中考察了对经济不平等的各种测量方法，其中既包括由统计学中而来的范围、相对均值偏差、方差系数等，又包括常用的基尼系数，还包括泰尔(Theil)、道登(Dalton)、阿特金森(Atkinson)等人提出的测量方法。他发现这些测量方法虽各有短长，但却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它们过份地追求完备性而忽略了经济不平等问题本来就是模糊的、多面的、充满了矛盾的、既是实证的又是规范的。总之，统计让现实削足适履了。
森认为，当一个概念是模糊的，但这种模糊却又很有意义时，我们应该做的是，寻找对这一概念的精确表述，同时在这一表述中又保留原有的模糊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着手推动研究的精密化，又不损害问题的现实性。森的研究思路是，要综合各种测量方法，对经济不平等问题做出全面的分析，但并不追求完整的排序。
森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放松假设的条件下仍然能证明，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传统的福利经济学是通过社会福利函数的严格凸性(strict concavity)来证明这一点的。
但问题在于，原有的社会福利函数是通过个人效用函数的加总求得的，我将在稍后的部分谈到，这种加总在逻辑上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严格凸性的假定也过于苛刻。森的贡献在于，他证明了：首先，假定社会福利函数F是收入分配的函数，而非个人效用函数的函数，这样便可以避开个人效用的加总问题，同时，这一社会福利函数F也不必是严格凸性，只要它是对称的、严格拟凸的，就可以满足：若有相同总收入条件下的两种收入分配状态x和y，如果y较x更为平等，则F(y)>F(x)，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为y时的社会福利大于收入分配为x时的社会福利。如果不能判定y较x更为平等，那么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收入分配为y时的社会福利小于或等于收入分配为x时的社会福利
（严格的表述和证明可参见Dasgupta、Sen和Starret1973年发表于《经济理论杂志》上的论文《关于不平等的测量》，或参见Sen《论经济不平等》一书的第三章）
